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干部，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印刷厂毛校开始，到校对科一校再到书稿清样的审校，见习着编辑出版岗位的全套业务。
编辑是不用到办公室坐班的。记得是从一九八五年春开始，几乎有一整年的时间，我在人大校园红三楼底层的那间背阴的集体宿舍里，孤寂地编辑着档案学专业的教科书，常常整天与人说不上一句话。
如今想来，亏得自己从大学二三年级起，已经有了“弄笔头”（吴语中“写文章”之谓）的爱好，因此还能静心读些图书馆借来的书，耐心写着不知道能否终被刊用的文字，从而稍抒生活的寂寞和内心的郁闷。回想起来，却不像现今的大学生，内心郁积着焦虑，言行一派浮躁。
侥幸有了文章发表的消息，不仅心花能够因之怒放好几天，而且物质生活上也相应地会有点改观，常常喝瓶酸奶、啤酒什么的，用“物质”来把自己“刺激”一下。记得有一次，接到一家杂志编辑部回寄的“稿件采用函”，我当即奔向校园小店，把口袋里仅有的毛票、角子都掏出来，买成了一瓶我那时最爱喝的酸奶，靠着柜台一气吸了个底朝天。因为我不能把它拿回宿舍从容喝，因为那装酸奶的小瓷瓶是要付押金的，而我此时囊中已空；幸亏当时每个月的饭菜票因是生存之“本”，都在月初一次性买定当的。就在人民大学期间，因为读到了台湾作家张秀亚的散文，从其以“陈蓝”笔名写散文，以“亚蓝”笔名写小说，以本名写诗的做法中受到启发，所以专用起“秋禾”的笔名来写“书话”。当时发为口号云：“秋禾，秋禾，当春尔不长，入秋尔始苗。知者谓尔心忧，昧者谓尔何求！”言语间透露着的生不逢时之慨，如今看来其实不过是“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式的呻吟语，“秀”得可发一笑。
但是，这“秋禾”笔名却给我带来了好“文运”。
首先是《博览群书》杂志给了我的书话和书评写作，以极大的鼓励和扶植。记得一九八五年秋就有那么一期，居然发了我一个人三篇文稿：一篇署了本名，一篇署了“秋禾”，另一篇编辑根本就没有同我商量，就用“言文”的名义给刊出了。我看这名儿不乏雅致，也就从此留着用过一时。那以后有一两年，我有了新文章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博览群书》。至今自己有了新着出版，还颇在意《博览群书》上是否有人对我的书有所评论呢。
“秋禾”一词，出典于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略云：“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方将怨无襦，忽复歌缁衣……”
让“秋禾”这个笔名真正有了些名气的，该是一九九四年十月《秋禾书话》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问世。这部仅印了三千册的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居然不断有新生代的读者对之注意（据说二〇〇五年的网络上还挂过一个当今“最受欢迎的十本书话”目录，《秋禾书话》被排列在黄裳《榆下说书》、姜德明《余时书话》、谷林《书边杂写》、王稼句《栎下居书话》之后，位居第五），这着实令我心生欢慰。我深知，这部汇集了十年零笔碎墨的书，正是自己的一部“学术史”呢；那歪歪斜斜的脚印，原是我在学术上学步探路的印记呢。
诚然，“秋禾”的大名气，是新世纪的网络才有能力赋予的。适才上网“沽”了一回“狗”，截止到今天正午，结果有多达一万五千多项的可检索条目在网，要是都给浏览一遍，大概我再也没时间来码字作文了。
那就抽检了看看罢。这随机点着一看可就乐开了怀：敢情叫“秋禾”的，还真大有人在呐！“秋禾”原不寂寞呢。
博客里的“秋禾”和小说家笔下的“秋禾”，真真假假的都不必说了，那个“很讲究的诗人”的“秋禾”且放过去了，写出“我的伤口里有你藏的针”那名句的“秋禾”也慢点儿来往（对于太过敏感的人，我们总得要多少留点儿神），还是让我们来先结识她：“请叫我秋禾，让我做你想起后忘记、忘记后想起的女子……”
更搞笑的，“秋禾”还是个“小K”呐！不仅在上海拥有“秋禾工贸”、“秋禾图灵设计”两个“有限公司”，而且还提出过什么“强制垃圾分类”的国是参议。至于河北怀来等地开发的“秋禾牌”苹果醋、葡萄醋系列，倒不失为有益民生的好事。无巧不成书的是，前年我在母校的勺园餐厅里，还真亲自尝过了“秋禾牌”野生酸枣汁和八棱海棠汁，都不失为一种开胃美饮。可惜，上述种种虽然一网足以打尽，可全与在下无关，真是遗憾之至。要是如今再来一个“史无前例”，想必会整出更多与时俱进的花样来，因为光是这个网上重名问题，就够外调内查，辨伪鉴真，叫当事人忙个不歇呢。
与我有关的，是一部新书，名唤《书评的学理》的，将要谋求问世。我期待这部主要以“秋禾”笔名，打下一片书话书评天地的新文集，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青睐：当它“上市”或者有幸“上网”的时候，或捧个“人场”，或捧个“钱场”。笔者在此先就对天南海北的书友们遥唱上一个肥喏了。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日）
3、书房一间几多缘
我的雁斋里藏有两册有关书房的同名专集，一部是光明日报社原“周末生活”版编辑组编集的《我的书斋》（科学普及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另一部也还是叫《我的书斋》（文汇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是由新民晚报社“读书乐”版编辑曹正文先生编集的。到去年春夏之交，南京《开卷》杂志的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又编集了一种《我的书房》（岳麓书社，二〇〇五年五月），如此京、沪、宁三本并肩于我的“书之书”专橱中，大、中、小各有形制，不经意间见出一种相成之美，已是当代书文化的一道小风景了。
关于书斋，京版《我的书斋》的编者在前言中有过一段出色的叙述：
书斋，一个属于个人的能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一个人知其有而不得其详的领域……书斋如同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好恶，写着他的学养、情趣、风格，听得到一颗颗真诚心灵的砰砰作响——这是读作者的其他学术着作时难以体味的。书斋又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不独作者“醉”在了书斋里，他们的文章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令更多的人心向往之。
京、沪两部同名文集虽说从公开发行的时间上看去，时差不到三年，可其中实际的时空人文含量却有着几乎一个时代之差，其“代沟”还是十分明显的。
“京版”《我的书斋》中六十八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前叶的作家学者，且不乏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沐浴和影响的那一代人；不过这些作家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同命运共呼吸，因此遭灾受难也最深最重，这甚至从标题上即可了然，如冰心《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萧乾《我总算有了书斋》、端木蕻良《我的书可受了委屈》、唐弢《有书无斋记》等等皆是。
“沪版”《我的书斋》中一百二十篇文章的作者，则是遍布于江南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面广量大地体现了读书对于当代人的重要，以及书房对于一个家庭的必要。可本书能够具名的社会名流已经是寥如晨星了，编者在后记中也仅仅列出了冯英子、流沙河、邵燕祥、刘心武、邓伟志等六七人。徐中玉先生的序言题为《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其中陈一愿道：“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杜宣在题为《书斋和创作》的序言中说：“书斋是供人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个作家或学者，有了一间书斋，等于一个科学家有了一间实验室一样，这对于推动文学创作繁荣，起着难以估计的巨大的作用。”
董桥先生说“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那么，以书房为话题的文字，总是以温软馨香者为上品。他在香港只是先读了《我的书房》中的几篇校样子，就做成了一篇文思灵动的锦绣小品，如今作为序言已经印在了卷首，人人皆可品读之以为快了。
我注意到，董桥与南京董宁文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本家”的交往，本身就是以文为缘、以书会友的一个生动例证。他说：
这位董先生主编《开卷》杂志多年，每期都寄来给我看，偶尔也选登我写书写人的随笔，有事没事还通通信，算是没见过的老朋友了。姓董的人不多，人海里结交一个是一个，总有几分万壑惊雷的喜悦。这些书房文字好像都先在《开卷》上发表，董先生年前好像也约过我写，我拖了些时日没有交卷。“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
我们不必说民胞物与之类的大话，只要能够像董桥先生、宁文兄那样，以斯文同怀而惺惺相惜，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世俗的交往里，既惜缘于人海，又惜福于文坛，并不断推己及人，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多一份文雅多一份书香。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就是这样具体而琐屑的吗？
今年暑假，案头又喜添了一册由宁文组稿编集的新书《我的书缘》，仍由岳麓书社出版。眼见封面上王世襄先生的行楷书题签，摩挲着由速泰熙先生设计的褐色书衣，一切都觉似曾相识。原来这是一套书系，《我的书缘》是继《我的书房》之后问世的第二种，而第三种《我的笔名》和第四种《我的闲章》也已做了预告，大抵有藏书癖的书友对此可以翘首而待了。
《我的书缘》收录自述书缘的随笔文章六十一篇，以一九一五年出生的于光远先生的《我的书缘》为开篇，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笔者本人《童年的书缘》为压轴，仅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就有半个世纪，则书中有关书缘的丰厚语境已由此可知。
所谓“缘”，佛家是指人物或事物生起或坏灭以至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即所谓“因缘”也，俗子也常以“缘分”为口头之禅，不过后者对于事情的起因，类多茫然心态。宋代苏轼《朝云》诗中有“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之句，清人蒋士铨《题壁》诗中也有“脚跟犹带九州烟，山水争留文字缘”之句，至于书缘，则如彭燕郊先生在《书缘》中所说：“缘分看起来很玄，其实很现实，很具体，说白了就是通常说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书痴书迷，能不能得到一本想要的书，没有别的，只看你有没有条件，不光只有钱买没钱买，还得看有没有条件见到遇到。更重要的是有了书能不能保存下来，能的话，才叫美满书缘。”
我翻阅《我的书缘》时所掌握的一个视角，就是时刻关注作者们书缘发生的“条件”：作为一个个与文字缔结了不解之缘的文人或者学士，他们的爱书情结是如何生发出来并固化下来的？到底是幼年童时的什么因素，让他们在三百六十行中偏爱起了锺书从文这一行？先辈们的书缘给予今人的启迪又在哪里？
——有说自己的书缘，发生于幼时“抓周”，长而弥笃的，如天津来新夏先生之《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
——有说自己的书缘，来源于所在的“书香之家”，从此情有独锺的，如上海周退密先生之《我的书缘》：“我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分。有些事情在《我的书房》中已经提到过，如晒书、修补书籍等细琐事情，都是和书有缘分的人才肯做……书缘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它是一份清福，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
——有说自己的书缘，归因于少年时逛过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的，如上海陈诏先生之《我的旧书缘》：“平生与书结缘，买的书也不算少，但值得我久久怀恋的，却是几本从旧书店、旧书摊淘来的残卷旧帙”，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复兴中路马当路附近有几家破破烂烂的旧书店和几个用旧肥皂箱垒起来的旧书摊，是我每天上学时驻足浏览的地方。”他感慨道：“近十来年，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令人惋惜的是旧书业却悄悄走向式微……旧书业在城市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但它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积淀。如果没有旧书店和旧书摊，即使高楼林立，富丽堂皇，也只像一个浅薄的暴发户，缺乏内涵，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此所以巴黎和东京，也因旧书业繁荣而引以为骄傲！”
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由认字而读书，循着先读旧书后读新书的顺序，然后一步步地走向文化天地和文明世界的。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阅读过旧书的人会去捧读所谓的新书；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旧书店百不存一、新书发行难以上万的国度，会是一个在文化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更不能想像，一个任旧书业衰落下去的时代，会是一个朝着更高尚的文明进化着的“书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