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不免说远了，且说《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在编辑上极有章法，每篇文章均穿插有主人在书房生活的内景照片、文墨手迹或者着述书影，甚至还有不少名家题签的书名插页，文后又缀有作者简历和着述简目，因此是一套不可多得的阅读和收藏佳品。
由“《我的书房》系列”，不禁想对编者的成长道路说道一番。当我九十年代上叶供职于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业务时，金陵癖斯居主人董宁文尚非“吾道中人”。也就是说，他起初——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年前——还只是成千上万个热衷于征集名人签名题词的文化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在那时，他是根本想不到也没有什么资源和能力去编书辑刊的，更无论创意选题、策划出版之类的知识创造性事务了。然而，他长期主动亲近文坛老人的结果，是在强烈的人文光源的诱引下，终于凭借《译林书评》和《开卷》这两份本不起眼的小报小杂志，发展着自己的爱好，延伸了自己的人脉，终于交往日广，见识日长，如今已由十来年前身在边沿的文坛观光客，而成长为一个宁静致远的金陵舞文士了。
有意思的是，他自二〇〇四年四月起为《开卷》创刊而启用的笔名“子聪”，正是他家小儿的大名。最近远在成都的知名学人、四川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龚明德先生，在题为《为书香社会打工的子聪》中写道：
继二〇〇三年十月《开卷闲话》和二〇〇五年三月《开卷闲话续编》，子聪的《开卷闲话三编》已经编定，即将公开印行。这是爱书家们的喜讯之一。南京有一本仅仅一个印张定期赠寄各地的书爱家的《开卷》，办得颇具品位。具体主事《开卷》的董宁文，即《开卷闲话》、《开卷闲话续编》、《开卷闲话三编》的作者子聪，真是一位罕见的成功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相比之下，我这个在国家正式出版单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专职编辑，便是一个失败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了……我是吃够了坚守的苦头的人，看到比我年幼十二三岁的子聪也如此更执着地坚守，说实话，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文章发表在河北石家庄编印的《藏书报》第二十七期上，我推想本文该是即将问世的《开卷闲话三编》的序言了。记得陆游诗有句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斯癖不可医。”我想，这应该也是董氏书房命名的出典了。昔贤曾诫人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也。”那么，如癖斯居主人当是可以交往而且深交的人了。既“为书香社会打工”，则金陵有董宁文，岂仅是南京人文之幸？据我所知，他感动过的文坛老人和书界读者所在多有，不过写出来的仅只是明德先生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
书房一间几多缘？因见《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两书中，都没有编者自述其书房和书缘的文章，因此凭借见闻，补缀数语，为之广而告知如上。然则金陵癖斯居主人的“书缘之旅”（《我的书缘·编后记》），对于所有仍服务于编辑出版界的“业内人士”，或者有所启迪，也未可知也。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五日）
4、朝内大街一六六号“读者服务部”
“生活·读书·新知”，还是“读书·新知·生活”，抑或是“新知·生活·读书”？在走向位于朝阳门内大街一六六号的三联书店之前，这三个概念的先后排列顺序，总是不太容易“一口准”的。“三联书店”，竟是哪三个概念的组合？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当时见到的编辑出版单位都称“出版社”，只有它可以独具一格称“书店”呢？尤其是，那枚有三位挥锤劳工在星空下辛勤作业形象的球形店标，寓示着怎样的一种深意？
对于一个就读北大图书馆学系才年余的学子来说，这“三联书店”曾如一座知识渊博的深潭，荡漾着太多令人悬想的内容。
我的悬想，则发端于对一部书话集的渴求。那就是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三联书店，一九八〇年九月）。在经历了向校图书馆三借三还之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终于揣着从每月二十二元的助学金里抠下来的二元钱，骑着一辆向同学借来的旧自行车，循着书后版权页上所标示的地址，一路问讯地找到了“朝阳门内大街一六六号”。
原来在此，“众里寻它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院内迎面赫然矗立着一栋当时北京单位里常见的“大板楼”！那楼房尽管通体灰褐色，相貌平平，可在我，赫然见到门口出版社挂着的两块久闻其名的社牌，却犹如见着了阿里巴巴的“芝麻门”，不由得欣喜满怀。
正要喜滋滋生地推着车朝里走，却不料得其门而未能入。传达室传来一声不高而威的诘问：“您什么事，找谁？”“我不找谁。买书！”“买书在隔壁院外……”老师傅一个明确的手势就把我支向了“一六六号”院西。这才注意到，那里的隙地上坐落着结构简易的两座水泥板房，近院的那家挂着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的牌子，西侧的那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
我是冲着买《晦庵书话》而来的，可是这部初版印了四万册的书这里也早就没有了！失望之余，我在店面上随意翻阅起书架上摆出来的三联版新书，初不料却因此饱餐了一顿极为丰盛的知识大餐。
须知，那时候的新华书店门市部普遍实行的还是“柜台式服务”（新华书店系统大约在一九八二年推广“开架售书”经验），那种“服务”对于一个顾客的视力和脸皮的厚度，是一种严峻“考验”：首先你必须目测两米外书架上的书脊，从那用二号或者三号字排印的有限信息（书名、作者、出版社名）中检索出有购买意向的图书，然后开口要求店员取出书来在玻璃柜台上略加翻阅，进一步决定取舍。如不中意，那么点书取书的潜规则大概是“事不过三”，否则必定招来那对凤睛的白眼。
三联书店自办的读者服务部是开架售书的，这里的店员也就没有了当时新华书店里所流行的这种“职业病”。记得当我临走时再次问询《晦庵书话》时，面对我的购书诚意（尽管那天没有舍得花出那两元钱买别的书），一位店员颇为耐心地指示我道：可以到其他新华书店的门市部去多找找，也可以来三联这读者服务部常走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重印本了……从此这里也就成为我在燕园之外的一份惦记。
对于校址在西北郊的许多爱读书的大学生来说，大概经过东四牌楼，走向朝阳门大街，一般都是到“一六六号”为止的。不，确切地说，是同我一样，到“一六六号”院西的这三联读者服务部为止的。因为那静谧可人的环境里，经常可以看到佩带着各种校徽的大学生在此站着浏览，或者蹲着检阅书架下部，生怕漏掉了哪本值得买走的好书。
当年每次到这里来，遇到的一大苦恼是架上好书多、囊中活钱少，除了这精神折磨外，大概还有三个小苦恼：一是站着看书脚力吃不消，二是看书时间长了口渴难熬，三是到了午间肚子没法子填饱。
苦恼乃找乐子之母。去过多次以后，就把那苦中作乐的窍门给找出来啦：进城逛书店，须得下决心在星期天起个大早，骑一个多小时车赶到三联读者服务部时也就刚开出门来，这时候二十多平方米的店堂里无比清净，最宜看书。午前再转移到西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看，粗粗扫描一番，也就是午后了。
这时候赶紧出门折返，走十分钟左右到东四大街北口，那里拐角处有一家不甚着名的四川烧麦馆。从容上得楼去，正好就餐的高峰期已过，来上一客味美馅鲜的“四川烧麦”，就着一碟醇厚馥郁的“山西老陈醋”，一边翻看着经过精挑细拣才决意买下的一两册新书，如《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等等。于是半天的疲累感，在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的和谐统一之中渐渐烟消云释。
经此小憩之后，还可趁着余兴，把剩勇贾起，到位于东风市场或者西单商场内的中国书店门市部再溜上一遍。也不是要去淘什么书，因为往往经过“一部一馆”的消耗后，两三个月节余下来的钱已然所剩无几。只是去看看，因为中国书店的各个门市部，照例都是对读者开架的，到那里才可以“博览群书”，享受到自主自在的开卷读书之乐——同我喜欢三联版“新书”中的那些“旧知”一样，中国书店门市部里那些“旧书”中的“新知”，也是我的至爱。
《晦庵书话》事实上是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七月才加印了一万一千册，可我因事先已用一册从旧书店淘来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同一位北京同学交换到了一册初版本的《晦庵书话》，因此终于没有再买这部曾经翘首期盼的重印本，尽管它仍然维持的是初版一元四角的原价而没有涨价。
这册《晦庵书话》，是那位同学逛中国书店东单门市部时所得，价格已被打八折优惠到了一元一角五分，问题是这一册印有作者《落叶之一》手迹的扉页不见了。看来唐先生签赠某人，当此公很快将此册作者赠书卖掉前，他自己动了手把那题着作者赠辞的精美扉页给撕去了！
《晦庵书话》分为“书话”、“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四辑，最后一辑是“书城八记”，收录八篇中国图书史随笔。这是在大学教科书外，给予我学识启迪和专业引导的一部“要籍”。无论是我多年来从事的书话书评写作，还是由藏书家入手所进行的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都可从中寻觅到文化的基因甚至学术的脉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日的三联书店主持人范用先生在筹划出版《晦庵书话》时，是尽其所能地把铅字印刷同锌版制作技术进行完美结合的，因此，无论是钱君匋以饱卧麦穗丛中的一对黑天鹅为主图案的书衣，还是突出作者手迹的扉页设计，乃至错落有致的字体字号配置和珍贵的书影插图等细节讲究，都在显示着编者不同凡俗的图书美学水准和得心应手的编书手艺。
因此，欲知《晦庵书话》书装的整体美和谐美，须得鉴赏这部一九八〇年的初版本。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版本在十余年来的旧书网上拍卖价一路走高，且因绝版已久，常常是有价无市，欲购无货。
在掌握了三联书店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为源头的历史，尤其是逐渐熟悉了当时三联版图书的风格之后，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写了一篇题为《旧闻新知荟萃一编》的文章，对包括《晦庵书话》、《榆下说书》、《西谛书话》等在内的“书话类图书”作了一次热情的推介和好评。其中指出：
书话是一种普及文化知识的随笔文学。它往往是作者以亲见亲闻，结合着自己广博的经验知识，借助于生花之笔，在工作余暇，一支烟，一盅茶，随意写来，作为攀登书山小憩时掇拾到的几株山花，而对于读者，书话集却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娱乐品。手捧一编，或晴窗展读，或枕边泛览，知世间有如此好书，有如此动人的书的故事，可长见识不少。真是“与君一夕会，胜读十年书”。当代文学家黄秋耘有段话单道书话的好处：“有故人相晤之亲切而无严师面诲之紧张，有促膝谈心之舒畅而无正襟危坐之拘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国内出版书话最多的书店。确实，温旧书而获新知，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种有益的补助品，书话是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之一……
我还说，“书话的写作者目前已然不少了，大凡同书有过一段不平凡缘分的人，都能写出一些关于书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来。但眼下还以三联书店的《读书》月刊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林》双月刊登载的比较多一点，因此其销路似乎还不错。”写下上述这些话的时候，我已将进入大学的四年级了。
当时怎能料及，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我竟由北京而南京，走上了一条编辑图书和传播书籍文化的从业之路？当我刻意模仿《晦庵书话》组稿并编辑的《雍庐书话》（梁永着，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时，尤其是我自己的书话书评和书史随笔集《秋禾书话》（徐雁着，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问世的时候，饮水思源，那“朝内大街一六六号”院西三联读者服务部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再次浮现出来，我不由得深深地感谢三联书店所曾给予我的图书美学启蒙和图书文化哺育。
当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联书店在美术馆后街一下子建成营业面积达二千平方米、备书可达六万种以上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以后，我应岳麓书社的邀请，在那里进行了一次“长河随笔丛书之《沧桑书城》”的读者见面和签名售书式，乍见之下，简直不敢相认这个新店竟是我以往常来淘书之地。据说，当时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是当时中央国家一级出版社创办的面积最大的单体书店。这个历史记录，是三联书业史上的又一份光荣。
至于二〇〇四年初夏，我在南京大学指导通过了一篇专门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为研究对象的学士学位论文，并登堂入室，在夫子兄组稿的“闲趣坊”书系中，为与江少莉硕士合编的《旧时书坊》（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挂上了七号门牌等等，那都可以说是三联书业的前缘所造就的人文后韵啦！
因此，我记忆中的三联书店，定格在朝内大街一六六号院西的那个读者服务部，藉以表达我这份以《晦庵书话》为中心的怀念与感恩。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