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中的两句话非常关键：“皇太子可于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及“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也就是说，皇帝是李显，只有当新皇帝遇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时才考虑听取武后的意见。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以武则天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武则天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武则天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武则天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显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7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裴炎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7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天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而这场风波又是由他的亲生儿子、当朝皇帝李显引发的。
李显从前做皇子、太子时奈何不了母亲，现在他好歹也是个皇帝了，当然不愿继续那样的生活。李显要培植自己的党羽，从母亲的手里夺回权力。
李显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妻子韦氏的家族，而韦氏也急于让自己的家族鸡犬升天。于是，李显一下子就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还没一个月工夫，他又打算将老丈人直接升为宰相，并让自己奶妈的儿子也同时当五品官。宰相裴炎当然不能同意天下掉下一个新宰相来分权，何况这官也未免升得太快太不成样子，于是坚持不同意这项人事安排。李显立刻勃然大怒，不择言，竟说“我就算把天下让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裴炎听中宗这么一说，又惊又惧，连忙向武太后如实汇报。
李显和韦氏如此轻率地表现出急于掌权当“真皇帝”的心态，将他们自己推向了深渊。武太后随即与裴炎等人商定了废帝的密谋。
高宗去世后的第二年二月六日，武太后召集百官聚于乾元殿，在羽林军的簇拥下，裴炎宣读了废中宗为庐陵王的诏书，命人将中宗带下殿去。李显猝不及防，问：“我何罪？”武太后徐徐答道：“你要把天下送给韦玄贞，还敢说没有罪？”
一句气头话，葬送了李显的前途。李显仅仅做了一个月皇帝，就被废了。倒霉的韦玄贞则被一撸到底，流放钦州。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糊的一条，也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法理依据。武则天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后立自己最小的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王妃刘氏为后。有了中宗的前车之鉴，李旦、刘氏的傀儡帝后当得更狼狈。他们甚至连皇帝的宫殿都无权入住，只能居于“别殿”，更别提过问什么政事了。所有的事务，都由武后端坐在紫宸殿的骖紫帐后处理。
当年二月八日，为了避免曾经监国的儿子趁乱东山再起，武后派金吾将军丘神勣去巴州察看李贤流放的情形。丘神勣此去当然不仅仅是察看而已，因此他抵达巴州不久，李贤就于三月初五被迫自杀，时年31岁。为了遮掩，武后指责回朝复命的丘神勣误传旨意，将其贬为叠州刺史。当然，没过多久，丘刺史就又官复原职了。高宗的另几个儿子当然也被划在可能搅局的范围内，他们都被调离了从前的封地，离开了故地上营造的人脉势力。
载初元年，武则天掌稳了政权，攒足了人气，正式称帝前的准备工作已圆满完成。九月，武则天的亲信傅游艺领着九百多名不知所以然的“关中百姓”联名上表，请武太后改国号为“周”，让皇帝李旦改名武旦。
武太后推辞了请求，却将傅游艺提拔为给事中。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于是众人闻风而动，一时间，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还有各色僧侣道士都随即上表，请太后改国号，“赐”皇帝改武。两三天内上表者就多达六万余人。这热火朝天的景象使得不问世事的傀儡皇帝李旦再也坐不住了，他也不得不给老娘上了一道表章请求改姓。一切水到渠成。
九月九日，武太后登上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国号由唐改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群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神皇帝”。武则天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登基时年龄最长的皇帝。
兄弟相煎何太急：明英宗、明景宗的“夺门之变”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朱元璋规定宦官不许读书、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英宗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八月十三，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八月十四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土木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于是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因当时官仓在通州，一旦为敌军侵夺，后果不堪设想，群臣多提议焚毁。于谦命文武京官预支9个月的俸粮，军士预支半年饷粮，均从通州领取，又征民夫带车从通州运粮进京，运粮超过20石纳入京仓者赏官给银。这些布置使北京民心逐渐安定。
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明正其罪，以雪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八月二十一，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三，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群臣纷纷弹劾王振恃权作威，倾危宗社，罪应灭族。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叱责群臣：“王振已死，说他甚么？”一语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上前抓住马顺，怒道：“汝私媚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群臣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登时将马顺打死在廷堂之上。群臣又向郕王索要宦官王贵、王长随，朱祁钰命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当场毙命。不一会儿，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人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要起身离开，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要郕王宣谕：“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诸臣方才逐渐安定。于谦这才发现自己的朝服袍袖在混乱中被撕成了碎条。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辈，虽多何益？”随后，郕王下令将王山凌迟处死，抄王振的家，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幼，尽行斩首。从其家中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不计其数。王振阉党被扫除殆尽。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八月二十一，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剌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2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方挟英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八月二十九，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以定民心。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极，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