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坚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出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①《红旗》1967年第9期。
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任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加并了解这次"座谈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一、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
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元，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①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二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①《为人民立新功》。
二、"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谈。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30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①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追记"，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我吹嘘，抬高自己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毛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吹捧林彪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3、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攻击、诬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攻击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我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攻击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还攻击、诬陷周扬、夏衍等同志，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还诬陷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攻击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