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林南（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博士、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亚太研究所所长、美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美国社会网络分析学派倡导人和社会资源理论创始人）主持人：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人：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夏建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策划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时间：2002年5月26日
现在开讲
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和大家谈谈，关于我们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改革的一些做法的看法。今天的看法，我先要声明，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大家可以再讨论。
我的题目是讲社会动力和社会力量，它在中国转型中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今天我要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社会资源。我想先从社会资本讲起，或者先从资本讲起。
社会资本：人际关系的投资
资本是什么意思？我想中国学者对资本知道得很透彻，不过在西方，他们对资本的定义，一般是指对资源的投入和预期的回收。先有一个投入的行动，然后有一个期望，期望收回。一般来说，期望的是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是需要财富。希望收入高一点，房子住好一点，车子好一点。第二个是希望有一个权利，一个政策的桥。第三个是希望有一个社会的桥。这些都是在西方有名称的。这些东西在社会上实际都是可以互相交换的。
有钱的人，比如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他发了财，并不是说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继续发财，而是用很多的时间，把他的钱慢慢转到了几个基金会，在扶贫、第三世界、健康卫生方面开始做一些好的工作。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解释有很多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有利益之后，还需要有名。名和利可以直接兑换，一个人有了一种力量之后，还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力量。还有一种是我们看得比较多的，就是行动者的互相交换，一个有钱人可以和一个政治家互相交换。有钱人可以支持他在美国的竞选，那么，政治家在当选以后，可以把经济家附近的马路修好一点。这是一种互利的行动，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
在某一个社会里，交换的程序很清楚，是透明化的；在有些社会里不是很透明，但是它一定有自己运用的规则。那么，怎样取得这个回收呢？基本上它要有个投资行为。
一般来讲，投资要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把自己的资本投出去。我想如果你们接触过社会科学的话，都知道“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人力资本基本代表用时间和精神力量去换取一些技术和知识。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指社会上已经规范认知的和在行为上的表现，我们把它叫做culturecapital，包括对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认知行为和他们的参与。
第三是指我比较有兴趣的社会资本，就是socialC印ital。社会资本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对人际关系的投资。人际关系投资之后，运用人际关系可以接触到一些资源，来做些对自己有用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说社会资本可以有公益性呢？第一是传递信息的。而我们说一般在大的市场里面，信息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有时候一个人想去找事情的时候，他的有些优点单位不清楚，要经过人际关系把自己的一些优点介绍给需要人才的这个单位。相反的，如果在找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需要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也需要有你认识的人为你说话，他会告诉你：“唉，这时候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单位正在找人，你比较适合。你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兴趣？”
第二，很清楚的是个人影响力。就是说不单有个人认识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你或者告诉这个单位，而且他可以告诉这个单位：“某某真是个能人啊，如果你把他雇佣了的话，他一定会做出一些事情来。”
第三重要的是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的信用。我们一般人都有简历，但只凭这个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很有信用。你的履历表上再怎么写，人家也不会轻易相信。只有可靠的人的信息来了，说这个人做事情真的很牢靠，或者说这个人很讲信用，这句话很重要。所以这种社会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际关系形成的。
第四项内容是我们交往的社会能力或者说活动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人际关系传递的。为什么重要，我一会儿再说。
第五是每一个人的自我肯定。如果我的每个朋友都认为我是不错的，那么我对自己的评价就会稍微好一点。如果人家都说这个人最好不要牵涉我，你最好不要找他。这个时候我如果听到的话，我对自己的估价就不大一样了。所以，社会资本充斥在人际关系中。
社会资本对未来的决定性我想我谈了这些，也许需要稍微做个注脚。在座的会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不是搞人际关系嘛，搞情面、走后门嘛。是的，社会资本中间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任何一项资本都有正面和负面之分，要看对它的用法。之所以投资之后有一些费用的问题，因为在很大的社会里面，不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都有负面性的现象。所以我们不必要因为一个资本有负面性，就认为它整个都不应该做。实际上，这个社会资本不是华人社会所特有的，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
那么，我就介绍一下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研究。我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社会资本可以回收问题。这是一个假设，不一定是真的，它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我的这个假设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社会资本高的话，那么他应该在回收上快一点。
这种回收有两种性质。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工具性效应。工具性效应是说，我利用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可以获得我所需要的东西，而我所需要的东西又是和人际关系分开的。所以它的过程和它最后的终结目标是很接近的。这就叫做工具性效应。另外一个叫做情感性效应，这实际上是说，人际关系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它给我们提供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管个性有多强，他到最后还是需要一些知心朋友，至少要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没有知心朋友的话，是很痛苦的。
这是个主要的命题，第二我们慢慢讲这个社会资本怎么样履行，它是哪儿来的？有哪些人可以找到比较好的社会资本？这里有两个命题，一个是受社会结构地位的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他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多少。下面我会举几个例子。
还有一点，是说他怎么运用社会资本。对我们来说，社会网撒得很开，关键是怎么运用，运用得妥不妥当？运用得妥当的话，就会有效益，运用得不妥当，虽然认识的人多，但是也不见得有实用效果。所以我们说，结构的地位和网络的位置会对一个人的社会资本的多少有影响，那么反之这个社会资本的多少同样会对它的回收有影响。
我有一个注脚，虽然我先前讲时举的例子都是以个人为分析的单元，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型可以用在一个组织上。比如说你看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也需要社会资本，它要和外界、上游、下游民众都有关系，这个关系怎样运用，它组织上的效益实际上也取决于这个组织在这个结构里面的地位，和这个组织里的行动者怎样运用他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在个人或者组织里面都可以讲。那么这个理论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需要提出来。其一是有人讲所谓结构性理论，结构决定一切，这个我们在社会学里面是比较喜欢的，认为一个人在结构里面地位一定的话，那么你到底将来要做什么多半已经被决定了。而在另外一个理论里，它是以行动分类的。这个行动者他自己怎么做，对未来有决定性影响。
那么，社会资本理论正好是把这两个方面尝试着结合起来。这个理论很复杂，我们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下面我就讲这个概念的运用了。
社会资本启动中国农村改革
如果我们来研究中国转型，我就发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它有三种力量都可以对运动有影响，一种是政治力量，就是一个政治或者政权，或者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些体制，它可以发动力量。另外当然就是经济力量。我今天就是想看看这个社会动力，用这个社会力量是不是可以和政治动力、经济动力作一个比较和对话。
为什么我出这个题目，我想大家也觉察到，不管你是不是念社会学的，总觉得我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时候，对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谈的很多，好像这个社会力量还看不大清楚，总觉得是这个社会力量跟着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在走。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提醒各位，社会动力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今天出了个题目，就是在社会转型里面，这三种力量到底是怎么样互相作用的。我们怎么样看这个社会动力在转型期里实际上发挥的效应，这是我们要探讨、要研究的。
我今天从两个方向来看这个。一个是看中国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我提出三个机制，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机制。第一点，这个农村改革到底是谁先发起的。这个我想是有一些分析，有一些争论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农村改革，实际在地方上是先走一步，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先走了一步。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点，在改制的时候，农村体制改革，也使社会动力形成很大的力量。在农村改革中，当大家关心国家产权转移的时候，这个政治力量我们看得更清楚。
在城市里面，关于这个社会机制，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社会资本和劳动市场的互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方面讲的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正在进行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来，在城市里面，劳动市场的结构在改变。那么，社会资本的运用是不是也跟着在改变？好，我们先谈农村改革。我们大概都知道，从书本上，不管是教科书或者是学术书，农村改革大家认定是在1978年开始的。12月份全国发的一个文告，这个文告不但在传媒界可见，而且在学术界也是公认的，但是不是一致的，看法不一。我现在想，改革的开端到底是从哪里起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关键就是农村企业的兴起。
我们当然知道，实际上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农村农业社，是农业的就算作大队企业的资本。这很早就有了。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由于政策上的和其他的因素，它被中断了，实际上，这个中断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被隐藏了。地方上在运作的时候就不公开，不透明化了。我想，不管是在中国做研究还是在外面做的中国研究都陆陆续续发现，很多地方有这么一回事：他们并没断根。在70年代中期的时候，农村的企业再度透明化，这种现象出现了。这种透明化，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尤其在对沿海地区的研究报告中，看得很清楚。比如我们在江苏苏南的研究中，到一个村子里面问他们，在不是三资企业的企业里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说，大概是在1974、1975、1976、1977年开始的。那时山东也有，广东也有。我们又找了很多例子，他们企业的再度兴起是在70年代的中期，而不是在70年代的末期。它的兴起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非农业的。它不是和农业挂钩的，它运用的很大的人力资源都是外地来的，而不是本地的。它用的物资、技术也都是从外面引进的。物资和技术都是一流的，都是人家剩下的机器，比如城市里面不要的，他们把它买过来。它的销售市场也不是本地的。
这从一个简单的表格，就是农业和工业的增长率表中可以看出来，1974、1975、1976年的增长幅度是最快的。到了1978年的时候，政策公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进行至少4年了。我自己曾经作了一些调查，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大邱庄，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庄子，所谓的中国首富，至少在改正之前吧。它的企业是1977年创办的，当然他们中有一个能人，就是禹作敏。他利用外来的机器、技术、人才，包括一些从天津退休的退休工人，成立起一个企业。他的资本、资金一部分是自己内部的，一部分是外面投进来的。我走了很多地方，苏南、浙江、广东都看过，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起来的，尤其是江苏，这个所谓的苏南模式起来的更早。
我最感兴趣就是看它的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多半都有一个出色的地方干部，这是结构上的优势。让地方干部慢慢下去办企业，结合了当地的农民，要说服当地的农民，“你们再和我苦几年，咱们一定要闯出来”。然后利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包括当地下放的知青，经过他们做联系人，延伸到城市里面的一些技术情报，很多技术和一些工厂的设备、退休工人，那个时候也有一批工人可以回到工厂、回到他们干过的企业。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上级的关系。在现在来看，还有一些不大正常的手段，比如搞关系什么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初实行农村改革的时候，这是两种很重要的推动力。经济推动力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农村是穷得不能再穷了，它一定要找出路，所以它发动了一些社会机制。这两种机制起来以后，引动了尤其是地方的政治力量。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我们所谓惊天动地的农村改革。这个我想你们也知道，邓小平当年也说过，咱们这个农村乡镇企业是个奇迹，异军突起，这个很重要。当初中央政府没有预料到，没有计划到的一种现象出现了。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可以成立的。
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互动
有了这样一个开端后，下一步怎么走？这在农村里面很重要。它有在制度上的一个建构。我用这样一个名词来代表它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三个要素。一个是地方性，一个是市场性，一个是社会性。地方性就是用地方的一些人的社会网络为主导，以家族环绕着一些家族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网，这个网里面建立了企业，这个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继续维持社会统一的制度，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政企的结合，第二个是社会规律的保证。在1980年到1990年初，大概很多工厂实行这样一个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