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凝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悲剧事件。这场悲剧，不仅使中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严重内乱之中，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牺牲，而且也给国际共运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
毛泽东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当然，他也就是这场大悲剧的主角。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异常鲜明地打上了毛泽东的个人印记，耗尽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以致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么，为什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要发动一场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利益和幸福而是灾难和痛苦，同时也给他本人造成很大不幸和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呢？人所共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毛泽东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是当作当代国际共运的"伟大创举"来看待的。这就告诉人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是有重大国际因素作背景的，是同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分不开的。而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又同他对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共运发展形势的主观判断相联系。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对当代共运和苏联事态的思索和判断中，去寻找他是怎样失误和失足的，怎样把中国引入旨在"反修防修"的严重内乱的。
一、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教训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新的重大课题。正当各国共产党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于1956年2月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就是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头一次代表大会。
苏共二十大的突出成果和意义，就在于它鲜明地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及其给苏联党和人民、乃至给国际共运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触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尽管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具体作法上有某些明显的不妥和错误之处，尽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借题发挥，大作文章，借此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风潮和这股风潮冲击下出现的国际共运内部的动荡事态，但苏共通过代表大会自己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率先举起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无论从今天来看，还是从当时来看，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当代共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历史性作用。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一向十分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和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却对此发生了很大的误解。
毛泽东过分看重了苏共和赫鲁晓夫在具体作法上的错误，看轻了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意义，把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旨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正确举动，看成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看成是赫鲁晓夫"刮台风"、"闹风潮"，看成是一股修正主义潮流；毛泽东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借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有利时机，主动致力于解放思想和政治民主，受到波兰人民衷心拥戴的革新路线，看成是哥穆尔卡借机"反对斯大林"，甚至看成是拿把刀子去整苏联；毛泽东还把匈牙利主要是由于其领导人拉科西顽固维护斯大林错误，借以维护自己的个人专断，压制民主而引起的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动荡骚乱，看成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
正是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误解和偏差，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变化。第一，他放弃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肯定评价，认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从而对反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明显的疑虑和倒退，甚至担心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在他身后重演反斯大林的闹剧；第二，他推翻了党的八大决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三，他改变了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提出了以世界观的状况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观点，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看成是资产阶级中最有能量、最能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部分，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
从此开始，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成为毛泽东警惕和防止的中心；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成为毛泽东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重点。"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这方面"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50年代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十分忌讳的问题，成为人们的禁区。我们党在同苏共的论战中，不仅不再肯定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意义，不再讲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反而认为苏共反对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到了6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又被他赋予一种特定含义，即通过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毛泽东在1964年6月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谈话中，令人十分惊异地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样一个问题。从此，毛泽东思虑和警惕的中心就是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通过毛泽东从对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误解，到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这样一个发展变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开始深入到党内，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不仅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动和长时间持续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社会心理氛围和群众承受能力。
二、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历史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这样，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当时我们党的八大文件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到，我们党和毛泽东是试图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政治领域里的各种矛盾和经济领域里的各种关系，走出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
然而，由于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因而使毛泽东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的主张纳入了"左"倾的轨道。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发动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又把这"三面红旗"视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和巨大创造。他尤其推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他说，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他把人民公社看成是中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于是，他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更加抱着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货币交换持有厌恶情绪；对体现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一再主张加以批判和限制。与此相联系，他对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大体平均的供给制，怀着一种美好的留恋；对反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抱着一种欣赏态度。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走上从苏联的教训为鉴戒、避免苏联模式种种弊端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反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苏联模式的弊端，陷入了越走越窄的"左"倾模式的死胡同。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是在当代共运历史转折的时刻召开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一些波折和动荡，但毕竟在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清新潮流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潮流，这是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