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无资格谈论王重民二十五岁时就写出的成名专着《老子考》；也无力评价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对国内外敦煌学的研究究竟产生了多大、多深远的影响；更无法论及王重民在巴黎和伦敦访读太平天国史料时，发现的大批前人见所未见的孤档秘文，并将其总集成为《太平天国官书叙录》一书，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到底有多珍贵。自然，王重民的《敦煌遗书论文集》和《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两书，笔者也是读不大懂的，惟有例外的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上下两册《冷庐文薮》，共收入王重民的单篇学术论文一百一十九篇。由于《冷庐文薮》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笔者感兴趣的，所以感到格外有用。譬如，书中三十多篇有关古典文学和史学人物的小传及述考文章，都是使人受益匪浅的难得之作。而这些学术文章，没有广博的识见，没有系统的、扎实的考据功底，是断然写不出的。也难怪胡适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这样赞叹王重民：“读王重民兄的《杨希闵传》，知他生于嘉庆十四年，卒年不可考，光绪七年周懋琦作《水经注汇校》序，说他那年二月‘谒先生于省寓’，其时杨氏已七十三了。重民说，《纲鉴易知录》与《古文观止》的作者是吴乘权。此两书影响于一般读者甚大，而着者竟无传记。”此外，胡适在与王重民的书信中，也不止一次对王重民做学问的方法和功力予以赞赏。如，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对《唐晏传》有此评语：“很谨严，似可留为将来发表之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杨昌霖与戴东原遭遇相同，而身后竟埋没不见于记传，若非吾兄作传表章，我竟不知他有这么多的《春秋》古说辑本。这可见‘显微’的工作真不可不做……尊作诸传都甚精到，甚佩。”也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这天信中，胡适对王重民的工作，作了如下大体上的安排：“我很盼望你将来能到那恢复后的北大去教授，并且盼望你（无论将来到何地去）在此时计画将来愿专力领导的研究学科。我认得吾兄这多年，只觉得你读书最勤最博，几乎无所不知。但我至今不敢说你将来治学会专向那一条路。便中很想听你自己说说这个问题。”由胡适的称赞到专向目录学和北大图书馆系的着名教授，王重民的治学之路，是不是由此而大放异彩，笔者不敢妄论，但胡适的话，总该不会太离谱吧？如果说，王重民的学问过于冷僻或专业，从其身上寻不到那种印有北大校格的奇谈怪事，进而口口相传，流布市井，那也未必。笔者就有这么几例或早已耳闻，或请其高人匡其不逮的旧事。
一、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这年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预谋和控制下，成立了敌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五省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为了保护珍本秘籍，将所有的善本书，分装三百箱，运往上海，寄存在原法租界亚尔培路的科学社图书馆，后又转移到吕班路震旦博物馆，同时为了保护这批国宝，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一九四一年，由于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上海的法租界也危在旦夕，而最让中国文化人担心的是，那些寄藏在法租界的善本书亦受到日寇掠夺的威胁。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于是求助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胡适遂与美国务院和国会图书馆接洽，并将这批图书运出的重任交给王重民。二月五日，王重民冒着生命危险，潜赴回国，准备抢救从北平转移到上海的这三百箱善本珍籍。可是当王重民到达上海后，海关已在日本侵略军的监视之下，想全部运出，不易通过。王重民和徐森玉先生乃用了三周时间，开箱选出这批善本书中的最优者，约两千七百二十余种，分装一百箱，以便抢运出境。王重民苦苦等了两个多月，仍得不到重庆国民政府的出关手续，不得已，只好返回美国，想与胡适商量再抢运的办法。后来，这批图书由袁同礼设法经美驻沪领事秘密运出上海，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这之后，王重民就开始负责整理和鉴定这批善本书，每书均摄制缩微胶卷，并撰写了提要。王重民从美返国执教北大时，这批善本书的缩微胶卷，也同时带回国，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用王重民夫人刘修业的话说：“这一百箱善本若不及时运出上海孤岛，恐怕像北京猿人头骨那样，到现在都不明其下落了。”这段抢救国宝的故实，我是从中华书局《胡适往来书信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适书信集》及刘修业的《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知晓的。至于经王重民之手，挑剩下的那二百箱善本书的最终下落和详细经过，尚待查考。
二、一九四三年，王重民先生感到自己“赋性鲁钝，便肯努力做学问，所得成绩，也没有什么可贡献于人的地方。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便老老实实的向适之先生说了，不期望第三天便收到他这封很长的复信，读了一遍，真是一副‘清凉散’，浊气全消了！以后时常展阅，愈咀嚼愈觉得个中滋味愈浓厚。盖这一段话给我固然是‘对症发药’，也是给我和同病者的良药。更进一步说，也是给一个读书做学问人的良药……”。胡适给了王重民一副什么良药呢？这便是被近现代学人视为治学的基本规则，且常常引述的着名的《论治学方法》。胡适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卅日写给王重民的这封信，在三个月后，被王重民加了以上跋语，一同刊发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昆明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五卷第一期上。此信略头略尾后，其专门规劝王重民的全部文字是这样说的：“学术的工作有‘为人’与‘为己’两方面，此人所共知。其实这个区别甚不可靠。凡学术的训练方面皆是‘为己’；至于把自己的心得公开告人，才可以说是‘为人’。今人以为做索引，编辞典，计算长历，校勘文字，编纂统计或图表……是‘为人’的学问（如陈援庵先生常说他的工作是‘为人’的工作）。这是错的。此种工作皆是训练自己的做工本事，皆是‘为己’的工夫。王荆公有《杨墨》一篇说的最好：‘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馀，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你信上说的‘铢积寸累，由少成多，即是本分以内之成功’，即是我说的‘为己’之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这是治学的最可乐的部分。正因为此皆是训练自己，故事事求精，求完善，苛求无厌，终不自觉满意。等到你自己认为勉强满意了，把结果公开于世，使世人同享受我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成绩，使人人因我的辛苦而减少他们的辛苦，这就是‘为人’。并不须‘着为论说，以其有影响于当世’，才是‘为人’。吾兄正不必太谦，不可菲薄‘铢积寸累’的‘为己’功夫。”以下，胡适重复了一遍他十年前讲治学的四字经：勤、谨、和、缓，意请王重民如此下苦功。经过这么多年“为人”、“为己”的考验，王重民在治学上的“为人”与“为己”，庶几达到合一的境界。而在北大的一百年中，这样的教授似乎并不多见。我甚至这样猜想，王重民的“冷庐”，虽然是在北师大求学时期，受业于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并受到上述诸师长的赏识，尤其是陈援老的赞赏后，遂将其书斋自号为“冷庐”，并由钱玄同先生亲为题写的，但“冷庐”里的第二个学术成就，甚至王重民的“冷庐”精神，却是由胡适给他的这封信，才得以一贯的。
三、据胡颂平编着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王重民寄给胡适一信，附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的初稿副本，请胡适指教。胡适当时有长信答王重民。到了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夜，胡适在王重民的原信上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重民信与此文作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寄到后，我写了长信答他，表示此案并不是‘已成定谳’。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工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此文惹出来的！”胡适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审《水经注》校本的学案，先后用了十八九年工夫，胡适全部手稿共十集，其中光《水经注》部分就占了六集。这足以说明，胡适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是考证《水经注》。以前我们并不知道，胡适对《水经注》的考证癖，是由王重民最早考证此案的文章才引起的。现在随着各种新材料的公开和出版，我们不但知道了此事的原委，而且知道了王重民对胡适重审此案，甚至起到了可以说是第二作者的作用。这从胡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起与王重民往来的七十多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得出。但为什么王重民对此事从没提及呢？
四、胡适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七日，给王重民的信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你民十二年考北大的故事，我渴望你用漂亮的白话写出来一定很有趣味！”据这一线索，又据刘修业的《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王重民肯定是在一九二三年报考过北大的。在“渴望”两字之下，胡适还特别加了着重号，是因刘修业所述的“在北京，经杨景山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保定后，在第六中学筹备成立团支部，因邮寄的文件被直系军阀曹锟部下发觉，遭通缉，他被迫离校，潜逃北京。一九二四年，他自名重民，考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一故事，还是另有更有趣味的故事？值得一查！
另外，王重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改造之时，缘何没有“大批特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也是需要我们深思的一个特例。
五、王重民自尽后，其夫人刘修业为王重民着作遗稿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如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冷庐文薮》、《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无一不是刘修业强忍悲痛，饱蘸深情，夜以继日整理的结晶。白化文在为《冷庐文薮》所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很让笔者动容：
笔者最爱读的一篇文章，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那是饱含感情为学术伴侣所写的一字一泪感人至深的奇文。严格讲，《金石录》应该说是赵、李伉俪共同写出的着作；赵氏故后，如果没有李氏的卓绝努力，这部书就流传不下来。可是，李清照并没有写下自己的名字。刘老和王先生同治索引学、目录学、敦煌学，王先生的学术着作中，莫不闪耀着刘老的身影。王先生故后十余年间，刘老倾全力整理遗作，直到本书出版，终底于成，其工作量大大超过李氏整理《金石录》，而用心则同，后先辉映，又哪里能使读者没有悲欣交集之感。“落日心犹壮”，但是，在悲壮中，又哪能使晚学没有辛酸之感呢。
一九九七年在广州市古籍书店，笔者有幸买到一本刘修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编辑出版的《文学论文索引续编》。封面为钱玄同题写书名，书前有王重民的序，书后是刘修业的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索引学不知现代化了多少，也不知有多少倍的专业工作者在做当时只有刘修业一个人所做的事，但此书的质量和给予读者的诸多方便，仍让笔者产生了无限的遥想。不说也罢，逝者如斯，王重民、刘修业的行止确实让人感到悲壮和辛酸，但除了悲壮和辛酸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该为纪念他们伉俪做点儿什么？
由此我想，北大的“冷庐”，何时也能竖起一块如陈寅恪为王国维之死所写的碑文，那才是真正的北大传统、北大精神！
（《大公报》，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四日）
7、孙楷第先生的尊严
一九二四年，受业于陈援老（垣）的及门弟子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河北保定的王重民，河北沧县的孙楷第，河北新河县的傅振伦。此三人又有陈援老的“河北三雄”之誉。那时，学人们的眼光也真是厉害，就连一种赞誉，比起现在来，也显示出不但“货真价实”，而且可定终身的可信度。如，最终以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索引学、图书馆学、文史学而响誉海内外的北大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以古典文学研究家、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学家、明清戏曲史学家而蜚声国内外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孙楷第；以历史学家、方志学、金石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献学、陶瓷学、民俗学而播名于世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均无愧“三雄”之一的赞誉。“河北三雄”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今人已很难企及，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似乎可以重新一学。现仅举孙楷第五十年前的两件旧事。
孙楷第（字子书）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使是不熟悉他的人，也可从他一些着作的序跋中，看出他对自己时好时坏的身体的无奈。但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人格尊严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的无奈。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孙楷第的同窗好友王重民先生，深为孙楷第“无从知是伤寒不是伤寒”而住院，尚未复元就出院，二儿子孙宝湖师范毕业后却待业在家，孙楷第既无法静心养病，又为无钱养家口的窘况而着急，于是就把此事言说给提携过自己的北大校长胡适，请他在北大为孙楷第的二子孙宝湖谋一职。胡适当时答应王重民“有缺即补”。第二天，即一月十三日，王重民便将孙宝湖的履历卡片拿回，并附一信同送胡适。这封信的内容很有意思，也很能看出那时学人的友情和窘境，所以笔者不敢胡说，只能如实抄录：
之先生道鉴：
前谈孙子书二少爷孙宝湖可以位置他一个小书记事，伊极为感激。兹送上三个履历片，请一送郑秘书长，一送毛馆长，一送出版组李组长，希望“有缺即补”。若把子书的二少爷安插好了，还需要一点钱来救他的病和难关。去年他在教员休息室丢了一件大衣，前些日子想来上课，便借了一百五十万另买了一件，不知北大可否用赔补的名义，赠送他两百万？前谈他的《曲目索引》已在北图进行，袁先生想用这个名义送他一百万。
大家都是穷，私人帮忙很难，还是推到公家容易点。
今年秋冷的时候，我们再想法让子书去打预防针（伤寒），希望今年冬天不再病。专此，敬请
道安
后学 王重民敬上
就在王重民为孙楷第的病因出面排忧解难之时，让人想不到的是，与胡适同有着相当不错关系的孙楷第，于一月十五日也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前一部分述其子安排工作事，后一部分言不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为他捐款养病的理由。关于其子的工作问题，孙楷第不但表现出难得的亲子、而绝不纵子的为父应有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北大教授不降节、不屈志，以拳拳情意维护着北大声誉的心志和气节由此而出。请看孙楷第是怎样对“熟人”言说自己的孩子找工作的这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