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七月二十日这天，胡到商务旁听由所长及各部部长参加的“编译会议”，民国报界怪才张丹斧却在《商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胡老板登台记》的趣闻。文章除了大肆渲染高将胡从北京聘来当主撰，每月薪金五千元如何如何外，还别有意味地说了这么一段话：“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该馆出版物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虽用“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借以轻松幽默，但当第二天张丹斧介绍写这篇文章的许文声去访他时，胡却引许文声到他住的地方，“请他看看那红木家具与左图右史！”看来胡当时对他自己的羽毛还是相当爱惜的。这天的“编译会议”讨论的是中学教科书的问题。胡本刚来乍到，又属旁听，不必发表什么意见，但因讨论的方式和内容胡认为太散漫了，终于忍不住，加入了讨论。胡劝他们各部以后各做一个计划再上会讨论，这样便可很快议定，不至于漫无边际，无休无止，议而不决；在讨论到《国文读本》如何编时，胡又建议设法多编一些“中学国文参考丛书”，如，“诗经新注”、“词选”、“名家文”、“中国古史考”等书。下午，胡从与杨端六的谈话中了解到商务的主要弊病是馆中事权不统一，无人懂得商业，无人能通盘筹算，无人有权管得住全部。编辑所中待遇甚劣，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这给胡为商务推荐王云五打下了伏笔。七月二十一日，华超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的方案和一个组织表，给了胡；胡又向高梦旦详细调查了印刷所每月的出书量，甚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在华超刍议的最后一项，即提高生活程度，格外在心。“除部长所长及有特别情形者外，其余职员所得薪水非常之少。生活不宽裕，身体上大受影响”。华超的这句话，大概引发了胡在劳酬上也要考证一番的学术习惯，竟将商务编译所一百六十九人的月薪以表列出，结果百元以上的有三十七人，五十元以下的竟有一百零八人。可见当时商务对一般职员的待遇确实不公平。如此待遇，出工不出力也就不足不奇了。七月二十二日，郑振铎的意见书也做好，交与胡；胡则又同张元济、高梦旦谈怎样编纂“常识小丛书”，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胡就为商务拿出一个“学问小丛书”的计划，并详拟了二十五个题目。这之后的三天，除了一个星期天，胡在家会王云五、马寅初、宋春舫、高梦旦等友人外，其余两天均到编译所谈字典编纂事和改组商务事。七月二十七日晚，高邀了一班“新人”到家中吃饭，共同与胡进行改良商务的会谈。这班“新人”有杨端六、郑振铎、郑贞文、钱经宇、胡愈之、沈雁冰。李石岑因病没参加这天的聚会。胡给商务开了这么几个药方：（一）每年派送一二人出洋留学或考察，须年少好学，外国语精通，对于学问有兴趣的——此固是一法，但范围太小，不能普及。（二）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专为编译所之用，但也许外人享用。（三）办一个试验所，内分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项的试验室。（四）编译所员的时间减少，假期增加。现在所中每人每日作工六小时，终年无有假期——假期是假的——实不能容学者。胡还主张把图书馆迁出，把现在藏书的一层改作编译所，下层为核对、缮写诸部，工作时间不妨稍长，但工资亦宜稍多。上层为分部的编译室，每部为一室，或数室——打破现在聚百余人于一大室之制——时间应自由，使人人有修养的机会。胡的这几条改良意见，与会者均表赞同，这使得胡很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这些意见他们都赞成，其实不如此，决留不住好人才。”这十天，可以说是胡适为商务“打工”心虔志诚的一个阶段。主要的政绩是凭其名望和积极支持进步职员，将他们早已想做的改良计划得以成功，且被“立宪”。而高梦旦想要的“革命”，仍无落实。
七月二十九日，胡适到苏州、南京、安庆会友演讲，行程十天。八月八日，胡返回上海，到编译所与杨端六、郑贞文谈改组商务的办法。到了八月九日，胡又到编译所，忽然发觉，“我在所里除了谈天之外竟不能做事。现在各方面的人都见着不少了，征集的意见也很有一些了，我此后可以不必常来这里谈天了”。话是这么说的，第二天，胡也真的没到编译所，而是去看了马寅初。可从八月十一日起，到九月七日返京，胡又十四次去编译所，虽说只是谈话、看书、写信，但为高梦旦寻一个能引起商务“革命”的人，却一直在紧凑地进行着。八月十九日，事情有了转机，王仙华请胡适、王云五和商务重要职员到一品香吃饭。在此之前，胡已荐王云五代他到商务。席间，王仙华又荐王云五入总务处为机要科长。胡此时大概自认做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改良之计划业已完成，举荐一个比自己能力更强者自代，也算了高梦旦一心要找个能给商务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来统领编译所的心病，也可以对得起商务诸君的好意了，故胡将这天的宴会幽默为“丈母看女婿”之会，“但父母之数稍多罢了”。九月一日，王云五到胡的寓所，告胡商务昨天已由张元济、王仙华去请他，条件都已提出。至此，胡在商务的使命已近尾声。九月三日，胡到编译所告诉高，他要走了。商务送胡一千元酬金，胡不愿受。他的道理在日记中是这样讲的：“我只消五百元便可供一个半月费用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我这一次并不把自己当作商务雇用的人看等，故可以来去自由。我若居心保拿钱，便应该守他们的规矩了。”不过胡的这番表白也不能全信，因胡做人一向小心，若没有《胡老板登台记》这篇趣闻的披露，说商务每月给他五千元云云，胡还会将酬金退还吗？不一定。这事怎么说，也有给人看的成分在里面。九月四日，胡便回访了高，还回商务五百元。九月五日，商务为胡饯行；九月六日，胡在商务作改良报告。此时，王云五已允进商务编译所任副所长，这一结果使胡甚满意。但胡对不能在留学生里面寻出这样一个人来，却有些困惑不解。九月七日，胡适结束了在商务的日子，离沪返京。
胡适在商务的四十多天，不但推进了商务改革的步伐，还举荐了一个事后看来足以令人敬佩的当家人。影响还不单单如此，商务一九二五年辑印的《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一九二四年的《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其组织的健全，管理的周密，都是同业所难以企及的。而这不正是胡适改良商务播下的种子？商务百年，值得纪念的人都该记念，值得书写的历史都应或重或轻地书写一笔，惟如此，才是一部真正翔实的商务百年史。胡适在商务就是一例。
（《大公报》，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十一日）
5、胡适对华夏图书公司的抗议
华夏图书出版公司，是徐公肃和曾世英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在上海筹建的（另据叶公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胡适信，华夏图书出版公司似应在一九四四年创办）。徐公肃，具体事略不详，只听说英、法语俱佳，曾任外交官多年，热心文化出版事，曾与庞薰琹合出过一本剪纸画册，另与人合着过《上海公共租界制度》。曾世英在此之前，则和丁文江、翁文灏为纪念《申报》创办六十周年，编辑制绘《中华民国新地图》及此图的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即人们习称的《申报地图》。大获成功后，成为享誉国内的地图学家和地名学家。曾世英和徐公肃合办华夏图书出版公司的起因，往远了说，是由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任职于顺直水利委员会期间，该会编绘的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需要多色套印，交商务试印时，顺直水利委员会的英籍总工程师却以印制质量不佳为由，欲改交英商远运伦敦印制。曾世英不服这口气，遂与天津一家小厂合作，终以英商索价的四分之一挽回并印制成功。往近了说，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欲望地图出版业有更大发展，才离开中央地质调查所，办了这家事与愿违，并成为上海近代出版史上无一出品的殊例图书公司。
胡适对华夏图书的抗议，发生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此前，他因曾世英的邀请入股五百美金，与胡适有交情的陶孟和、傅安、王重民等人也一起入了股。这时，胡适在上海已呆了三天，“颇听得朋友说华夏的闲话，使我很感觉公司的前途可忧。其中一种闲话是说公司最近卖出自存印书纸几百令，得价不及市价的一半。如果此等闲话属实，我这个小股东有何机会可以抗议！”但胡适还是抗议了。他给徐公肃、曾世英写了一封要求退股的信，托他在上海的亲友转达。但他上海的亲友却在此信交达徐公肃、曾世英之前，使之辗转流传到不少华夏图书出版公司的股东手里。一时，此事成了投资入股华夏图书出版公司的文化人私下议论与关心的焦点。对胡适在给华夏经理人信中所提出的“与其到了本钱吃光蚀尽的时候再来说话，不如我们在这时候先图补救，至少先救出自己的小款子”，所有文化界的人士均表赞同，但对于胡适要求徐公肃、曾世英“彻底查此次半价卖纸的事负责人是谁？责其偿还公司的损失”，如系徐公肃、曾世英所为，“则应立即召集董事会报告此事，自行检举，并请公决处分与善后之法”的大义要言，却有叶公超“自私地想，如能拿回美金来，我乐得不管。但是如你老兄要追究这事，我以监察人的资格可以提出弹劾”。此时的形势对胡适非常有利，如果继续追究这件事，也许会有个眉目，但他类似“半部哲学史”的那种病，在这种事上也复发了。虽说他从叶公超给他的这封叫苦不迭的信中，已知“此图书公司已为一二资本家所控制”，我们这些人都是零头的股东了。又曾世英的经营才干也许根本和我的不差上下，再发书生意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书面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的习性，亦是他最终在这件事上败下阵来的主要原因。
最惨的当然是曾世英和徐公肃。他们邀一帮穷朋友入股，却一同上当受骗，别说息金了，就连朋友们的血本都保不住。所以曾世英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沉痛地给胡适写信，除了感慨“不意前途存心欺骗”外，还提出了“为许多寒士血本计，只有联合股权，诉诸法律”的挽救办法。无可奈何的是，还没等曾世英和徐公肃诉诸法律，上海已处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人心惶惶，何去何从都来不及，谁还有心管华夏图书公司的血本！
胡适五百美金虽丢了，但胡适维护自己股东权利的抗议精神，还是值得现在每个公民回味深思的。
（《文汇报》，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6、北大的“冷庐”
北大纪念一百年，着实热闹了一番。但热闹的主角仍是北大的故人旧事，甚至北大过去的衣食住行。这从近一段时期出版界、传媒界的众多出版物和所刊文章内容完全可以窥见。从纪念角度讲，将各种忆旧文章编纂一下，结集出版，好像也无可厚非，但对于真正关注着北大沧桑一百年，并对老北大的人与事耳熟能详的人来说，这充其量只是件聊胜于无的事。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和真正的读书人都知道，且不说现在的北大真正需要纪念的是什么，就连老北大的一些冷门学者也还有介绍和研究的必要，最起码可以搭纪念之车予以刊布些什么。然而事实却着实令人失望，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这些天，我时常想，作为中国一所着名的大学，在它百年诞辰之际，是以它的学术精神引导受众者的视线呢？还是受众者反而吸引住它了呢？在这里，我想，并不是说这种忆旧脱口秀的事情绝对不能做，而是说，如果老说这些没有新意的旧年人物，或老炒那些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问题的人与事，未免和现在的北大一样，总让人感到热得太热，冷得太冷。而一所着名的大学，原本是不该有学术建树上的冷热之分的。这种感慨，使我不得不举北大着名教授王重民的例子加以叹息。
治中国学术史的人，恐怕都备有王重民的一部大书，那就是《中国善本书提要》。凡有这本书的人，也大概都知道王重民字有三，号冷庐。其实王重民离我们并不太遥远。他执北大教授之席，只是北大从昆明复员之后，胡适聘请他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创办图书馆系，直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因不肯迎合“四人帮”的旨意，为托名李卓吾所撰伪书作伪证，终在其“冷庐”的书桌上，放下一本《李卓吾评传》，带着明季李卓吾也是以七十高龄，被当道诬蔑，自尽于狱中的自况，亦步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的长廊上。一个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一个在目录学、文献学、版本学和敦煌学、史学都达到最高水平的伟大学者；一个厥功尤伟的我国图书馆系的创始人；一个受到师友学生一致推重，视学问为生命，将祖国的文化典籍当作自己灵魂般的守护者；一个精神家园和人格操守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竟有令今人都肃然起敬表现的粹然学问家，如今还不为人知，还沉寂在北大的“冷庐”里，无论怎么说，也是件让人感到困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