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邓力群
关于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稿子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这些论点是经过反复核对，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字，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就使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文化大革命"前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提到新阶段的高度，可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竟被说成是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之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了，后来自己改正了错误，这种打架是前进了，好处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一出来，就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下去。六中全会期间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认为，《决议》是一个杰作，表现在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起草小组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找到这个出路的。乔木同志煞费苦心，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上面那段文字。讨论中间和《决议》发表以后，许多人讲，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顺理成章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就更能为大家接受了。
第(20)节从四个方面批评这些主要论点。用语很重、很有分量，又是科学的、有分寸的，甚至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这还不严重？可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斯诺讲，说这里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包括写历史上的错误，例如内战时期，说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左右，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第(24)节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刻多了。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为千把字，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确实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通说透，需要有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来详加论述。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犯错误。有同志说，1966年总比开国的7年经验多了，那时候经验更少，为什么搞得很好，后来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呢？所以，光讲这一层还不行。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他反复要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自己也从这些著作中找理论根据，用他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来证明他的探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修养上，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主义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但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有这个危险吗？于是把国际斗争引到了国内、党内。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对威望这么高的人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脑子里头不想一想？想一想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