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一，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旋即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十月十三，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十月十四，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京师百姓纷纷加入战斗，从房顶投掷砖石。瓦剌军逡巡不敢进，明军乘机追击，瓦剌又败退数里。也先原想借英宗身价逼迫明军投降，却屡战屡败，士气大跌，成功无望，不得不于十五夜间拥着英宗西退。十一月初八，瓦剌退出塞外，北京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进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
然而，景帝朱祁钰此时的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朱祁钰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景帝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大朝势头。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罕有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景帝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擎制？
于是，朝廷这边一再拖延，瓦剌也先倒是沉不住气了，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上皇。”景帝便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说：“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景帝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我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我坐在这里，现在又出尔反尔，我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思。”
景帝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还是于谦对景帝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于是便站出来说：“皇位是完全确定了，任何人都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景帝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对于谦说：“从你，从你。”商议后，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景帝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宫内。
景帝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英宗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景帝却回答说，前日收到英宗的手书，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有没有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十五，英宗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英宗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于东安门下辇迎接，英宗下轿答礼。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英宗“驾入南宫”，开始了七年的幽禁生活。七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虽然被囚禁在南宫，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景帝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景帝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如果说当时景帝即位还是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景帝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制的破坏。因而，景帝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出乎意料地，汪皇后却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认为景帝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景帝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景帝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景帝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景帝的意思，但他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景帝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景帝便去问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建议景帝先贿赂大臣，景帝欣然采纳。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景帝在为易储做准备。然而，景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景帝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景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
不久，景帝正式提出易储之事。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于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有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情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史料为了美化于谦，将于谦说成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人。诚然，于谦的赫赫功劳足以掩盖他曾经彷徨困惑的心态，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朝廷重臣，他当时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对混乱的政局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做出的选择，不但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还将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谦在皇室问题上一再彷徨，直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不久后，景帝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多少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英宗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仁至义尽。而自己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自己像囚犯一样囚禁在南宫内，还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他的后望。此时英宗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到底谁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景帝朱祁钰出于私心，废除了英宗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将破坏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推向了极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夺门之变。
景帝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只有皇后汪氏一人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景帝大怒。没几天，汪皇后被废，幽于宫中。景帝另立杭妃为皇后。
历史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景帝朱祁钰费尽心机，废掉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甚至不惜讨好群臣，废除原配皇后汪氏。这一赤裸裸的出于私利的做法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朱祁钰在改立太子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胜利太短暂，朱见济当太子仅仅一年，便夭折在襁褓之中。因为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历史的天平再次向朱见深倾斜。民间甚至有不少议论，认为景帝朱祁钰夺兄位废兄子，是犯了天忌，所以老天爷都不帮他。
英宗朱祁镇回来以后，以太上皇的身份住进南宫。刚开始，英宗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英宗被禁锢在南宫，不得出入。景帝视英宗为最危险的政敌，特意加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允许英宗和外面交往，生怕英宗借机联络群臣复辟。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当时英宗朱祁镇率京军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王骥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官迷的味道，因此于谦很讨厌他。王骥见景帝虽然当权，但却没有儿子，当今太子依然是英宗之子朱见深，这皇位搞不好将来还是要回到英宗手中。因此，对英宗极为照顾，这倒是大大出于景帝的意料。
英宗因为当过十几年皇帝，皇宫中的老太监大都跟他很熟，看守南宫的老太监阮浪便是其中一个。阮浪是个念旧的人，服侍英宗极为周到，英宗因而很是感激。有一回阮浪过生日，英宗将自己用过的金刀送给阮浪作礼物。这金刀是天子之物，制作十分精致，阮浪门下宦官王瑶见到后爱不释手，阮浪便大大方方地送给了王瑶。这一送，便送出了一场大狱。
王瑶与锦衣卫指挥卢忠交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卢忠听说金刀是太上皇之物后，立即起了歹念，将王瑶灌醉，偷了金刀去告发，说太上皇与阮浪、王瑶勾结，图谋复辟，金刀便是证据。景帝听说后非常重视，立即下令逮捕阮浪、王瑶，酷刑逼供，希望能就此牵连出太上皇。但阮浪和王瑶都甚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只是太上皇的生日礼物。景帝却不肯善罢甘休，穷究不已。大概在朱祁钰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英宗于死地，现在机会自动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卢忠也得不断上堂作证。卢忠不过是想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卢忠害怕之极，便开始装疯卖傻，竟因此得以逃脱。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景帝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年纪已大，不久后死在狱中。
卢忠事件后，景帝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宫的防守，还派人将南宫外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越树木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南宫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英宗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英宗暗中结纳，于是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景帝欲暗察外事，乃命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朱祁钰针对亲兄长所采取的防范。
英宗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宫晒太阳，突然发现宫外的树木都没有了，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景帝派人伐掉了。英宗大为惊惧，当即坐倒在地。此时，南宫满园的花草都含着悲意，射在高墙上的斜阳惨红如血。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供应英宗的伙食也不是很好，一家人生活颇为艰难，英宗皇后钱氏不得不做一些针线活儿，托人带到宫外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可以说，英宗的软禁生活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英宗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在中国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说，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英宗的转变就是从心开始的，他强烈地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英宗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这样看来，英宗后来重新登上皇位后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来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