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股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潮流，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并直线向前发展的，其间伴随着波兰、匈牙利事件和苏捷冲突这样一些一度令人目眩神迷的动荡和冲突。这样，就使当代共运的发展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给人的观察和判断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带来困难。人们往往由于一些重大事件本身的影响看不到在这样事件之中和之后出现的虽然是很艰难的、但却是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骄傲情绪和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思想的作怪，毛泽东把自己"左"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看成是应当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评判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业已开始进行的对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这样，毛泽东不仅难于理解别国党改革创新的有益尝试和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而更容易把别国党冲破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结论而进行的改革看成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看成是共产党人的倒退和旧事物的复辟，甚至得出了大多数共产党、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错误结论。
当然，还应该看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刚刚建立不久，经济、文化还很不发展，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同经济、文化发展的矛盾还不突出，因而，我们还缺乏对苏联模式种种弊端的切肤之感和对其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试想，在一个刚刚完成对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建立起统一的计划经济和党政不分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里，让人们去认识适当数量的个体经济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让人们去认识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意义，让人们去认识实行党政分开的必要性，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也就难以冷静地理解别国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
正是由于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作为标准，去总结当代共运的经验教训，对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和抵触越来越严重，而这种误解和抵触又加剧了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脱出苏联模式，而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终端就是"文化大革命"。
三、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
毛泽东关于在中国进行"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是50年代后期产生的，而其发展则是在中苏大论战中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实现的，是同他对国际共运形势的主观判断和对苏联事态的观察总结密切相关的。
50年代末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把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视为他们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党"和"领导中心"地位的巨大威胁，甚至认为"苏联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付红色中国"①，因而采取种种背信弃义、突然袭击的行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施加巨大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这一方面引起中苏两党之间的激烈论战和严重对抗，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两国关系的恶化和论战的不断升级，加上当时许多党附和苏共，责难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毛泽东对整个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和政治生活的分析，加重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颠覆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从而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加剧了国内和党内的紧张气氛。应当指出，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挺身而出，奋起进行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完全必要的。这种斗争，不仅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安全，而且打破了由苏共一手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推动了各国党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
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也有教训。由于苏联领导人种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由于我们党刚刚从长期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中走过来，很容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国际共①见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第16页。
运内部的这场斗争，从而把中苏论战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搏斗。所以，当论战从相互关系和国际问题转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后，我们党便发生了思想理论上的严重偏差和错误。特别是在没有占有真实可靠的大量材料、没有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的情况下，对苏共带有社会主义改革性质的国内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轻率地下了许多空洞的断语和缺乏根据的结论，把赫鲁晓夫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认为苏联已经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鉴于苏联变修"的由来。这种思想方法和政治判断，鲜明地反映在我们党于1963年发表的《九评苏共公开信》，即题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样一篇重头文章中。这篇文章在全面评论了苏共的国内政治之后说："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当苏联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以后，就"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这种思想方法和政治判断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又是相当真诚的。从此，以"苏联变修"为戒，成为毛泽东思考国内事务，指导全国工作的一个根本性方针，它极大地影响了全党的注意力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回顾60年代初、中期的事态，可以看到，在我们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不顾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从固定框框出发，以我划线，用自己越来越"左"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去观察、衡量别党、别国，对别党、别国内部政策的误解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基于对别党、别国的严重误解和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激烈批判以及从中抽象出来的"新观点"、"新结论"，反转回来用以观察、分析自己党内和国内的情况，把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把本来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看成是修正主义，从而越发感到阶级斗争十分严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迫在眉睫。
正是在对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上发生了严重偏差和失误之后，在对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判的高潮中，从1964年底到1966年春，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他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几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他对地方负责人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我就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他对大军区负责人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造中央的反；他甚至还对外国党领导人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就要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党的文件和决议提出了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这样极端错误、极端有害的政治论断，从而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毛泽东这些观点的提出，说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已完全深入到党内。至此，中国对外的反修斗争和对内的"反修防修"运动，已经浑然一体，难解难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和更理论化的条件下，加速循环，恶性发展，从而使中国历史的车轮难以遏制地、迅速地滑向内乱的旋涡和灾难的深渊。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写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相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这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深重忧虑和极大不安。然而，这种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危急局面，不仅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激起他一腔战斗豪情。他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活所锤炼出来的大无畏的斗争勇气和一向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推动他要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宣战，要在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开辟出一条"反修防修"的新道路。于是，当他感到从1963年开始的，在全国部分城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解决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时，他便下决心，充分利用自己的巨大权威和声望，不惜抛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各级组织，甚至不惜代价，采取所谓"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作法，去进行一场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可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于50年代后期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极端表现，是他"鉴于苏联变修"而提出的"左"倾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的一场错误的实践，是中国特有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体制种种弊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下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种种历史因袭很重的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觉悟迟缓并抱有抵触情绪，在国际共运中剧烈变动的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所发生的一种严重曲折和巨大灾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