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大邱庄的制度就很清楚了。禹作敏他本人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整个集团的总经理，后来是董事长。这几个大的公司，除了和他自己的家族有关系，另外一个是原来的老书记，他从前恩人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当初这些工人从天津棉厂挖来的一个公司，这里面很有意思。当初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个姓史的，他家的名气也很大，他也是外来下放的青年，关系搞不清楚，但我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就把这个疑问列出来了。我注明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史家的力量这么大？后来才发现为什么史家的力量这么大，是一位史小姐和俞先生告诉我的。所以在制度建构上，我的看法就是地方的力量很大，他在基础上运用地方的社会力量来转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使他这个企业办得很辉煌。
最后一个题目是比较费劲的，就是比较最近六七年的变化，即是产权转移。产权转移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当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这个集体企业制度。经过慢慢地转，最后这个主权就变动了。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它把他们指向一个亲属，企业里面的一个亲属，然后股份分配。股份分配基本上有两个大的类型，一个叫做集体股份，或者是公共股；一个叫做非集体股。有了这样的分配以后，然后注销集体企业股，这个企业基本上就取消了。
然后重新登记，这个企业登记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这个股份里面再分配。再分配里面有保持的公共股份，有的叫做集体股，有的叫做企业股，另外就是私人或者其他股，包括法人团体股，那么再下一个就是继续运作的时候不一定会得到的，然后慢慢地把这个公共股买回去，公共股越来越减少，最后消失。现在我看很多企业里，公共股的股份相对比较少。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股份并没有下到所有的劳工股身上，而是呈现集中化、压缩化这样一个趋势。禹作敏后来出事情了，重新组合，大邱庄现在基本上向着一个政府的方向走，但是很有趣的是结构并没有变，还是这几个大家族维持着，而且跟政府的关系很微秒，政治的力量并不是很强烈，反而要依靠这些集团，因为这个集团里面，所有的人口、土地都分下去了。所以，他们靠这个集团的力量来维持运作。
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力量和社会动力为主的，以配合着政治力量运转的一个转型。
大概我就作这么几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现在的，将来是会变的。第一，实际上是地方精英的主动。所以他有一个行动的概念。第二二，这种经济制度是一个社会网式的导向，而不是纵向的。第三，产权私有而集中。第四，这个过程很奇怪，企业在重新报企业的时候，这种事是合法的，是公开的，不是在暗地里做的，它是很透明化的。所以我认为在政治各方面，它是默契配合的。虽然不讲，但是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就是按规章行事。
最后我要提个目标，我们只讲政治规定是不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首先它有一个分配的问题，就是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分到利益。第二有性质的差异，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分歧。关于这点，我们通过社会动力或社会资本的力量是可以看出来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讲讲其他的问题。
城市社会网：位置越高对社会资本要求越高
我现在大概讲一下中国城市里的社会网问题。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在进行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研究所谓到底是强关系好，还是弱关系好。在西方的理论里面，这个弱关系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弱关系比较好呢？因为一般来讲，它的同质性比较强。好朋友大概都是同一个类型的。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大学水平的，你的好朋友也多半是大学水平，那么你喜欢哪些音乐，可能你的朋友也是喜欢这些音乐，怎么样穿衣服，喜欢吃什么东西，上什么样的馆子，也都大概一样。所以这都是同质性的。但如果你要新的信息，实际上弱关系比较好，为什么呢？你突破了你的圈子，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知道的其他人也知道，其他人知道的你也早知道了，所以这个信息量并不是很丰富的。那么如果是这样，你要找新的东西的话，突破你的所谓社会圈子，也许弱关系会比较好一点。至少在西方人里是这样一个设想。
但是在中国作了一些调查后，觉得不是那么完全正确，需要作个修正。首先，中国关系网的拉开的，是经过强关系拉开，但是它可能涉及一些间接关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父亲的同学的……是经过两层关系跳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环节的关系都是蛮强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在你的网里面，不只是要去找一个人，而是要看这个人他代表什么，这个人是什么人？要看他的资本，这是我们讲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所以实际上这个网络资源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很重要的资源。它有一个同质性，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异质性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应该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运用它。找工作大家都有兴趣，在劳动市场里面，不只是一个人去找事情，也有事情找人的，所以它有供和求的两方面。我前面也提到了社会资本运用的几个关系，你想想看，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也有这些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社会资本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在整体上也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劳动市场里，不仅是求，求和供两方面都有这个社会资本的需求。如果是从找事情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求，一个是供，有互相的要求，我们以前做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是求的人怎样运用社会关系进入到这个单位，实际上现在看看，找人的人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这些社会资本。
我的看法就是单位也很需要社会资本。我想大家可以接触到，如果你去考察一下美国的所有名校，他的校长是谁？他的校长大多数是学者，但是他不见得是很有名的学者，没有一个学校找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做校长。他找的这个人是什么？私立大学的校长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是去找钱！第二个重要的是，他可以在学校里，与当地的人和其他学生保持一个良性的交流。所以这个人要看的实际上是他的社会资本。
很多美国的大公司——比如IBM——找了几任的总裁，他的总裁懂不懂电脑啊？完全不懂。营销员中有的是卖饮料的，他自己考过来的；有的是卖保险的，恐怕硬件，软件都分不清楚。这不是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所谓的用专业指导，到了顶层之后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说，如果双方都可以运用社会资本，那么这个双方一个求，一个供，他们结合的机会就非常大。
另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单位里面，有些职位对社会资本的需求比其他职位来得强烈。这当然和整个制度的大环境有关系。在中国，有的地方的市场力量比较大，有的地方的市场力量比较小，那么在市场大的时候，你的组织怎么运行，在一个市场力量比较小的时候，怎么运用社会资本，都会有不同。
为什么有的地方单位里面，有些位置需求的社会资本比其他的位置要求高，位置越高的对社会资本的要求越高。你的人际交往，你的社会化越大越好。你在低位置的话无所谓，可是你职位高了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对整体的影响，使你必须有一个社会的对应位置。另一种叫做外延位置，就是说在与组织外边有接触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些社会资本。还有一种类型的位置是对人而不是对事，是要对人事负责。这要对社会资本比较敏感，必须对社会资本的要求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市场竞争力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位置和其他位置对社会资本的相差度比较大，所以就敏感。他知道这些位置需要的社会资本多，而其他位置需要的就比较少。另外，市场环境薄弱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公有制的时候，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不那么大，这个单位不是依靠竞争来决定是不是可以生存，只要是人事关系能进来，所以他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明显。
抓住社会动力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来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回顾一下，我说的社会资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它有一个结构的决定性，有一个网络位置的决定性，使它的一个单位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就高一些，最后有一个回收。
我举的几个例子怎么看呢？就是说，在农村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些发展起来的人、创业的人多半在结构上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才能更高一点，所以他们才有结构上的优势。但是不是每一个有地位优势的人都可以运用到这些资本？不是。他们必须有其他的社会网络，这两个条件是不同的。
但是这两个条件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强迫性的，所以当初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村庄起来的时候，附近的村庄并不一定起得来。为什么呢？结构性里面第一有分别，有的领导愿意干，有的不愿意干；第二个，愿意干，有的人知道怎么去搞，通过网络怎么去搞，有的人不会去搞，结果这个差距就很大。
所以，在城市里面，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所需要的，也是单位所需要的。单位的生存需要找一些具有社会资本的能人来替他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他生成的效益就会很快。我最后作一个小结：第一个我认为我们要看这个社会动力，当然你可以看出来，我今天的论点是讲社会动力怎样和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来对话，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理论根据。从这个理论出发来寻找。
第二个，我们要确认社会动力就像政治动力、经济动力一样，它有正面也有负面。所以这个东西的发展不见得都是好的，它有它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可以提出讨论，看看怎样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三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在研究中国转型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大题目就是研究社会性的动力，抓住社会动力的重要性。总的来讲，过去因为我们搞社会知识比较少，整个在研究过程中，在政策分析上，好像对社会动力这个东西没有引起全面性的注意。这是我替我们社会学同仁的呼吁，我们大家在研究社会转型的时候，不能忽略社会动力的重要意义，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分析会不够全面。
好，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
学者对话罗红光：
刚才林南教授给咱们作了报告，我们都是林南教授的学生，我在大概15年以前，就在北京大学听过林南教授亲自给我们上课。在十天以前，我们在台北，都到中央研究院作报告，但是林爽是我的学生。
现在我们就请四位点评人给大家点评，先请黄平。黄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的导师非常有名，就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的鼻祖，是我们地球上现在最有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第二个请佟新，他是我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副主任，属于后起之秀。
社会资本解释社会变迁
黄平：
二十多年以前，我开始进入社会学，它是逐渐地适合我，不是天生地适合我。一个博士来中国举办博士强化班，我就是这样进入社会学的。
今天他讲的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讲得多的还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互动，社会这块非常忽略。我们当然不是老王卖瓜，但是我想起一个生动的事例，这也和林先生今天讲的从农村改革讲起有关系。
目前我们经过20年的改革，东南沿海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一些市场化的有特色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经过20年才发现，这方面东西的差距很大。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强调西部开发的大战略，但是我们讲西部开发，讲得多的还是从经济，包括资源环境这个角度，所以有些人简单地把它总结为种树种草、修路修桥。但实际上整个中国的西部也面临着一个发展，面临着一个转型，面临着一个在目前这个大的背景下面怎么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机制。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京刚刚启动西部大开发的时候，曾经请了一个驻北京的国际组织、国际使团，以及他们的大使馆的代表，来听一次关于中国重视西部大开发的演讲，给他们演讲的是中国负责世贸谈判的几个人，讲的基本上还是种树种草、修路修桥这些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么些年，从最早开始学习社会学到慢慢学着做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包括农村研究、发展研究、贫困地区研究、大西北西南的研究，感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整个西部地区广义地说是覆盖了12个省，它的人口也接近3亿，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的自然状态、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不同的一套处理、对应机制。如果我们看不到当地本身存在的这些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和传统的力量，往哪儿一走，可能稍微有点儿知识的人都会发现，哪儿树种少了，桥修少了，路修少了。那么就去重视它，修路修桥了。实际上我们把社会的变迁简化为、还原为一个技术工程。而一个社会的变迁，其中包括有技术的作用、资金市场的作用，也有政府的作用；但是反过来说，无论是哪一种，从技术意义上对当地的评估，很容易发现哪儿的收入很低，很容易发现哪儿的交通不方便，很容易发现哪儿怎么开发都不行，然后我们就去设计，撇开了当地存在的这样一种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和可能潜藏着的一些内在的发展可能性。当我们由外部，由上面的技术的角度去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可能不成。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来支持林先生讲的那个农村改革。其实，三个改革后来都发现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社队企业搞起来的），到现在正方兴未艾的亿万农民全国范围内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形成了一个大的劳动力市场，这都是自生的，来自最基层的社会网络里面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机制。如果撇开这样一种机制，我们去想，包括怎么接轨、转型、市场化、产权化，这恐怕是把这个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的过程简单化了。
而这样一个社会资本的研究，老实说，国内即使不做社会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对生活阅历比较丰富的人来说，也会对社会关系的重要现实应该有一个感受。但是怎样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怎样从理论到方法，直到实际的研究，最后答出个一二三来，然后这个一二三能和已有的现实相结合，比如说，有的研究强调技术作用，有的研究强调资本的作用，有的强调政府的作用，我们把这块能够展现出来，我认为对现有的，包括南方的乡镇企业转制也好，大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现在面临的这么大的，不止是西部，包括广大的中部地区出现的包括林先生讲的分配问题也好、资源的再利用也好，都是有启发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