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以理为本的历史观念
清人全祖望曾这样评价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综罗百代”四个字非常明晰地概括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朱熹的“贡献”不仅仅是在理学领域，在史学、经学、文学等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或许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段，朱熹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后改仲晦、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他出生、成长以及成年后的主要学术活动都是在福建，所以他的学派又被称为“闽学”，或称“考亭学派”。朱熹的学术深受其父朱松的影响。朱松（1097年-1143年），字乔年，号韦斋，历任建州政和县尉、南剑州尤溪县尉、秘书省校书郎、着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参加过神宗正史与哲徽两朝实录的编修，后因反对与金人议和，触怒秦桧，辞官不做。其学源于二程的得意弟子杨时，慕为贾谊、陆贽之学久之，又从龟山杨氏门人问道授业，践修愈笃。“朱松对史学也十分重视，朱熹回忆说：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这对于朱熹以后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朱松辞世时留下遗嘱，让朱熹向自己的三个朋友即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求道问学。刘致中，名勉之，是二程门生杨时的弟子，专攻二程理学。因所居之处有白水，故有“白水先生”之称。他与朱熹关系特别密切，视朱熹如子侄，还把女儿嫁给他。刘彦冲，名子翚，号病翁，隐居屏山下，有“屏山先生”之称，他对朱熹的教导在于儒佛一致论。胡原仲，名宪，因居籍溪旁，故被称为“籍溪先生”，他是朱熹师事时间最长的老师，达十余年之久。朱熹在24岁时，又拜于李侗的门下，正式成为洛学的第四代传人。朱熹在求学的过程中，不仅仔细聆听诸先生的教诲，还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广泛切磋，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兄弟、陈亮等人，这也是其学术成就能够高出别人的原因之一。
朱熹虽然学识渊博，成就卓着，但在仕途上却并不顺畅。他在19岁就已经进士及第，但是登第50年，任地方官仅9年，立朝才46日。或许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徒授学，着书立说。
朱熹的史学着作很多，包括《资治通鉴纲目》59卷、《伊洛渊源录》14卷、《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曾子固年谱》1卷等书。他是中国史学史上“纲目体”史书的开创者。同时，朱熹在吸收包括三胡在内的前辈史家学说的基础上，将理学中的核心观念融入史着和史论中，使南宋的义理史学达到了顶峰。
历史循环论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观念，它起源于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其基础上，《吕氏春秋》结合阴阳理论，构建了一个贯穿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历史循环思想体系。西汉时，今文学家进一步发挥“五德终始”说，并以之来解释秦亡汉兴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中董仲舒提出的“三统三正”理论最有代表性。到了北宋时期，旧有的历史循环论获得了新的内涵。其中程灏、程颐兄弟以“天理”作为历史的本体，使之获得了更富思辨性的终极依据。胡安国父子也都对之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特别是胡寅，用“天数”观念较为系统地说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但总体来看，无论是二程还是胡宏、胡寅，在对“天理”的认识上还处于较浅的层次。而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理不仅占有绝对主体的地位，还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朱熹首先肯定了“理”是历史的本体，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而且此理”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做坏，终殄灭他不得耳。“同时，为了使历史之”理“不流于如佛道一样的玄虚境地，朱熹又借用了张载的”气学“学说对”理“的内容加以完善。他指出，一切事、物、器都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则，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这样就使得现实世界成为了形式（理）和质料（气）的统一体。通观朱熹理气之说，他一方面指出理要借助气产生万物，并要借助气来运动，所以气的运动形式也就是理的运动形式；一方面说明理是万物的根本，决定着它们的发展变化，所以万物要遵循理的运动轨迹。这样，天理的循环和人类历史的循环就被逻辑地统一起来。
朱熹不仅创造了“理气论”作为历史循环的本体论依据，还通过“有对说”进一步说明历史循环的思想基础。先秦的《易经》中已经有明显的辩证观点，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到了宋朝，王安石的“耦中有耦”，二程的“万物有对”，胡寅的“盛衰相继”也都是辩证思想的具体表述。朱熹在吸收这些先哲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之物未尝无对”的命题。他认为：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默，有动便有静，“东西、上下、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天地间物，未尝无对者”。而且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失一方，则另一方不能独存，“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他还指出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正蒙》云：阴阳之气，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緼相糅，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盖谓是也。既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是无单有双，无独有偶，人类社会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兴衰成败的相继不绝也就顺理成章了。
朱熹还通过“感应”原理说明了历史运动变化的必然性：
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来，一语一默，皆是感应。中人之情，半善半恶，有善则有恶。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圣人在上，兢兢业业，必日保治，及到衰废，自是整顿不起，终不成一向如此，必有兴起时节。唐贞观之治，可谓甚盛，至中间武后出来作坏一番，自恁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极矣！
一往一来，感应之常理也，自然如此。
盖阴阳之变化，万物之生成，情伪之相通，事为之终始，一为感，则一为应，循环相代，所以不已也。
天人感应之说，起源于《尚书·洪范》。《洪范》中说：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指君主的政策措施能够影响天气的变化。到了《春秋公羊传》中，将灾异与人事相联系的内容更为丰富。据统计，《春秋公羊传》有16次明文指出：此何以书？记灾也。“32次点明：此何以书？记异也。”总共48次的“灾异”都被与人事相联系。如“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何休在注解中说：旱者，政教不施之应。先是桓公无王行，比为天子所聘，得志益骄，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按何休之解，旱灾乃政教不施之应。对天人感应学说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在应对汉武帝之策时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就是灾异谴告说。他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所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一是“人副天数”说，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来源于天。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人感应”说主要是来限制君权，但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显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在于政治劝诫，而朱熹是用它来说明社会历史循环的原因。
朱熹历史循环思想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为宏观层面，一为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讲，人类历史的变化是按照元、会、运、世的次序周而复始的。1元等于12会，1会等于30运，1运等于12世，1世等于30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12会，360运，4320世，共129600年构成一个循环过程，此即为1元。前1元和后1元相互衔接，就成为一个历史周期，循环往复，连续不停。朱熹还详细概括出了每1会时历史的具体状况，如第1会，第2会时，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3会谓之开物，人、物方生，此时属寅，到得戌时，谓之闭物，乃人消物尽之时也。1会等于18000年，这也就是说在宇宙开始的21600年时，这时还没有人和物；第3会时，即经过了3万多年，才出现了人、物，人们称此为开物时期。如果说第1会为子，第2会为丑，开物的第3会为寅，经过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酉会到戌会，即86400年为闭物时期，这时人、物消尽，直到亥会。至此，1元结束，到得1元尽时，天地又是一番开辟，“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展演变的。显然，这是借用了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中的历史循环内容。从微观层面看，朱熹将人类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的循环往复运动。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治乱相继，盛衰更迭的一个过程，所谓”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从古至今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点，”国家气数盛衰亦恁地。尧到70载时，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个舜，分付于他，又自重新转过。若一向做去，到死后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恁地持盈守成。到这处极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汉至宣帝以后，便一向衰。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国统屡绝，汉兴之初，人未甚繁，气象刬地较好。到武帝极盛时，便有衰底意思，前汉如此之盛，至光武再兴，亦只得三四分，后来一切扶不起，乱极必治，天道循环，自是如此。如五胡乱华，以至于隋，乱之极，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
总之，朱熹将理气论、有对论、感应论、元会运世论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历史循环思想体系。而且，该理论既以形而上的“天理”为核心，又将历史发展的经验贯穿于其中，大大深化了宋代学者的历史思维深度，也使其具有了相当明显的“义理”特色。
但同时应当看到，朱熹所主张的历史循环并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要根据形势有所因革损益，比如封建井田制度。前已指出，胡安国父子非常赞成通过恢复封建井田制度重振宋朝国威，而在朱熹看来，这种建议实属荒诞。因为周初封建是周公根据“自然之理势”，现在和当时的形势“煞隔霄壤”，所以根本不可能推行：
封建实是不可行。
似恁时节，却要行井田，如何行得？
如今学问，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采摭故事，零碎凑合说出来，也无益甚……要之，后世若有圣贤出来，如仪礼等书，也不应便行得。如封建诸侯，柳子厚之说自是。当时却是他各自推戴为主，圣人从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将一州一县封某人为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数世之后，其弊非一。
如果一定要恢复封建、井田，恐怕只能适得其反。不但是封建井田不可实行，就是古代的其他制度，也不能用于今天，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古人见成法度不用于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处”。
在此基础上，朱熹还进一步提出了“因革”的标准，也就是“义理”。他说：且古者禅授之懿，莫如尧舜之盛，而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因革损益，顾义理如何尔，亦何不可，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这样，朱熹的历史时势论又统一到他的义理史观中了。
朱熹不仅通过时势之论补充历史循环思想的不足，同时也没有忽视个体特别是君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君的“心术”十分重要，因为“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术者”。所以，只要人主心术公平正大，自然能够“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使国家昌盛，人民富足。即使历史的盛衰“虽鬼神有所不能违也”，但只要君主怀着谨慎之心去面对各种困难，处理各种问题，自可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延缓王朝衰世的到来。他还通过对唐玄宗天宝年间治国的假设，说明人主心术的重要作用：如明皇开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宝之放肆，则后来亦不应如此狼狈。可见，在朱熹的观念里，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天道还是不可变更的规律，都不是绝对地排斥人事的作用，而人君心术更是能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第二节）义理为旨的人物评价
历史的主体是事件，事件的主体是人物。所以在历史学中，对人物的评价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朱熹的史论而言，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当然，义理是他的主要评价原则，具体包括气节标准、公私标准、经权标准。
第一，气节标准。在中国古代，气节被认为是衡量个人品格的重要标准。齐国太史和董狐能够成为史家的楷模，就在于秉笔直书中所体现出的“气节”。在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气节更成为“论人”的不二法则，这点也体现在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
如三国时期的荀氏家族，虽然连续几代都位列高官，备受尊崇，但就“气节”而言，却是日趋“衰落”。朱熹说：尝观荀淑能讥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孙犹自倒东来西，况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为贼佐命，亦何足怪哉！“朱熹指出，东汉的荀淑曾经不惧权贵，指斥当时专权的梁太后和大将军梁冀，而到了其子荀爽时已然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对玩弄东汉皇室于股掌之中的董卓不敢有任何的微辞；到了第三代荀彧时更是”叛逃“汉室，投身于被视为”奸雄“的曹操。荀氏三代在”气节“上呈现出多么强烈的对比！又如霍光，对于西汉王朝的稳定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且在其”辅政“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但朱熹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了霍光的“气节”，认为他“临大节亦大有亏欠处”。从史实来看，显然这是针对霍光妻霍显毒杀许皇后而霍光没有过问此事而言的。
朱熹不仅关注历史人物的个人“气节”，同时也十分注重一个时代的整体“气节”。如他对东汉士大夫重视名节的风气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