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导《大寨之路》和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介绍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号召全国学习大寨。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4个方面，这就是：（1）学习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社论说，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2）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大寨人用双手改造了乡村面貌，而当时全村只有50多个劳动力，集体经济又刚刚建立起来，财力、物力都很单薄。但是，大寨人民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他们没有坐等农业机械化，没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支援，当改造自然的规划一经制订，就立即投入了战斗。社论说，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界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3）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说，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举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括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4）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社论说，11年来，大寨人民在建设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已有的成绩所陶醉，不再继续前进了。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几乎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措施，他们都进行了科学试验。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社论最后说：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们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区，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很快推向全国。全国各地广大农村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山造田、兴修水利，以顽强的斗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农村的面貌，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1965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寨的一些"左"的做法迅速抬头，并受到重视，不断地总结、提高，并被不切实际地广为宣传。1966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突出政治的一课》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提高到了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高度。同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一文的编者按中说：中共大寨党支部从党内到党外，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了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使大寨的生产蒸蒸日上，成为全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大寨经验宣传的重点，开始从物质领域转向精神领域，从发展生产力转向变革生产关系，从战天斗地转向与资本主义斗争，逐渐地被扭曲、被神化，以至于脱离了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从1967年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学大寨已不是单纯地学先进的生产运动了，而是变成了用强制手段推行极左政策的政治运动。把大寨经验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国家、关心集体等内容改为阶级斗争，认为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首先是与人斗，大搞阶级斗争。生产上不去，就认为是"阶级斗争抓得不紧"，"有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为了反资产阶级法权，大寨大搞平均主义，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取代依据劳动定额的评工记分制。大寨还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尽数割除。大寨大队由于规模小，一直实行大队核算制，昔阳县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于1967年到1968年间，将全县改为大队核算制，这也成为大寨经验之一，结果形成了"穷过渡"。为了建"大寨田"，昔阳县大搞"一平二调"，侵犯生产队所有权，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的旗帜作为推行其极左路线的工具，他们需要什么经验，就在大寨中制造出什么经验。196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永贵在昔阳造反夺权的通讯，利用大寨这面旗帜为在农村夺权和制造动乱推波助澜。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陈永贵的文章《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1969年2月1日，发表了署名大寨贫下中农的文章，总结了大寨斗、批、改的体会，即：高举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一条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纲），猛批一个修（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斗一个私、大立一个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宣传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正气压倒资本主义邪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宣传大寨抵制1972年刮起的批极左思潮，迎着逆风上，开展反右倾斗争，坚决地同1975年出现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复辟倒退。正因为大寨适合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阶段的需要，所以才不断地被美化、被拔高、被吹捧、以至于绝对化。除了机械地照搬大寨经验，大搞阶级斗争外，在生产中也同样照搬大寨经验。大寨地处山区，将山地改造为人造平原，各地便也纷纷向山头进军，搬山造田，结果劳民伤财；在南方一些省份为学大寨围湖造田，在西北一些地方则毁草开荒，破坏生态平衡，不但减少渔牧业收入，而且使农业生产也受到损失；在兴修水利中，有许多地方不考虑上游水源和下游需要，乱建水库，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不良影响，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停止，整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肯定了过去的"左"倾做法，同时强调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大寨运动明显降温，但是并没有停止。197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对大寨问题仍采取肯定态度，认为：大寨仍然是我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努力学习的方向，过去各地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典型也是先进的。但《纪要》也指出照抄照搬大寨经验和召开过多会议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应该纠正。
直到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中央批语中首先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批语中总结了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关于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问题，批语中说，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运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关于对先进经验的推广，批语指出，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关于对待先进人物，批语中说，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这个设想贯彻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兼顾国防的需要，以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设想是：1970年，粮食4300亿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至4200万担；棉纱780万至850万件；钢1600万至1800万吨；煤炭2.85亿至2.95亿吨；发电量1000亿至1080亿度；原油1650万至1800万吨；化肥1100万至12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到9.5％。其中农业总产值690亿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亿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970年财政收人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
会前，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要加强内地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想法，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备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