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要搞四到五年的社教运动，不要急急忙忙，并提出了搞好农村社教的标准。刘少奇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干部中的"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有根子，而且危险在于上层。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没有搞彻底，甚至打了败仗，《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意见，束缚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份等内容。
.会议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了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同时并存）和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意见。
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影响很大。会议提出夺权问题后，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有了更大发展。9月，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一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从而导致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干部，造成了许多错案。
会议提出的加快内地"三线"建设的方针，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必要的。中央也曾提出，建设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同时又未能兼顾沿海地区需要，结果在生产建设中遗留下不少问题。
小站事件
5月，为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五月会议提出的夺权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准备夺权。小站事件就是在此前后发生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夺权事件。
小站即天津南郊小站地区。该区1964年1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伯达带人进点参加运动。在陈伯达一手捏造下，把三个村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认为天津小站的"反革命集团"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进而在小站地区进行了夺权斗争。有250多人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把上面的根子追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身上，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指示》指出，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人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还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遭到了失败。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
《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
《指示》最后指出：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
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干部躺倒不干，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或地富坏分子所掌握，在查明属实后，经工作团党委批准，都可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属贫协。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的通知，扩大了工作团的权限，让所在县的"县委县人委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公社由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夺权"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左"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解决干部问题，把群众和干部对立起来，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现象，伤害了许多干部，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出现了不少错案，造成了不良后果。
，天津市对天津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三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复查，确认是"陈伯达一手捏造"，上报中央。7月8日中央批复"同意市委意见"，对此案彻底平反。
批判杨献珍
对杨献珍的批判，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由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这种批判愈演愈烈，以致他被迫害致死。杨献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长期在中央党校从事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1961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是两个对立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1963年11月讲课时，进一步把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其论点是："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日常语言中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规矩、方圆、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谢‘等等，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还有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也说明’合二而一‘——矛盾的统一这个意思。""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5月14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在课堂上讲授了杨献珍"合二而一"论，鼓励大家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论。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文。文章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多次同杨献珍商量，杨献珍并帮助他们修改。这样，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林的文章传播开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受到批判。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5月29日至8月底。在康生的部署下，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揭开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序幕。这时，有不少人发表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也还有一些人支持"合二而一"论。到8月底，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共达90余篇。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认为："一分为二"已经圆满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不仅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也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来补充，它本身就是完满的、全面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它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只讲对立面的联系，根本没有对立面转化的意思；"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真正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的思想正是同对立统一的思想针锋相对的；"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一分为二"具有不可调和性，用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就必然是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取消了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合二而一"不包含矛盾斗争和转化，不是辩证的综合；"合二而一"论从根本上取消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合二而一"是调和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反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争论，是要革命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的争论。
批判的第二阶段是从9月初至1965年6月。这一段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不断升温，引向政治问题，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在内部讲话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随后，在康生的授意下，1964年9月，《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开展了政治批判。指出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挑起的，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认为"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的。
从1964年7月起，中央高级党校对杨献珍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6月9日，党校校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同意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报告》列举的杨献珍的所谓错误是：（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与探讨，本是正常的、有益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而当时把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认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有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观点的知名学者、革命前辈进行政治围攻，并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杨献珍因"合二而一"和所谓"叛徒"问题于1967年3月16日被监禁关押，1975年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