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死后，一种传言不胫而走：顺治帝没有死，他是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了。这便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出家”。人们怀疑顺治出家未死的根据，除了文人雅士揣摸顺治意愿、在诗文中做出的种种暗示（如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屡点“董”字，暗示董妃之死与清凉山佛的关系，并有“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句，“回首长安城”两句说顺治幸清凉山不返，削发披缁皈依佛门后，回首帝京往事，凄恻惨然，而“房星竟未动”两句则说，朝中虽以大丧告，然“帝实未崩也”）之外，最重要的是康熙曾经四次去五台山。
这是史实。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康熙侍奉祖母孝庄文皇后前行。当时孝庄文皇后已有七十一岁的高龄。山岭峻绝，康熙亲自下马扶辇。路数折不可上，孝庄文皇后遂还，但仍命他代礼诸寺。
又云，康熙每幸五台山，总要摒退随从，独登高峰。他最后一次谒五台，留下了一首诗：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时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
言词极其怅惘哀痛。人们由此猜测，康熙是去五台山看望他的父亲顺治帝。而这最后的一次，顺治已经过世了。
然而有人考证，顺治确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死于天花。正月初二那天，顺治命他最宠信的太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广安门外法源寺）祝发（剃头），举行代他出家的仪式。他本人也亲临观礼，回来后略感不适，初四，没有上朝。初五，宫中各殿楹联门神尽撤。初七晚，朝中下令大赦，并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这是当时崇拜“痘疹娘娘”的风俗）。群臣这才知道顺治染上了天花。
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也记载，当时他奉诏入养心殿，顺治亲口对他讲：“朕患痘，势将不起。”
初七日，宫中传丧。顺治之丧，经茆溪森禅师举火焚化入葬。事见《五灯全书》。那么，康熙四幸五台山做何解释呢？
应该说，康熙去五台山，虽不能作为顺治出家的根据，但确实与其父顺治有很大关系。董鄂妃之死，使顺治万念俱灰。董鄂妃哀怨凄婉的声音总在他耳旁萦绕：“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顺治落了发，决意效法如来、达摩弃国出家，只是在著名禅师玉林的劝导下，才暂时放弃了出家的念头。为了制止顺治再次萌发出家之念，玉林除了安排吴良辅作为顺治出家的替身外，还特意安排顺治去五台山——中国佛教徒心目中释迦牟尼居住说法的灵鹫山——进香朝佛。就在五台山之行指日可待时，顺治撒手人寰。
顺治帝发丧之日，众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甚哀”。龙凤文化碰撞中牺牲的，毕竟是她自己亲生的儿子。
灰飞烟散，何处寻觅儿子的孤魂？母亲最知道儿子的心，只有五台山，只有浸透儿子血泪的五台山。
康熙侍奉祖母或遵祖母之命，四上五台山。他摒退侍从，独自登上高峰，不单单肩荷着一颗滴着血泪的母亲的心，而且怀着自坐龙庭以来（或许由于处境相似）对父亲与日俱增的同情理解和深深的思念。五台山最高峰——海拔3058米的叶斗峰的背面，是四季不化的万年冰雪。五台山菩萨顶，顶下环绕着檀林宝刹、法驾黄云。想顺治弃天下如敝屣，披缁合十，趺坐于寂寥山阿、漫漫云海之上。顶上是晴空万里，阳光和煦，脚下是雷鸣电闪，云滚雨急，他的内心犹如深潭，面容似喜似悲，静静听着山上塔檐殿角清越悠长的风铎之声，冷冷地望着山下如条条黄龙蜿蜒急下的涧水山洪……面对父亲的亡灵，康熙心中激起了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想些什么，诉说着什么呢？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康熙最后一次谒五台山时，刚刚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战争中局势出人意料的变幻，迫使康熙反复思索过他是“龙”，还是“凤”的问题。
他终于清醒。清醒，有时是一种莫大的痛楚。面对父亲的亡灵，康熙反复吟诵：“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那何尝不是对自己艰难思绪的归纳与总结？何尝不是对自己痛楚的抒发与倾诉？他只能面对父亲的亡灵，因为除了父亲，再没有人可能理解他——一个稳坐龙庭的胜利者——的痛楚。康熙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则是清初四大疑案中另一个疑案——“太后下嫁”的主角。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迄今也并没有发现诸如“下嫁诏书”之类的铁证，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皇父之称。多尔衮始为摄政王，入关后加叔父摄政王，后又加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冬至祀天之时，再加皇父摄政王。自此，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皇父。多尔衮死时被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翌年奉于太庙。
多尔衮既为皇父，身为圣母的孝庄文皇后显然是同他结合了。于是有这样的传说，多尔衮授意大臣范文程在朝上云：“摄政王虽为皇叔父，实乃以帝位让上，犹父传子也。上亦应以父视王，然否？”群臣道：“然。”“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即视王若父，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太后同宫。”臣道：“可。”太后遂下嫁摄政王。并有恩诏誊黄颁示天下，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等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
这纸恩诏自然查无下落，但“皇父”之称，确是史实。二、张煌言之诗。张煌言《苍水诗集》有一首“建夷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他的著作是禁书，清末才得以问世。人们读到此诗，认为流传了几代的太后下嫁故事，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三、太后之葬。孝庄文皇后死后没有按惯例祔葬皇帝，或葬在帝陵附近，而是独自葬在了远离盛京（沈阳）皇太极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之外。这在清朝帝后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为什么？难道不是由于她曾下嫁多尔衮的缘故吗？多尔衮既成叛逆，她以国母之尊自然不能祔葬；她既已改嫁，又如何得以祔葬昭陵？
以上三条，均有史家提出异议。其一：“皇父”，亦有“尚父”、“仲父”之意。“尚父”、“仲父”是古时君主用以尊臣的称呼，意为可尊尚的父辈，并不是君主本人的父亲，因此“皇父”之称不足以作为太后下嫁之证。况且，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只记有君臣对摄政王“皇父”之称的议论，并无“太后下嫁”的记载。如多尔衮认为太后嫁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需要避讳的话，就该连“皇父”一并避之，不必以“皇父”之称诏告天下。如不以为然，又是因太后下嫁而得称“皇父”的话，就该首先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不必讳之。或者认为可能原有此告，后清朝为保全太后名节删去了。那么朝鲜作为属国，又是在多尔衮正红的时候，他们的《李朝实录》似没有必要为太后隐讳其嫁多尔衮之事。
其二：张煌言虽与多尔衮同时，但他是南明抗清名臣，远离北京，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抱有成见，听信传言加之想象，挥洒成诗？况且若如诗中所言，果有因太后下嫁，春官进大礼仪注之事的话，那么，皇帝从无父到有父，岂不应比大婚庆典更为郑重？但为何又无此记载呢？
其三：清代在已有一后与帝合葬的情况下，不祔葬的皇后并非孝庄文皇后一人。如世祖孝惠后葬孝东陵；世宗孝圣后葬泰东陵；仁宗孝和后葬昌西陵等。
而其中只有第三条，又有史家提出了有力的驳论：后妃死于皇帝安葬之后，确无祔葬可能。但清代未祔葬诸后均葬于“风水墙”之内，唯有孝庄文皇后葬于“风水墙”之外。
且孝庄文皇后死后三日，方传其遗诏，将慈宁宫东王殿拆迁孝陵近地，作为停放灵柩的“暂安奉殿”（据东陵附近的故老相传，该宫四壁刻满了太后下嫁时百官的贺词）。康熙并未为孝庄文皇后发丧，令天下举哀，却将她的灵柩在“暂安奉殿”“暂”放了三十余年之久，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始大葬”，雍正诏令就地建昭西陵，将其送入地宫，而雍正本人却未亲临祭奠。
这样，康熙作为当事人的“太后之葬”，就成了解开“太后下嫁”之谜的关键。康熙对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感情极其深厚，这不单是在于他自幼得助于孝庄后的慈抚严教，也不单是在于他因孝庄文皇后的力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更重要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日益深深地认识到祖母人格的伟大。
是的，关于一个女人风流逸事的传言，往往与她的声名事业成正比。孝庄文皇后一生经历三朝政局变幻，辅佐顺治、康熙两个幼主皇帝，晚年又协助康熙进行统一大业，是清朝举足轻重的开国元勋。她不喜弄权，康熙八岁即位时，有人曾上疏十款，以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她垂帘听政，遭到她严厉斥责。
是的，孝庄文皇后是凤族的代表。正因为她是凤族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龙文化进行血与火的碰撞，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子；正因为她是凤族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龙文化进行水与乳的交融，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康熙即位的一切，都是孝庄文皇后一手安排的。从她使首先揭发多尔衮罪行的苏克萨哈成为康熙四辅政之一，到将苏克萨哈所在正白旗抬入上三旗以削弱两白旗、加强两黄旗的措施，乃至最先清算多尔衮及其党羽的决策，均出自她手。无论她曾下嫁多尔衮或曾为多尔衮的情妇，此举于她个人的影响又怎样呢？
康熙亲政以后，她一方面勉励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一方面告诫康熙：“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卓，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慎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祖考遗绪。”
龙凤文化已集于她一身，孝庄文皇后美貌端庄，有一副慈母、慈祖母的柔肠。没有人比康熙更了解，她为了凤族，为了自己的子孙和大清朝，做出了多大牺牲，忍受了多大痛苦，承担了多大压力。
孝庄文皇后生前，康熙对她敬礼有加，备尽孝道。太皇太后不预政，然朝廷有升降任免，康熙多向太皇太后请示之后方行。太皇太后欲出游，康熙每每亲自下马扶辇。太皇太后病危之际，康熙亲侍左右，“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有时太皇太后昏睡过去，他便“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并步祷天坛，泣不成声地读祝，请减己寿以益太皇太后，陪祝的诸王大臣都不禁流下了眼泪。
孝庄文皇后去世后，康熙哀恸至极，“擗踊哀号，呼天抢地，哭无停声，饮食不入口”，他说：“朕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遭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怙恃，未尝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三十余年。朕竭此衷诚，期尽孝养，朝夕侍奉未敢稍懈。近值太皇太后违豫，虔诚祈祷，躬奉汤药，三十余日不离左右，上冀痊安，永享遐福。讵意竟遭捐弃，五内摧迷。顾念慈恩，罔极难报，哀号痛切，情何容已！”
他诏告群臣太皇太后弥留时遗言：“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皇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
他将孝庄文皇后素喜居住的五间宫殿，移至东陵称“暂安奉殿”，停放孝庄文皇后的梓宫。整整三十余年，终有生之年，他没有将孝庄文皇后下葬。这固有难以割舍之情，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不知如何才能消除世人对孝庄文皇后的诋毁、猜疑、误解、伤害。他不愿孝庄文皇后高尚圣洁的灵魂哪怕受到一丝一毫的亵渎与玷污。
康熙的儿子雍正，对凤文化的代表，已无康熙那种深刻的理解与感情。不管孝庄文皇后曾为人妇或曾为人情妇，总归是一样。何况并无开陵祔葬的先例，并无停灵不葬三十年之久的先例。于是，雍正二年，孝庄文皇后下葬。
登上河北遵化昌瑞山中间突起的主峰，可见两侧山峰层层低下，东连蜿蜒起伏的鹰飞倒仰山，西接层峦叠翠的黄花山。正南天台、烟墩两山对峙，形成了一个山口，口中是四十八平方公里绿茵如盖的平原，十五座高大的寝陵依昌瑞山南麓东西排开。这就是被称为“万年龙虎抱”的清东陵。
清东陵逶迤四十里的陵墙之外，大红门以东，另有一座独立的陵园——昭西陵。肃穆典雅、重檐琉璃的楼殿门亭绕以两重红墙。每至晨昏，钟磬清远，诵祝微闻，古碑荒冢，淡鸦残照，徒增一种寂寞惆怅的色彩。
孝庄文皇后便静静地长眠在那里。昭西陵孤悬在东陵之外，与东去千里的皇太极昭陵为一个体系，这本身便是一个谜。康熙没有安葬他的祖母，也没有看到他祖母的葬地。他把祖母的秘密、父亲的秘密深深埋在了心里。秘密不过是未知的领域，对于知道进入这个领域的路径的人来说，便不是秘密。康熙知道这条路径，这条路径便是龙凤的碰撞与交融，尽管最初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这一点。
错位与正位康熙在龙庭之中，龙椅之上，在龙文化的熏陶、教育、灌输下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他沉稳坚毅，满腹经纶，英气逼人。他自认为是龙，理所当然以龙文化代表的身份立言行事。
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君主一样，康熙决不能容忍权臣擅权、君臣错位。然而，权臣擅权、君臣错位已成现实。
康熙即位之时，他的父亲顺治帝为他指定的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并不能算是铁定的凤文化的代表，他们甚至全都坚决地支持过龙文化——索尼、遏必隆、鳌拜在皇太极去世后那个危机四伏的夜晚，作为两黄旗大臣，曾率护军围守本旗驻地，包围议立新君的崇政殿，闯入会场，亮出兵刃，宁愿以死争立先帝之子。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们“不惜性命，与之抗拒”，遭到贬抑：索尼被削夺世职；遏必隆被革职，家产籍没大半；鳌拜先后破大顺军、大西军，却以功受罚，特别是平定大西军张献忠大功归来后，十日之内竟两次论死；苏克萨哈虽然隶属白旗，但因生性耿介，不善阿谀，先未卷入满族上层贵族斗争的漩涡，后未受到多尔衮的眷宠，成为孝庄文皇后与顺治分化两白旗、打击多尔衮的最佳人选。顺治七年（1652年）十二月，多尔衮一死，顺治立即特颁谕旨，命苏克萨哈袭父世职（其父世职前已因故被削），不久又擢为议政大臣。顺治八年二月，苏克萨哈首告多尔衮生前谋逆之状，使顺治名正言顺地追论其罪，使多尔衮一党彻底覆亡。他们坚定地站在顺治帝与孝庄文皇后一边，同分权势力作过斗争。
四大臣辅政甚至可以说是龙凤文化碰撞后的一种进步。首先是从摄政到辅政的变化。摄政，是代行皇权；辅政，是佐理政务，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四大臣“凡欲奏事，共同启奏”的原则，又保证了辅政大臣不能擅权，必需共同协商，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许可后，方以谕旨名义发布。其次，辅政大臣的人选，没有依照旧制由宗室诸王担任，而是选用了上三旗异姓重臣，这就可以避免宗室诸王倚仗辈分权势，轻慢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