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遂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让出后位，以赎天谴。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份去当监国太子？
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己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当时太子李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甘愿轻易放弃。若干年前还曾经打算废后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皇帝为自己和其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
太子李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咸亨二年，二圣摆驾东都，太子李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当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太子李弘在出巡时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早年被赐死的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婚配。李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洲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
李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李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李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李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是直指她这个后宫女主人的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李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高宗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李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久久难以忘怀，史载，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
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李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李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李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出嫁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权力就像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彼时的武后，目标清晰，行动果决。武则天的野心和权势的增长，高宗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然而，高宗悲哀地发现，以自己的精力和身体状况，已经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在群臣的劝说之下，高宗终于起了提前传位给太子李弘的心思。争夺大唐帝国最高权力的战争，随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上元二年四月，宫中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李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24岁。
李弘的身体本来不好，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李弘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咸亨二年，太子李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李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上元二年，帝后游幸洛阳时，李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他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李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李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
高宗自咸亨四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又有恶化。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年轻的太子却一病不起返魂无术，也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李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李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修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作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权力顷刻就会易位。而武则天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帐，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份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武则天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李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李贤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立储初期，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李贤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缎”以示嘉奖。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
当时李贤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好学和好玩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但是李贤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李贤这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可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可是，李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
李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李贤的政治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李弘。或许是自感底气不足，李贤才会表现得愈发叛逆和激进。李贤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愈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李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皇后和太子关系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李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与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李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
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武后的新晋亲信明崇俨遇害，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明崇俨做黄安丞时，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大喜过望，认为明崇俨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明崇俨的医术和符咒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
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明崇俨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让人不由得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不是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是众所周知。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会胆敢批评当朝太子？李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
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李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调露元年（公元680年）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的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哄动了大唐王朝。很多人认为明崇俨泄漏天机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为自保，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是逼供逼出来的“自诬服”。这个疑点，肯定是永远也搞不清了。但这个罪名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严重的是——几百副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都有人对政敌栽赃谋逆罪，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这几位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