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指挥特点是，在战争的开始和战争的每一重要阶段，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并且要求各级将领真正领会和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高度统一到这一战略方针上来。这样，才能做到战场上目标一致，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国走活一盘棋，配合默契，协调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立即鲜明地提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两个原则：(1)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2)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这两个原则实际上初步提出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争。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为基本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上，一些军事将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以扩大影响，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八路军出兵问题上，有的同志提出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
毛泽东对于将领们在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极为焦虑。为了统一分歧意见，洛川会议以后，毛泽东向各方面发出一系列指示，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认为以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等工作上面。毛泽东指出，一方面要向国民党着重解释我们的战略方针"，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另一方面，对于党内"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战争第二年，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加深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认识，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同月，毛泽东又发表《论持久战》，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论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将我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下的运动战。"并指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深刻分析，大大提高了全军将士对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认识，加上抗日游击战争已在战争的初期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各级将领在军事战略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
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与日军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不断地消耗敌人，打击敌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几年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消灭了大量敌军。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下，我军由战争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日益突出，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磨刀霍霍，把国共之间潜伏已久的战争危机推向了高峰。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他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人民军队积极开展练兵活动，为对付蒋介石突然发动的全面内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指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内战爆发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在上述战略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赢得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争胜利。
经过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人，锻炼和壮大了我军，收复和解放了广大的土地，部分地区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在这个新的战争阶段，毛泽东又为全党全军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郑重宣告"：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战略方针，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8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主力部队于8月初挺进鲁西南，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地区。东北野战军从9月起，在长春、吉林等地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或就战争的全局，或就战争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都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部署各个战略区域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由于各个战场和战役指挥员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所以使得全国各大战场形成了密切配合、积极主动的生动局面，使得战争全局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中。
战略思想一致了，各级将领就有了明确的作战目标。在具体战役的指挥上，毛泽东深知前方指挥员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善于听取和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常常放手让他们去运筹、去指挥，委以全权，自己不为遥制。如此，各区战场上的指挥员们放手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出谋划策，临机处置，打出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好仗。
1938年3月8日，毛泽东曾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等部队首长，明确解释了中央军委领导的基本原则。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中央军委鉴于中原我军处于敌人重点包围之下，势孤力薄，难于长期坚持，于1946年5月初，就指示中原军区，在情况紧急时准备向西突围转移。
6月21日，中原局领导致电中央，要求主动突围。电报说：国民党军对我区包围、封锁已愈益加强。"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及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
6月23日，毛泽东回电中原局指出：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等周密分析当面敌情，正确选定了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平汉路信阳以南段及便于机动回旋的豫陕地区和鄂西地区为突围方向。他们以一小部兵力(一个旅)向东突围担任迷惑敌人的任务，隐蔽了主力突围的企图和部署，并且，整个突围部队行动坚决迅速。
中原我军在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中，以无比的毅力，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一路在陕南的商南县成立了鄂豫陕军区，一路在湖北房县西南成立了鄂西北军区，创建了两块游击根据地，并留置小部分兵力坚持鄂东和鄂中地区的游击斗争。
由于毛泽东将突围的具体部署全权交给了突围部队指挥员，因而使得整个中原突围行动做到了迅速、机密、灵活，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国民党军在检讨中原"围剿"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中共部队打得主动灵活"，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突围""，一遇抵抗即折换方向""，行动轻捷"，而国民党军则"欠机动，常不能适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致匪常得乘隙流窜"。
1946年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郑位三，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中原部队，进一步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可以说，中原突围的成功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相配合的结果，也是正确的战略方针与灵活的战役指挥相结合的成果。
1948年9月，毛泽东决定举行淮海战役，10月，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对于战役的三个阶段的主攻方向作了具体的规定。
11月，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态势突出，现在歼击黄维兵团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11月24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胜利后，刘伯承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指出"：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两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转移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兵法不仅反映在他本人对于各个战役的直接指挥上，而且从各战役指挥员的行动中充分地反映出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已经成为各级将领在各个战场上进行战役指挥的有力武器，各战役指挥者的创造和发挥又从各个方面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与各级将领的指挥艺术在蔚为壮观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水乳交融，交相辉映，构成了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辉煌图景。
五、败而不馁 寓胜于败
毛泽东指挥过数以百计的胜仗，但从不讳言自己也曾打过败仗。有一次，在与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出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这段话生动反映了毛泽东能够寓胜于败的指挥特点。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了败仗并非不得了的事情，重要的是能够从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希望，从失败中总结出胜利的因素，使失败成为胜利的基础。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会剿"。中共湖南省委在盲动主义影响下，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动摇，更加削弱，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井冈山的红四军主力立即毫不犹豫地向彬县为中心的湘南发展。
红四军主力转向湘南以后，在彬县一战而败，损失一个团，另一个团在折回井冈山的路上又因两个连叛变，牺牲了团长王尔琢。
江西敌军则乘我主力还在湘南，由永新向我根据地进犯。我留守根据地的部队，被迫撤向山区坚持斗争。根据地内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占领，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地主豪绅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