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华的书法更是了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海粟为《姚茫父书画集》所作的序言中，品评介绍姚华的书法艺术为：“作书如大匠造殿堂，以欧、颜为梁柱，门朝像赞为砖瓦，晋人行草为门窗帘幕，《石门颂》为匾额，高起高落，内敛郁郁之气，得金文倒薤法，笔先顿而后曳，方圆相济，笔情刀味如名流高座，意气慑人。”原美专学生刘寄踪在给姚华的孙女姚伊的一封信中，为姚华书法作品的不朽，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识见：“记得每当姚师上课的那天，同学们老早就准备好纸张、笔砚，渴望能获得姚师一帧墨迹。有些同学在上课之前，就伫候在教室门口，争先迎接姚老师到来。姚师常有求必应，不惮其烦，在课时之内，手不停挥，给每个提出请求的同学，各写一贴，决不使人们失望；姚师书法有：行、草、楷、篆各体，隶书少见。他用笔有神，转折绵密，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不论纸张形式，纸质优劣，从不预作规划，总是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面写，才一面将纸卷逐渐展开，都能一气呵成，布局适当。”清末民初，书法界受包世臣、康有为“学碑成楷”的影响极深，姚华虽“信而好古”，但却能以“述而不作”之法，求得自成一家而独立于书坛，真乃通人也！关于姚华的楷书，郑天挺教授称其为是“以隶运平原（颜真卿），方中有圆，体韵丕变，酷似北碑”；老友陈师曾则谓“兼冬心、完白之长”。邓见宽先生撰文更进一步指出：姚华“实际上是用其家乡前辈书家莫友芝以隶入楷的方法，而又自出新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姚华对唐碑的看法，也与康有为不同。他认为“中唐碑刻，笔迹宛然，北海（李邕）之流，且以书家而兼石师，刻笔之精，自得奥窔”。所以，他好用短颖健毫作书，下笔有如刀刻，古拙浑朴，意趣盎然。别人写篆书，历来是以李斯、李阳冰为最，姚华却参以金文及“汉三颂”书之，其作有如铸金契石，字体则疏密相成，庄重雍容。也难怪，六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有识之士仍在四处收寻姚华的墨宝。据北京宝古斋黄玉兰、陈岩两位经理说，法国使馆一官员收买了姚华的大量字画，后来他调到日本任职，还专诚回到北京收集姚华的作品。
姚华作画亦是一奇。四十岁以前还无此雅好，但自从他“与周印昆、陈叔通登泰岱，游曲阜，访邓蔚、灵岩，泛西湖，扬帆海上，名山在胸”之后，恣意作画竟情不尽，笔不止。此时的姚华，用郑天挺教授的话说：“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晚年潜翳古寺，出其余绪以为书画，见者惊为瑰宝，而文名反为所掩。”姚华的画究竟有多好？请看刘海粟老人的一番自白：“读茫父书画，化身为梅林舞鹤，云海翔鹰，幅无大小，无不开阔，斯时斯地，吾土吾民之情，横溢画外，虽经百去劫，甲子重周，展卷犹湿，若甫竣稿。窃谓读书之暇，得一小轩，一椅而外，不容他物，壁上挂茫父佳作一帧，煮茗焚香，日坐二小时，相对忘机，于愿足矣！”大师可挂姚华的佳作鉴赏，一般的爱画者若能得姚华的一幅半缣，视为珍宝，亦是不易。
旧京画坛，先以姜颖生、林畏庐两人为巨擘。民国初，陶宝泉殊有画名。至民国五、六年之后，陈师曾以其笔力高古和为人温雅且有特行而凸起，与其最数往还的有姚华、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至抗日战争前，凡谈及国画大家，必曰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师曾病殁金陵后，画坛主将是谁，因分歧较大，不宜考辨，但代表艺坛发言的却是姚华，恐无可非议。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创办《艺林旬刊》。在创刊号上，惟一的祝辞就是姚华的一首祝诗。诗云：“绘画由来清净土，近来恶道转嚣尘。一幢高树人须见，待救诸天七返身。”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陈师曾逝世后，画坛风云流散，画派争纷别斗，姚华甚为痛心的境况。此后，《艺林旬刊》及北大造形美术研究会创办的《造形美术》，这两个在当时极有影响的艺术杂志，就成为姚华经常发表艺术论着的阵地。正因为姚华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当时画坛无人企及的地位，所以友朋星聚，门生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仅举梅兰芳先生回忆文章一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泰戈尔夜车赴太原。那天中午，我和梁启超、姚茫父等为泰翁饯行……泰戈尔问我：‘听说梅先生对绘画曾下过工夫。’我告诉他：‘那天出席的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师。’我指着茫父先生说：‘我爱画人物、佛像，曾画过如来、文殊、观音、罗汉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最为难得的是，一九二六年，姚华猝患中风，以致半身不遂，只能以一只残臂作书绘画，直到逝世前，还躺在床上着述了最后一本文字学专着——《黔语》。
姚华在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在刻铜品、唐画壁砖和西域古迹笺及颖拓上。据邓云乡介绍，鲁迅曾购得一破铜墨盒子，盒面所绘一正面鸟正是姚华手笔，那鸟两目圆睁，立于山茶花上，旁书一绝句。鲁迅戏呼这不寻常的两目可怖的鸟为怪鸟，并赞茫父一反历代画家画鸟只画侧面的传统，长期将这破铜墨盒子放置案头。鲁迅、郑振铎十分喜爱姚华的书画笺，现已为人所熟知。郑振铎称其“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鲁迅则称其笺纸“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
郭沫若在一九五七年见陈叔通以姚华颖拓泰山残刻二十九字见示后，即抒感叹：“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郭沫若还对陈叔通此举大加赞赏：“叔老特加珍护，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此后不久，郭老犹言未尽，又书一通：“叔通重茫父，用意良可射，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除郭沫若外，马叙伦、林志钧、邵裴子等老先生亦对姚华的颖拓作品，表示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赞赏。
姚华生当晚清，虽科举进士，但国事乱象他是痛恨异常的，只因官小职低，图强抱负无从施展。留学东京，本想治经世学，归国后，还曾着《财政论》、《银行论》，以示启蒙，但腐败的清王朝何能以《财政论》、《银行论》相救！清王朝被推翻后，姚华是以万象更生的企盼，才进入民国参议院当议员的。虽为民国，但政坛你争我夺，为个人谋的陋习丝毫没有改变。姚华耻于这种奔官成风的明争暗斗，毅然弃官而去，就连新学的法律政治，也一并丢弃。不能为国家福祉效力，就退其次，赁居破寺中，办教育，重理旧业，书法绘画，作文论艺。宁出售才华，换取生活必需，也不取军阀当政的一分一厘，这岂是当时旧式文人能做、甘做的行止？姜德明、史树青、朱崇演曾以姚华在不同时期诗刺窃国大盗袁世凯，诗吊爱国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不畏株连，为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爱国学生方伯务题诗出版遗作的进步史实，撰文予以高度评述。萧乾、文洁若先生将姚华论定为是“一位有气节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对于姚华的一生，文洁若总结为：“字里行间显示出了一位耿直不阿的中国文化人的铮铮铁骨。茫老毕生从未屈于军阀。”
其实，姚华淡泊名利，决心在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追求新思想、新观念的志向，早在他写的《弗堂记》一文中就有显示：“弗堂陋室也。其成也苟，一切弗中制度，主人乐以为堂，因而堂之。”其中“一切弗中制度，主人乐以为堂”，就是心志。而在抵御西方文化的侵略，维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延续上，姚华亦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初，针对国人言必希腊、罗马、英法的文化本位倒置现象，姚华和陈师曾联合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大村西崖教授，多次研讨东方绘画理论，最终以三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人画复兴》、《中国文人画价值》和《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而结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个集子，在我国艺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通人，竟无人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不朽何在？难道只有字画、颖拓、破墨盒子？
（《书屋》，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4、胡适在商务
在商务百年的历史中，胡适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七日这段日子里，胡适对商务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能不提。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力邀胡适到商务代主其事的高梦旦，再次到胡家劝谈此事。高梦旦当时之所以要请胡去办编辑部，用高的话说，大处是因“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小处是因时势所趋，高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其时，胡正戴着新文化运动的红帽子，虽觉着“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比起他自己想做的事来，算来算去仍感不合算。因为去商务，完全是办为人的事，而胡自信是一个有贡献能力的人，怎肯舍己为人？鉴于此，胡曾几次婉辞了高的这一邀请。可高也是个有办法的人，眼见此事要泡汤，立即拿出一个折中方案：夏天请胡到商务看看，和商务的主要成员谈谈，算是商务的客人。胡答应了这一调停的办法。
高梦旦返回上海后，因北洋政府扣发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水甚久，北京教育界展开了一场“索薪”运动。随着“六三”事件的爆发，马叙伦被打伤，北京各学校开始罢教罢课，胡忧心忡忡，除了看书和自叹无谓的一些社交活动外，似无事可做。这期间，胡给商务去信询问究竟要他做什么事。六月二十三日，高给胡回信说：“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从高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商务邀胡主其编务之事的决心仍没退却。六月二十七日，胡给高去信，内容不详。但联系此事的全过程，人们还是可以猜出：一、胡仍不答应带家眷去；二、商定到商务看看的具体行期。这由胡于七月十一日送走杜威后，即在十五日乘车前去上海可证。
据胡适日记载（《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胡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七月十七日，就在商务主要职员为其举行的接风宴席上，扮演了“顾问”的角色。例如“中国历史”一书，他主张可悬赏五千元（或三年留学经费）征书。以一年或年半为限，当可得许多好稿子。七月十八日，胡正式到商务“视察”。大概胡怕商务逼他就任，又问高究竟想让他来做什么？高没直接回答，反问胡能住多久？胡答：“北大开学时我即须回去，此已无疑。至于半年以后的事，那是另一问题，大概我不能离开北大。”高听胡这一说，马上改变了口气，说他们昨天看胡的情形，已知道不能留胡。但希望胡能看看编译所的现状，替商务做一个改良计划书。胡表示同意。双方就此在这一问题上不再存心。从这以后的十天中，胡适天天到编译所审视顾问。就在到编译所的当天，胡专访了编辑所的熟人，先后见了傅纬平、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潘介良、郑贞文，胡的这些熟人大多对商务甚感不满。尤其是郑振铎和郑贞文，前者和“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作一个意见书，后来因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故不曾做”；后者则因知道胡要来，故已做好“一个改良此间组织的计划”。胡适当时的态度既可称得上进步不过，又可说实在对得起尾大不掉的商务资方的邀请。他对郑振铎说，计划书“你们尽管去做，做了交给我，我可以用作参考材料”；看了郑贞文的组织改良计划，胡同样认为甚好，并对郑贞文所说的，“组织是一事，人才又是一事；有好组织无好人，是无用的”，很表赞同，认为“也是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