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顺治把冲龄践祚的康熙托付给了他们。但是，人并不是时时清醒，并不是时时自觉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代表一种什么文化。尽管自己实际上时时处在某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受某种文化的影响。这样，便潜移默化、出人意外地发生了错位。
这一切，似乎源于四大臣之一鳌拜的骄横跋扈、居功自傲。鳌拜姓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其人孔武有力、武艺高强，在太宗、世祖时期亦即清朝开国时期骁勇善战、屡立大功，从护军校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他的性情极其专横暴躁，加之居功，史载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
一个人的性情如何并不是酿成悲剧或喜剧的决定因素。然而如果一个人性情的发展，偶合或者影响了某种历史的潮流（无论正逆），则至少成为可能“定位”的因素。而这种“定位”，往往并不是人们，甚至往往并不是他本人的初衷。
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位居第四。位居首位的索尼是四朝元老，居三的遏必隆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子，前者年老多病，后者庸懦附和，且二人与鳌拜同为两黄旗，于是位居第二、又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就成了鳌拜的眼中钉。
为了拉拢两黄旗大臣，打击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挑起了换地事件。
顺治初年圈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二十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上疏：“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于三月矫旨，开始硬行勘换地亩，在顺治初年圈地恶政平息二十余年之后，重掀圈地狂潮。
旗民惊惧，消息渐传禁中。十一月，康熙问安之时，向祖母奏报了辅臣圈地扰民之事，遭到“太皇太后切责”，“事将中止”。恰在此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他们痛切地指出，京东各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后周遭五百里尽抛弃不耕，所谓“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荒凉极目。且因“知旧业难守”，“有米粮者已粜卖矣，无积蓄者将轻徙矣”，“目前霜雪载途，惧填沟壑，将往奔他境，而逃人令严，谁容栖止？仍僦集本土，而人稠地窄，难以赁居。又有谓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除，赋免而徭尚在，糊口无资，必亏课额”。妇子老幼，环泣马前，无论旗民，怨声鼎沸，士人千百，上书请停。现“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
他们更加痛切地指出，换地之令“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这完全是鳌拜矫旨背主所为！
与此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以屯地难于丈量，正白旗不肯指出地界，镶黄旗不肯受地等原因，决定撤回换地官员，“候明旨进止”。
鳌拜震惊暴怒，他深感事态的严重。虽然也许他并不知晓他本从个人恩怨、利益、权欲、野心出发，却已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面，成为本民族守旧势力、分权势力、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
错位，然而，他只有走下去。鳌拜再次矫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革职禁守，交刑部议处，罪名是苏纳海拨地迟误，朱、王纷更妄奏，三人结党抗旨，违背祖制，俱论死。其时康熙年仅十三岁，他清楚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阻挠其意，必欲置之死地，于是特召四辅臣赐坐询问，试图亲自调停。
不料，鳌拜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以至攘臂伸拳，坚奏三人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唯苏克萨哈愤愤独坐，不发一语。苏纳海等三人竟被处以坐绞之刑。
涉及十个州县、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余晌耕地的两旗换地，被强制推行，百姓状况奇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为民请命的英雄，被直隶百姓奉以地方名宦。康熙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直到四十年后提起此事，还痛心疾首：“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
更严重的是，四辅臣协商一致、必须得到皇帝准许方可行事的原则已被打破。自此鳌拜益愈专横跋扈，在朝廷内外广植党羽，欲使“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臣之上，部臣办事“稍有拂意”，动辄呵叱辱骂，随意治罪，甚至在康熙面前“嗔目起立”，“张以老拳”，“施威震众”。
不服及不满鳌拜淫威的官员迫切要求皇帝亲政。康熙七年三月，辅臣索尼在百官的推动下，以“世祖章皇帝（顺治）亦十四岁亲政，今上年德相符”为由，奏请皇帝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康熙御太和殿行亲政大典。
鳌拜却越走越远，以至君臣错位已成定局，且日益明朗。七月十三，势单力薄的苏克萨哈上疏请辞辅臣之职，一以抗议鳌拜之专横，一以迫使鳌拜、遏必隆相应交权。鳌拜气急败坏，倒打一耙。他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加以“不愿归政”，“怨望”，“有异志”等二十四款大罪，议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凌迟）死”，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二人，无论已成年未成年，皆斩决籍没。族人白尔赫吐等，亦皆斩决。康熙以“核议未当”，“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捶胸挥拳，疾言厉色，气势汹汹与康熙强争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从磔改为绞刑，其他仍维持原判。
苏克萨哈被处死、灭族。康熙不动声色。
鳌拜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与其弟镶黄旗都统穆里玛，其侄侍卫赛本得、纳莫，以及大学士班布林善、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壁图、户部尚书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侍郎迈音达、都统济世哈、总督莫洛等结党营私，政事先在他家议定，部院启奏官员需先往他家商酌，向他告白，再呈康熙，“逼勒依允”。他常于御前拦截奏章，呵斥部院大臣，将康熙已发科抄的朱批红本擅自取回改批，甚或公然抗旨不遵。
康熙八年，有说鳌拜竟身着黄袍，俨然皇帝；有说鳌拜曾托病不朝，要康熙移驾亲往探视。康熙临其府第，随行侍卫忽见鳌拜神色有异，急行上前，猛地掀开鳌拜所卧床席，只见席下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鳌拜额上渗出点点冷汗，康熙则化解道：“刀不离身乃我满洲故俗，不足异也。”
康熙不动声色。不动声色地进行着部署。一方面，他欲擒故纵。康熙六年加赐鳌拜一等公，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公爵。七年，又加鳌拜太师，加其子那摩佛太子少师。在侍读熊赐履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以“天下治乱系宰相”暗劾鳌拜时，康熙斥其“妄行冒奏，以沽虚名”，使鳌拜放松了警惕。
一方面，他借题发挥，偶示锋芒，向群臣展现自己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高超的水平与深藏的韬略。一次，有司误赦一人，大学士李蔚以既已赦，误即误矣，康熙意味深长地说：“赦人可听其误，若杀人，亦可听其误吗？！”一次，鳌拜在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时闲谈，康熙又意味深长地说：“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这等于是在说，对于鳌拜矫旨换地、杀人，他决不会置之不理！群臣听之有振聋发聩之感。
为了瞒过鳌拜党羽耳目，他以陪练摔跤、技击、习布库之戏为名，挑选绝对忠实可靠的少年侍卫，组成了一支贴身卫队——善扑营（后为正式建制）。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将已任吏部右侍郎的近臣索额图，调回内廷复为一等侍卫；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差遣出京。而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亲临善扑营，面问之：“汝等皆朕股肱耆旧，既如此，汝等畏朕，还是畏鳌拜呢？”“独畏皇上！”众人齐答。于是，鳌拜栽在了众小童手下。
康熙向议政王大臣义正辞严地宣布了鳌拜的罪状，谕令议政王大臣严勘鳌拜及其同党。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大罪三十款，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侄赛本得以“凡事首恶”，即行凌迟处死，其同党大学士班布林善、尚书阿思哈以下数十人革职立斩，妻子为奴，家产籍没。
康熙召见鳌拜，鳌拜无言以对，唯解衣袒露搭救太宗时留下的一身伤疤，康熙动容。康熙有感情，但决不感情用事。正因为如此，他可能考虑得更深，更远，处理问题更富于感情。
五月二十五日，康熙颁布谕旨：因鳌拜累朝效力年久，立有战功，不忍加诛，免死革职，籍没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仅削太师及公爵（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内廷”）。鳌拜死党，除七人已杀之外，仅以九人处绞，其余人等一律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各官畏其权势或苟图幸进而依附者及嘱托行贿者，俱从宽不咎。
十天，自擒鳌拜至此只有短短的十天。“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为苏克萨哈以下被鳌拜处死革职降级者一一平反昭雪；废除辅政大臣；收回批红大权；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一切犹如快刀斩乱麻般地进行。
十天，正位。其时康熙年仅十六岁。过人的机智、勇敢、沉毅、决断，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从先天秉性和性格上获得。决定十六岁的康熙具有这些优良品质、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自幼形成的、自信为“龙”的心理状态；自幼学会的、唯我独尊压倒一切、气吞山河的“龙”的胸怀，气魄，手笔。
记得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个情节：少年康熙突发奇想，竟化名去参加科举考试，还对他的师傅说，我纵进不了三甲，就不信得不了个进士及第！（这里且不说编剧不懂基本的科举常识。殿试共取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前三名为——状元、探花、榜眼；二甲为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为同进士出身，若干名）。康熙哪里会放着皇帝不做，“屈尊”去参加科举考试？他从血液到骨髓里都渗透着高人万等的龙的高贵和高傲。
康熙成竹在胸，全局在握。错位，必须正位，必然正位，一切理所当然。
少年不识愁滋味，康熙把胜利的喜悦、得意、兴奋放在不动声色的后面，然后将目光移向第二个视点。
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君主一样，康熙绝不能容忍藩臣分权、中央与地方错位。然而，藩臣分权、中央与地方错位已成现实。
当时，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后其子尚之信袭爵）、靖南王耿精忠号称三藩，割据南方数省。他们拥兵自重，借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他们在滇、黔、粤、闽等三藩控制区内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征暴敛，藉以扩充经济实力。其中势力最大的吴三桂更是在云桂挟制督抚，四方罗致、收招人才，结党营私，由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
康熙熟读经典，历史上藩镇分权、尾大不掉的恶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
他把三藩作为亟需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宫中柱上，“夙夜廑念”。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立允，并就势撤藩。此举使吴、耿二王受到震动，一为掩饰，二为窥探，他们分别上疏请求撤藩。
康熙当机立断，以“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且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顺势准其所请，并手诏吴三桂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甚盛典也。……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至一应安插事宜，已饬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
康熙果断下令三藩并撤。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谋反。吴三桂率主力出黔掠川，进据湖广，陈兵长江南岸。而后上疏，企图要挟康熙收回成命，裂土罢兵。康熙眼都不眨，下令处死了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驸吴应雄以及孙子吴世霖，毅然部署大军平叛。他运筹帷幄，调度全局：以湖广为主战场，派主力正面设防，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以陕、甘、川为西线，派重兵阻击叛军北上，并收复平凉、三边等地；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安庆等重镇，保江南富庶之地，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相互呼应，将叛军分割开来，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康熙“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进而招降了随叛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孙延龄等；对投降的叛军“即以保全，恩养安插”，“悉赦以往，不复究治”，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康熙十七年三月，势穷力竭的吴三桂称帝衡州，八月忧病而亡。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节节败退，土崩瓦解。
康熙二十年，清军分三路合围云南，十月，下昆明。三藩叛平。八年，自吴三桂扯起叛旗至此，整整八年。康熙每日三四鼓（凌晨三点左右）即起身赴乾清门御门听政。亲自听取前线督抚将领奏报、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亲自研究前线主帅绘制的敌我双方战场形势图，决定作战方略。“遵命者罔不摧敌，违机者罔不钝驽”，淋漓酣畅，一气呵成，决战决胜。
八年，正位。然而，当叛酋授首，凯歌高奏，群臣拜舞，请上尊号的时候，康熙却没有了少时那种胜利的喜悦、得意、兴奋，反而品到了困惑的滋味。他对群臣、也对自己如是说：若以平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八年战争，“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输，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上尊号一事，断不可行”。
八年战争，康熙成熟了。是成熟才会困惑，还是困惑才会成熟呢？如果说，擒鳌拜是康熙亲政后的第一个胜利，那么这一胜利反映了康熙走出困惑期的成熟；如果说，平三藩是康熙亲政后的第二个胜利，那么这一胜利伴随康熙走入成熟期的困惑。
康熙没有料到，在他眼里那个不堪一击的明末弁卒，那个遭天下人唾弃、背主弃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贰臣吴三桂，竟仍有人企图将其奉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有南明遗臣查如龙向吴三桂上血书说：“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此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华人也，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枢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回应。此千古一时也。”
而小丑一样的吴三桂竟果然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叛旗一竖，天地倾斜，数月之间，六省皆陷，“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三藩党羽纷纷回应，加上农民流民义军、蒙古等少数民族起事，震撼了大半个中国，差点断送了大清王朝。
康熙没有料到，在他眼里奉天伐逆的正义王师，天经地义的统一圣战，竟在山川平原、城池壁垒、阵前阵后、朝野上下，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抗拒，以至于人心大动，多数大臣反对撤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