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孩子资质非聪颖秀出，亦非太笨，但意志不强，无高远的大志，依赖家长，以为家长可以为他解决一切问题，纵然困难，不至无方，不从大人的告诫，循情任意，遂致牺牲了自己的学业，而置大人于左右为难、无可如何境地，所谓贻父母之忧者是也。他没有学过字，写的甚不好，今嘱其勉写一纸呈上。他既无学，又无艺，又无较好的资历，不敢稍存奢望，只希望先生因为同情我的缘故，给他找一点能作的小事。这样，便解决了我的一部分困难，分了我一部分的忧。这种希冀，只是基于先生之仁，基于先生和我的交情，并不基于他的能力。有三兄弟曾说，先生说要他作先生私人的书记，此非先生力量所能办。先生这种义气虽足动人，可是绝对不可。我亦不希望他在北大谋事，有缺即补。因为，我在北大作事，就当避嫌。再说一句老实话，北大方嫌人多，有缺不补才是正办法，何云有缺即补乎？他既然是师范毕业，教小学似乎他还能够，或者北大以外的小职员亦可。现在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时候，以无能力之人而谋事，煞不容易。况腆颜求人是最难为情的事，以我之难以为情，知先生之难以为情。以先生平日之介，知此段（此段是南朝人的白话）先生实为我降节而屈志，我着实不安。因为先生待我好，我虽然不安，也只好劳先生神，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笔者不知孙楷第的二公子最后是怎样安排“上岗”的。但我相信，“我在北大作事，应当避嫌。再说一句老实话，北大方嫌人多，有缺不补才是正办法，何云有缺即补乎”这话、这事，现在是很少有人再说、再做了。因为说这话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操守，还要有一种管事的愿为有难的人“降节而屈志”，有难的人也得有颜面顾及的大环境才行得通。
而孙楷第在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所说的事，则更令人感慨万端：
前天看报看到北大中文系学生要为我捐款养病的话，我不觉毛骨悚然，当下写了封较长的信托游泽承（国恩）兄转交北大中文系同学（因为我没有甚熟的学生）。大意是说他们富于同情心而昧于理，君子当爱人以德。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廉者不苟取于人，亦不轻取之于人。我引南朝的两个故事告诉他们：一个是宋朝的朱百年。百年甚穷，颜竣送谷五百斛，不受。一个是梁朝的庾承先。承先卒，刺史厚有赠赙。门人黄士龙让曰：先师平日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我说我应当效百年，你们应当效承先的门人，千万取销此意；如已捐了，应即退还。
以后，我又给中文系自治会主席袁文津一信，又给我认识的学生谭作人一信，说人与人之交，最宝贵的是相了解；违人之志，便是不了解。后来有人又找泽承兄请教，问可否变换形式，改货币为药物。泽承告诉他们不是形式的问题。我知道了，又与泽承信说，困病而受人之贻，是以病市也，耻孰甚焉。
且彼等俱寒人，以寒人吃寒人，则我便是花子头，何忍为此，请泽承晓喻他们，教他们深体我旨。我以为士穷不可滥，滥则无所不至。今世多赃官，正坐以贫自解耳。若使行不义而以贫为解，则天下亦何贵有士，读圣贤书之为何……我不才，滥竽北大，尚不至为北大丢脸也。
给胡适写这封信时，孙楷第的病已有好转。但据给他看病的大夫从其“唇白手冷，血太少，平日即贫血，病后尤甚”的现状观察，要孙楷第充分休息不用心，吃富于营养的东西。但正如孙楷第对胡适所言，此时病困交加的一介穷士，教授已滥穷到无所不至的地步，对大夫的建议和对他自己的性命，也只能是“休息可勉为之，吃这个那个，谈何容易，只有量力勉行一二耳”。对于学生自发给他捐钱养病这件事，如果用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看，完全是一种学生热爱老师的行为或者说是典型的“献爱心”行动。一般的人，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一是饱含着热泪说声“谢谢你们”，然后将钱退回。无论一个人选择哪一种，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孙楷第却不这样看，也没这样做。他除了坚决不接受，并晓以学生不要这样做的利害之外，还批评学生说：你们虽然富于同情心，但却昧于理，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而廉者是不会苟取于人，也不会轻受于人的。又批评学生说，人与人之交往，最宝贵的是相互了解，你们捐钱给我，是违我之志。变换形式，变钱为药也是错的，因病而接受学生赠送的药品，这是以病做交易，更是大耻。而“不为北大丢脸”，则是孙楷第“手写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一个关键话语，一个北大教授尊严与否的基本要素。
我们常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那么从这两件事上，是不是看到了孙楷第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与今不同，与众不同呢？
（《世纪》，二〇〇〇年第三期）
8、最后的名门世家
平伯老逝世后的第二年，我买到了孙玉蓉女士编辑的《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浏览一遍后，记忆犹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平伯老给邓云乡的三十多封信中，所一提再提的修复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故居之事。这是平伯老晚年的一件惟日不足的大事、心事。书信集中虽有“盼其慢慢实现耳”的软语，实则心急如焚得厉害。这在给陈从周和邓云乡的不少信中多有表露。二是给陈从周先生的一信中，在详谈如何修复好曾祖父俞樾始建于一八七四年的这座家园时说：“近从坊本《曲园书札》中，偶见与李瀚章（筱荃）书述其地形云：‘自南至北修十三丈，广止三丈，又自西至东，广六丈，修止三丈，似曲尺形，即名之曰曲园。’或无甚用，姑录奉备考。”事不关我，但俞樾为什么要致信向李瀚章叙谈造房筑园之事？当时因没有《俞平伯全集》可查，只存了一个想弄明白的尾巴，可没多日就忘掉了。但坊间有《曲园书札》一书，却让我给记住了。
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天，闲来无事，前去我所时去时不去的一个旧书肆，转了几个摊位，在我驻足的一个摊位前，忽见一册《俞曲园书札》赫然在目，系上海大中书局一九三二年新式标点版，由冰心主人标点。猛然想起《俞平伯书信集》中所说的这本书，赶紧买下。回来后，当然先看平伯老提到的俞樾与李瀚章书述其曲园地形那一篇。翻到俞樾与李瀚章书札的第四通——《与李莜荃制府》一札，核对无误后，才放下心来；原来想弄明白的那个尾巴，也随着整通书札的一阅而迎刃而解：马医科新寓和曲园建造之时，李瀚章曾“承惠草堂之资”。事情竟如此简单，又如此饶有兴味，随即就将这本书札从头看到了尾。记得看第一通《与肃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辈》时，就令我大吃一惊：“樾侨寓津门，又将三载。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无经费，未能设局，不过从故书中钞撮，终朝伏案，劳而无功。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众多报章和着作不是明明都说俞樾是应当时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之邀，才就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的吗？哪里想到，竟是俞樾首先向李鸿章提出“请求予以关照”的。他俩并不是科考同年（李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俞是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也不是故交，李鸿章为什么会给俞樾这么大的一个情面，并“量才使用，适当安排”呢？对于这个疑问，还是将近三年之后细看俞润民、陈煦所着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书，方得“一知半解”：原来庚戌会试后，“李问老师曾国藩，今科可收了得意门生？曾告有知，即俞樾。所以李鸿章牢记在心，但多年来并未和俞樾见面，也不知俞在何处。遂向人打听，得知俞樾在天津，李说：‘如见到俞君，请代我致意。’俞听到后很感动。等回到苏州以后，至南京拜访李鸿章，遂问起此事。李回答说：‘这是老师所嘱，故不敢忘。’由是李、俞二人订交。李即请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我的“一知半解”是指，“一知”是知道了俞樾和李鸿章之间的师承关系；“半解”是说，结论仍同众说，但证据不足。
在没有新的证据发现之前，我依然相信这通书札更有说服力，即俞樾是先致函李鸿章，请求安排“一席一地”，然后才有至南京拜访、订交、被聘为苏州紫阳书院讲席之举的。不然，俞樾对此有诗记之的“军门敬谒李临淮，尚念当年桂藉偕，报道故人吴下至，皋比一席早安排。”又该如何释读？再看《与李少荃前辈》的第二通：“紫阳一席，辱承订定，借讲席之清闲，养山林之疏懒，为多幸矣。因适人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笺陈谢。”此事的来龙去脉显然更加清楚。当然，俞樾向李鸿章求助，李鸿章很给俞樾面子，与现在的走关系，求人情，找管事的，给安排个“好位子”，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俞樾不但确实有才有志，而且正遇李鸿章效法其师曾国藩，广开幕府，招揽人才，兴建景范堂岁考和科考书院，以图“救时匡国”之时。没有了这个前提，不管是李鸿章主动延请俞樾，还是俞樾先向李鸿章求得一席之地，这事恐怕都不会成立。俞樾与李鸿章的第三通信札，很能说明这一点：“吴下为人才渊薮，兵乱以来，不无荒废，殊鲜佳文。未识老前辈甄别正谊，得有绩学能文之士否？吾人作秀才时，或侈言时务，或空谈心学，二者皆不无流弊。总以经史实学为主。省会书院，宜存贮十三经廿四史，及周秦诸子之书；诸生中有笃学嗜古者，许其赴院读书；师友讲习，以求实学，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坦诚言说办学宗旨之后，在其与李鸿章的第四通书札中，俞樾又袒露了他的治学主张：“樾非不知儒者读书，当务其大者，特以废弃以来，既不敢妄谈经济以干时，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词章以媚俗，从事朴学，积有岁年，聊贤于无所用心而已。”两年后，李鸿章受命节制两湖，俞樾大有失去靠山之憾，遂又有与李鸿章的第五通书札：“樾承乏紫阳，皆出阁下之赐，遥瞻大树，深用依依。惟望惠顾寒儒，不以在远而遗之。曲赐久沾，怀刷之恩，区区之心，无任延企。”因“一从大树远移，便觉孤根难托。”于是，辞去紫阳书院主讲职，赴杭州西湖“诂经精舍”任教达三十一年之久。
从《俞曲园书札》中可以看出，俞樾和李鸿章的私交不但没有因李鸿章的调任而疏远，反而日渐增进。如一八六九年，李鸿章接任湖广总督。在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期间，俞樾为其长子绍莱说项，请其提携：“儿子绍莱，材轻年幼，寸效毫无，在鄙人怀舐犊之私，都忘冒昧，乃大贤推屋乌之爱，曲予成全，猥以凡庸，滥邀奖叙，对感且惭，谨奉书陈谢，不尽万一。”这事李鸿章也给办了。“儿子绍莱，驽钝之材，谬承推爱，惟当令其勤慎服官，以冀无负培植。来示又云‘叙补可期’，更深咸荷。”不幸的是，为俞樾所偏爱的这位长子绍莱，中岁而殁。而平伯老在《俞平伯书信集》多次提到的李鸿章所书“着书之庐”，在俞樾与李鸿章的第九通书札中，也有查实：“承惠书，并赐额‘德清俞太史着书之庐’九字，魄力沉厚，结体谨严，如对垂绅正笏气象，从此银钩铁画，照耀蓬庐，不独圭壁之光，抑亦子孙之宝也。”平伯老晚年念念不忘此宝，可谓未辱门风，于曾祖父无愧无疚。
《俞曲园书札》中，与曾国藩的信札共有七通。尤以第一通《上曾涤生揆帅》，最使我读的有滋有味：“樾自庚戌岁，幸出大贤门下，而不才之木，有负栽培，故废弃以来，未尝敢以一笺，渎陈钧听……顷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辈，述知去岁尚蒙齿及，垂问殷殷，乃叹文中子门罗将相，而不肖如樾者……樾自中州罢归，自惟迂拙无补于时，闭户研经，妄事撰述，所着《群经平议》三十六卷，粗有成书。其第十四卷，专论《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其以付梓，谨寄呈一本，未知军书旁午之时，尚能浏览及之，俯赐绳墨否？回忆庚戌科复试，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奖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风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谶矣。而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虽名山堕坫，万不敢望，然穷愁笔墨，傥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在当时，我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在于这通书札解了诸多学者在记述俞樾庚戌科场应试的一首诗中，作有“花落春仍在”名句，受到考官的赏识，“并为题春在堂匾额”之美谈中的疑问。这个主考官是谁？从俞曲园的这通书札中不难看出，主考官当为曾国藩，而题“春在堂”匾额的，也是曾国藩。此事的前因后果，在俞润民、陈煦所着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有详述。而平伯老在《俞平伯书信集》所说彭玉麟（雪琴）书的另一匾额“乐知堂”，《俞曲园书札》中亦有笔墨约记。以个人所好，我以为俞樾与彭雪琴的书札，则是文人相亲的另一面——最见其文雄斯世，识高学博，交友笃诚的精华部分，从所收一八六九年两人在西湖结识，到彭的孙女彭见贞（素华）嫁给俞的孙子俞陛云（阶青）后的十一通书札中，不论知人论事，还是立身志学，均可看出清际一代朴学大师，决非虚誉。若读最后一通《焚寄彭雪琴亲家》，最可见其情其性。
《俞曲园书札》还有与日本学者、弟子的书札三通，亦是文名声望越过国界，远播日本的证见。而《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有关这方面的翔实史料，更是弥足珍贵。由《俞平伯书信集》读到《俞曲园书札》，再由《俞曲园书札》读到《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将其合三为一，虽说是乱读一气，谨记鳞爪为笑，但时代、世风和名门旺族的家族传统，却是文化是否得以传承的根基之一，根基没有了，文化名门世家是否仍会出现？一思至此，不禁感慨万千。如不读这本《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和由黄兴涛主编的“文化名门世家丛书”的另外三本，即《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义宁陈氏——从陈宝箴到陈寅恪》、《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恐怕就不能理解何谓最后的文化名门世家。
回到前所提及的平伯老向陈从周之“姑录奉备考”的坊本《曲园书札》话题。显然，关于曲园的四至，平伯老是从坊本《俞曲园书札》中知道的，但在其子、媳俞润民和陈煦所着的这本《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却有其曾祖父俞樾的《曲园记》全文收录，曲园的四至，尽在其中。是平伯老没读过、或忘记了曾祖父曾有的这篇园记，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也算是心存的另一件与文化名门世家似有关联又无关联的疑问吧。
（《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日）
9、王懿荣是甲骨文之父吗？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我国不少传媒均对此事作了相关报道，或组织纪念专刊，或记叙发现时状，或赞其发现意义，但笔者对王懿荣是否就是甲骨文的惟一发现者，已存疑多年。疑问是读由吕伟达主编，翟如潜、吕伟达、山曼撰稿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引起的，当时和现在仍颇感困惑的地方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