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但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至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十四)两个"南方谈话"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会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但经过全面了解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也许认为不必管它。
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月1日，林涧青和我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的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十五)风暴的再起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的第二篇文章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3月28日到30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4月1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1966年5月6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老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在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5月19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已经揭开了。
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