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人多道东汉名节无补于事。某谓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自是可保。未说公卿大臣，且如当时郡守惩治宦官之亲党，虽前者既为所治，而来者复蹈其迹，诛殛窜戮，项背相望，略无所创。
第二，公私标准。“公私”的概念早已有之，荀子就说过：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到了宋代，公私”与“义利”相联系，且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述，胡宏之语可作为时人共同的看法：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简单说，公私之别就是”为己“还是”为人（国）。“朱熹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公私”也是他重要的标准。
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可以称为“智囊”，也都建立了不世之功业。但以“公私”衡量，优劣立现，因为“子房（张良）用智之过，有微近谲处，其小者如蹑足之类，其大则挟汉以为韩而终身不以语人也。若武侯（诸葛亮）即名义俱正，无所隐匿。其为汉复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补于天下后世，非子房比也”。在朱熹看来，张良辅汉的行为不是出于义，出于公，而是为了报秦国灭韩之仇，出于私利。诸葛亮辅佐刘备则完全是为了复兴汉室，是公是义的行为，所以张良远远比不上诸葛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熹对诸葛亮有非常高的评价：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看武侯事迹，尽有驳杂去处，然事虽未纯，却是王者之心。管仲连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称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甚至会对他的失误而进行开脱，”孔明失三郡，非不欲尽徙其民，意其仓卒之际，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则岂有穷哉？
如果说朱熹因公心而“力挺”诸葛亮，那么他也因私意指斥刘邦、李世民，认为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高祖斩丁公，赦季布，非诚心欲伸大义，特私意耳，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朱熹甚至将只着意于维系江东政权的统治者孙权称为”汉贼，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时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以“公”与“私”为标准，朱熹还进一步区分了“仁”和“仁者之功”。他认为，三代之后的一些君主虽然客观上造就了王朝的兴盛局面，但都不能以“仁”称之，如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因为他们是出于”私利“而非”公心，“故只能被视为有”仁者之功，“即使是被孔子称为”如其仁“的管仲也只是有”仁之事功。“赵普也是如此，如本朝赵韩王，若论他自身，煞有不是处。只辅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同时，朱熹还区分了“行仁和假仁”的不同：
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强，财赋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众，非有仁之实也。成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于水火之中，是行仁也。齐桓公时，周室微弱，夷狄强大，桓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只是仁之功，终无拯民涂炭之心。谓之行仁，则不可。
“行仁”是源于内心天性中的“公德”，行为和动机是统一的；而“假仁”则只是借仁之名义来行事，动机和行为是分离的，所以成汤是“行仁”，而齐桓公是“假仁”，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也是“假仁”，唐太宗更是“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也因之，朱熹指出，三代之后君主的“仁者之功”虽然表面上可以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业相媲美，但一出于公，一源于私，所以只是形式上的“暗合”：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盖举其始终而言，其合于义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义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
第三，经权标准。“经权”是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另一个重要标准。“经”是指天道、常道，具体而言就是纲常伦理，这是永恒不变的需要严格遵循的法则；权则是依据形势灵活处理问题的变通举措。
朱熹认为，做任何事情需要依经则依经，需要权变则权变，不可拘泥于常道而不知变化，这就是圣贤和百姓的区别。他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则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熹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对太伯、伯夷、叔齐的评价：
泰（太）伯、夷、齐事，鄙意正如此。盖逃父非正，但事须如此，必用权然后得中，故虽变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传》为据，便谓泰伯未尝断发文身，此则未可知。正使断发文身亦何害也。
据《史记》载，古公亶父有心将天下传给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身为长子的太伯逃到南方荒蛮之地；孤竹国君想传位于二子叔齐，长兄伯夷遂离开家乡以避嫌，但是叔齐也没有接位，于是和其兄一起躬耕于首阳山。按照礼法要求，作为孝子不可以擅自离开父母的身边，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所以，太伯、伯夷、叔齐的行为都属于“非正之举”。但朱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三人必须这么做，才能够“得中”，所以，虽变而不失其正。
又如对大舜和皋陶的评价：
皋陶之执、舜之逃，天理人伦之至，圣人之心所必行也，夫岂立言之说哉？圣人顾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则轻重缓急之间于是乎有权矣。故缘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议之说生焉。然其所谓权者，是亦不离乎亲亲贵贵之大经，而未始出于天理人心之外也。
皋陶是舜帝时的贤臣，舜帝任命他做刑官，以五刑来惩罚作奸犯科之徒。尧在年老时指定舜为继承人，但在尧帝三年之丧过后，舜并没有接受王位而是躲到了南河，意欲将王位让与尧子丹朱。舜一向是三代时期的贤王代表，是崇尚德治和遵守礼制的典型，而任用刑官、明示刑法显然与以德治国的政策有冲突，而不守旧约、弃位逃跑更违背了礼法的要求，但朱熹指出这是圣人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而采用的权变之举，所以没有脱离常经的范围。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朱熹认为无论是按经行事还是以权行事，只要不失正道，都能够得到认可，所以，权而不失其正，则并行而不相悖矣，盖权不离正，正自有权，二者初非二物也。
朱熹的经权之论虽然包含着“为尊者讳”的意思，但很好地解决了评价历史人物时可能产生的“矛盾”。我们知道，两宋学者特别强调“常道天理”，但在评价贤圣人物不合“常理”的行为时则有所欠缺。“权变”思想以及“经权合一”的观念则弥补了这个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权变”不属于“离经叛道”，但宋代理学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常”是“经”，所以朱熹说“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因为只有突出“常道”，才能够建立“内圣外王”的支点，才能够彰显“义理”精神。
（第三节）“实”义并重的史书评论
在朱熹的诸多论述中，有大量对古代史着的评价。评价内容既包括文笔和史料，也包括所含的义理。
第一，优美的文笔。“文笔”属于史书评价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善序事”。刘知几《史通·叙事》中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吴缜《新唐书纠缪序》中也说，史着“必资文采以行之”。纵观流传到现在的史学着作无不是工于叙事的作品。
朱熹也将文笔作为评价史书的核心内容。如他对胡安国的《春秋传》十分看重，认为其议论有“开合精神”，同时也非常赞赏其文笔：“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论义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见此老胸中间架规模不草草也”。朱熹对赵明诚的《金石录》也从文字上予以了肯定：明诚，李易安之夫也，文笔最高，《金石录》煞做得好！“朱熹所着的《资治通鉴纲目》常常引用胡寅《读史管见》中的议论，也是因雅致的文笔，胡侍郎《读史管见》，其力文字与所见处甚好”。
第二，真实的史料。历史纪录固然离不开文笔，优美的字句确也能使史书增色不少。但史着毕竟有别于文学作品，实录才是其根本特点。因此，史料真实与否也成为历代史家评价史着的重要标准。如《史记》受到班固的称赞，就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魏书》被称为“秽史”，也正是因为魏收违背了史书的实录精神。历史上的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受人尊敬也是由于他们坚持“据实直书”，朱熹亦然。如前所述，胡寅对唐朝官修“时政记”非常不满，认为损害了史书“求实”的原则。朱熹也有相同的看法：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着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他褒奖吕祖谦的《大事纪》做得很好，批评李焘的《长编》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略有欠缺，也是根据他们对历史事实考订精审的程度而得出的结论：
看《大事纪》，云：其书甚妙，考订得仔细，大胜《诗记》。
论李仁甫《通鉴长编》，曰：近得周益公书，亦疑其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实处。
对于那些不加考证，广引传言的史着，朱熹则报以否定的态度，如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但是，朱熹对于史料是否真实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孔子的记载，即以孔子所是而是，以孔子所非而非，如果与孔子的记录有出入，肯定必然属于谬妄之说。比如，他对《史记》的记述颇有微辞，认为不应该以黄帝为首：
所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此尚为知所考信者邪？
既然孔子在《易传》中记载有伏羲、神农，可见二者在历史上先于黄帝而存在，但是司马迁却依据《古文尚书》和《大戴礼》的说法首列“黄帝本纪”，这明显是对圣人着作的否定，这样的史书怎么能成为信史呢？
朱熹甚至直接指出，司马迁修史当严格遵循圣人主旨，不该别寻他法。“孔子修六经，要为万世标准。若就那时商量，别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经得。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议论！如某退居老死无用之物，如诸公都出仕官，这国家许多命脉，固自有所属，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着，这事煞利害，千万细思之”！
朱熹不仅以孔子之言评论《史记》，也用来考订《左传》记事是否准确。《左传》于鲁僖公六年载有“武王克殷，微子衔璧”之事，朱熹指出，《论语》只言微子去之，初无面缚衔璧之说，所以不应该舍孔子而从左氏。
第三，蕴含的义理。作为义理史家，除了文笔和实录外，义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史书评价标准。所以朱熹一方面肯定文辞和考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要沉溺于其中，当以义理为重。“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若论为学，则考证已是末流”。“读古人之书”……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
在其他史论中，朱熹也多次以义理来评判史书的优劣。如《左传》虽可补充《春秋》的史事，但却缺乏义理。
且《左传》有什么道理？纵有，能几何？
（左氏）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