（第一节）《通鉴纲目》编纂的基本情况
一、《通鉴纲目》的成书
《资治通鉴纲目》虽然被视为朱熹义理史学的代表作品，但对其是否为朱熹亲作，历代学者颇有争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书的“凡例”和部分“纲”为朱熹亲笔，分注“和其余部分是他的弟子赵师渊所写，证据就是朱熹给赵师渊的”八书。“当代学者汤勤福曾对此观点予以了反驳，认为《纲目》确为朱熹所作，所谓的”八书是后人伪造。笔者认为，《纲目》是否为朱熹亲撰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诸多书信和言论得出确切的答案。
第一，凡例是否为朱熹所做。以常理推论，当时朱熹在写作《纲目》之前，应该有了一个所谓的“义例”，作为撰写此书的基本宗旨。而且，如此庞大的工程单靠朱熹一个人是很难胜任的，若求助他人，也需要事先制定一个体例，使得协作者可以据此而撰，以便于统一到自己的思路和体系中。同时，最后的修订也需按照这个依据来进行，避免前后矛盾。因此，撰《纲目》前先立“凡例”当是必然之举。朱熹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条例”（即凡例），《通鉴》节只名《纲目》，取举一纲，众目张之义，条例亦已定矣。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矣。俟悼词，更商榷之。但修书功绪尚广，若得数月全似此两月无事，则可以小成矣。
文中的“条例”、凡例“之语都明白无误地指出朱熹作《纲目》时是有”凡例“的。但为什么”凡例“和《纲目》内容多有冲突，以致被当作”凡例“是伪作的证据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纲目》没有最终定稿，所以全书的内容多有互相矛盾之处。同时，在刊刻《纲目》时，距离朱熹去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内容很可能已经佚失而由其学生补充完成。再加上版本众多，在刻印时难免有误，因此才会造成内容和”凡例“多有不一致之处。徐昭文在作”考证“时就指出了这点，《资治通鉴纲目》，子朱子所修之书也。朱子祖《春秋》而修是书，所以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昭文窃尝读《纲目》而考凡例，据凡例以证《纲目》。今诸刊本所书之纲与所定凡例或多不合”。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凡例”和《纲目》的内容多有不合。所以，用“矛盾说”来证明“凡例”是后人伪造，有生硬之嫌。
第二，朱熹在生前是否已经写成《纲目》。从朱熹的书信中不难看出，朱熹生前已经完成了《纲目》的撰写，至少是草稿已成。朱熹于淳熙二年（1175年）写给吕祖谦的信中就直言：《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净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劳心也。所谓草稿略具不可能只是部分内容，当是基本完成，而且从诸如“休歇数月”，小功程，“不至劳心”这些略带轻松的话语也能推断出来。此外，在朱熹给孝宗皇帝的奏折中也有《纲目》草稿完成的证明：
若臣前奏所谓着书者，则臣自集诸经训说之外，于《资治通鉴》亦尝妄有论次。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为千古之恨。今若少宽原隰之劳，更窃斗升之禄，假以岁月，卒成此书，使于世务略有丝毫之补，则臣之所以仰报大恩者，固不必在与簿书期会之间也。
此奏章是在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十一月所上，文中提到《纲目》“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也可以证明《资治通鉴纲目》的草稿已经完成。结合以上两条可以推断出，《资治通鉴纲目》应该在淳熙二年（1175年）前后已经草就。
在完成《纲目》的草稿后，朱熹竭尽全力想要修缮，而且也着手修订了部分内容，但终究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人意而未能遂愿，他在淳熙四年（1177年）和淳熙十三年（1186年）的两封信中都谈及此事：《通鉴纲目》近再修至汉晋间，条例稍举，今亦谩录数项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得脱稿求教耳。“《纲目》亦苦无心力了得，盖心目俱昏，不耐劳苦，且更看几时如何，如可勉强，或当以渐成之耳。”直至绍熙元年或二年（1190年或1191年），朱熹仍然在努力修订《纲目》，此间数日来整顿《纲目》，事却甚简，乃知日前觉得繁，只是局生。
在这几封信中，朱熹已经明白指出由于事情繁杂和身体状况不好，没有能力再对《纲目》进行修改了，而且在朱熹的最后十年中，也没有其他有关《纲目》修撰的信息了，所以可以断言，《纲目》在朱熹生前并未能够最后定稿。此外，需做注意的是上面几例中朱熹用了“修”字和“整顿”字样，显然是指对草稿的整理改订，这也又一次证明朱熹在世时，《纲目》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后代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李方子说：自有史册而有《春秋》，自有《春秋》而有《通鉴》，有《通鉴》而有《纲目》，其间盖欲晚岁稍加更定以趋详密而力有未暇焉。“黄震也认为：《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
第三，《纲目》的修撰过程又是如何。从朱熹的言论不难推断，《纲目》的初撰以及成稿后的修改不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部分工作是由自己的学生来做的。他在乾道元年（1165年）给蔡季通的信中就提起：“《纲目》数日曾看得否？《高纪》中数诏极佳，如立口赋法及求贤诏，皆合入。更烦推此类添入。有看了册，旋付此童来，幸甚。”乾道九年（1173年）左右，他给李伯谏的三封信中也都提到了《纲目》的修撰事宜：
《通鉴纲目》三国以后草稿之属，临行忘记说及。今想随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东汉之末接三国修之，庶几有绪，易为力耳。
《通鉴》（指《纲目》）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数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当，已托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见修者已殊费功夫，盖旧看正史不熟，仓卒无讨头处。计今秋可了见到者，余者望早付及。
《通鉴》（指《纲目》）诸书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晋事，粗定条例，因事参考，亦颇详密。但晋事最末两三卷未到，故前书奉速……宋以后事分属张元善，已修得大字数卷来，尚未得点勘。若得年岁间无出入，有人抄写，此甚不难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
朱熹于淳熙元年（1174年）甚至还向吕祖谦表示过要向他“求正”：
近稍暇，整顿得《通鉴》数卷，颇可观，欲寄，未有别本，俟来春持去求是正也……此间颇苦难得人商量，正唯条例体式亦自难得合宜也。如温公旧例，年号皆以后改者为正，此殊未安。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
在淳熙五年（1179年）给刘子澄的信中也提及：《纲目》亦修得二十许卷，义例亦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恨相去远，不得少借余力，一加订正。异时脱稿，终当以奉累耳。
以上书信表明，《通鉴纲目》草稿完成前后，朱熹都将部分内容分付他人，或要求撰写或征求意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自己精力所限，不可能独自完成《通鉴纲目》，所以要请若干助手共同修撰；二是“但恐微细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须明者一为过目耳”。
所以总体来看，朱熹在生前几乎肯定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的草稿，在以后的时间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全部修订。这也使得该书迟至嘉定十二年（1219年）才有了初刻本，此时距离朱熹逝世已经有十九年了。此外，还需对四库本《资治通鉴纲目》中的“八书”作一浅显的分析。这八封朱熹给自己弟子赵师渊所写的信原本在《讷斋赵公文集》（已佚）中，后为王柏发现，故刊刻《纲目》时一并录入，而肯定《纲目》不是朱熹亲着的学者也多是以之为凭证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述，朱熹在成书过程中曾多方向学者请教，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朱熹在修订《纲目》时，也肯定和赵师渊有过交流，但不能就此断定赵师渊就是《纲目》的作者。下列信中主要内容：
《纲目》看得如何？得为整顿，续成一书，亦佳事也。
《纲目》能为整顿否？得留念幸甚。
《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但观数处，已颇详尽。“东平王苍罢归藩”，连下文幸邺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补之矣。
所补《纲目》幸早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为一一看过否？若闲中能为整顿得一番，亦幸事也。
所补《纲目》今附还，亦竟未及细看，不知此书更合如何整顿？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朱熹是将《纲目》的部分甚至是主要内容请赵师渊来写，但仔细分析则不然。第一、二、五条都用的是“整顿”字样，可见朱熹给赵师渊所看的稿子已经成形，希望他帮助修改；这点在第三条中能够得到明证，因为使用了“元本”，而朱熹所说“不能细看”的必然是赵师渊对“元本”也就是草稿加以改正的“修订本”，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或遗漏或错误的地方都由赵师渊来改正，也有相当内容是经赵师渊指出朱熹改正，所以才有“已依所示者补之矣”之语。而在第五条中朱熹也是用了“所补《纲目》今附还”，如果朱熹看到的是赵师渊亲自所写的，必然不会用“补”字，这显然是说赵氏主要是对朱熹本子进行修改而非自撰。第四条中，朱熹提到“提要”，即指“纲”，这是朱熹提醒赵师渊要对“纲”仔细审视，同时也暗示他对《纲目》的修订应当按照“纲”来进行。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纲目》的草稿在朱熹生前已经完成，主体内容也是朱熹亲撰，但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全部修订，所以并未刻印。当然，在撰写的过程中，有多人参与，但主要工作是根据“条例”对草稿进行审核、修改、补充。我们现在看到的《纲目》应该说不是朱熹本的原貌，但可以肯定主体框架特别是“纲”应当不会与草稿相差太大。另外，因为“目”和“论”是按照“纲”来写就的，所以不要因为其中部分段落可能非朱熹撰写就加以忽视，这是在阅读《纲目》时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二、《通鉴纲目》编撰的原因
由于皇帝亲撰书序并赐书名，《资治通鉴》成为宋代最受推崇的史学巨着，于是续作、改作纷沓而至。朱熹也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着《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同时，他对《资治通鉴》也有异议，并成为编撰《通鉴纲目》的主要原因。朱熹所言《资治通鉴》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统观念偏差。《通鉴》纪三国史事使用的是曹魏的年号，司马光指出这是因为史书纪事的需要，所以“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但是朱熹认为，以魏为正“其理都错”，应该以蜀汉为正统，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缘此遂欲起意成书。“只有将蜀汉奉为正统，朱熹”方得心安耳。朱熹不仅主张三国时期当以蜀汉为正统，在其他历史阶段如秦灭东周统一六国前，楚汉相争之际，五代时期也都与司马光意见相左，这也使得《通鉴》和《纲目》在纪年上多有不同。
第二，史事记叙繁多。司马光着《通鉴》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深感千余年来史书浩繁，“常欲删取其要”，编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书成之后，只有王胜之阅读过一遍，其余的人没看几卷就有困意了。朱熹也有此看法：《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
有鉴于此，司马光才有后作《资治通鉴举要》的撰写，然而“《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故朱熹决定写一部内容更为简略的《通鉴纲目》来解决这个问题，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一方面，朱熹在书中大量削减了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内容，如皇帝出宫，还宫，两国来往，宗教迷信等；一方面，由于纲目体例的”特殊性，“使得整个历史叙述显得繁简适当，眉目清晰。《通鉴纲目》能够在元明时期占据史学中的重要位置，当然与其有补于政治不无关系，但本身简练的特点应该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难怪朱熹很得意地宣称：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
第三，妨碍识认“义理”。朱熹屡言，读书是为了认识“义理”，而且一定要广博，无论“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都在可读之列。但读书不是草草而过，需要精熟成诵，反复涵泳，如此才可以懂得“义理”，贯通一切。所以朱熹一直强调：
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
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无，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晓得义理，又皆记得，固是好。若晓文义不得，只背得，少间不知不觉，自然相触发，晓得这义理。
史书的阅读也应当如此：
如史书要见事变之血脉，不可不熟。
史且如此看读去，待知首尾稍热后，却下手理会。
但是《通鉴》记事“都是连长记去，一事只一处说，别无互见，又散在编年，虽是大事，其初却小，后来渐渐做得大。故人初看时，不曾着精神，只管向后去，却记不得”。因此，朱熹告诉学生，为了更好地记诵史事，可以先读有关的纪传体史书，再去读《通鉴》：
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一代帝纪，更逐件大事立个纲目，其间节目疏之于下，恐可记得。
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
每看一代正史讫，却去看《通鉴》。亦须作纲目，随其大事札记某年有某事之类，准《春秋》经文书之。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认识义理的需要，朱熹决心编撰一部便于记诵的史书以备常用。事实上，《纲目》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故有学者说“《纲目》是部通俗性史书”。
三、《通鉴纲目》的影响
《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后，受到了儒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不仅注释考证之作不断出现，续写作品也层出不穷。同时，这部史着对政治和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史学影响。《资治通鉴纲目》对史学的影响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
其一是从南宋开始的注释之作。主要包括：以彰显义旨为主的南宋尹起莘之“发明”（约1222年）、元代刘友益之“书法”（1329年），以辨析文字为主的元代汪克宽之“考异”（1343年），以训释名物为主的元代王幼学之“集览”（1324年）、徐昭文之“考证”（1359年）以及明代陈济之“集览正误”（1422年）、冯智舒（一说刘宏毅）之“质实”（1465年）。明时，七家注散入朱熹原书中一并流传。
其二是续写之作。其中主要包括：
南宋宋理宗时，陈均《皇朝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主要叙述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实事。陈均也交代了写该书的目的：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例之精密。盖所谓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传》备言之体也。自司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无复遗憾。均窃不自揆，辄仿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可见，陈均对朱熹在《纲目》中的“书法原则”还是不太满意的，所以才有此作。马端临引《直斋书录解题》评论：大抵依仿朱氏《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今存者三十卷，以”举要“合入”备要，并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相关内容加入，通称《宋九朝编年备要》，或简称《宋编年备要》。
宋元之际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该书是以金氏对《通鉴前编》的缩写，其以《通鉴举要》为纲，以《通鉴前编》经传子史之文为目所合并而成，年代上断自唐尧，下接《资治通鉴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