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加以分析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毛泽东后来概括了当时斗争环境的主要特征。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战争和战略问题》)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规定红军和革命队伍的其他成员在物质分配上大体平均，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可见，当时反对的是"绝对平均"，提倡的是"大体平均"。在以后党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提法也大都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很少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平均主义。
问题在于，"绝对平均"和"大体平均"之间，很难作出确定的区分，似乎只能找出量的规定性，而不能找出质的规定性。加上在长期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大家过惯了大体平均的物质生活，不仅没有感到大体平均的弊端，而且处处感到它对于保证战争需要，维护内部团结的特殊价值。因此，在全国解放前的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历次整风中，在思想教育中，没有对平均主义或是绝对平均主义进行过集中的检查和批评。
1947年开始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在分配土地时，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偏向，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毛泽东于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948年7月，党中央还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专门解释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这篇文章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期间，党内开展了对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是比较集中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它表明党中央已经从更高的角度、更广的范围看到了平均主义的危害性。
认识发生了逆转。1951年，由于党中央领导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教育就停止了，并且对于这种批判长时间成为禁忌。甚至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时，把原有的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字句也删去了。从此，对于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批判，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与此同时，平均主义思想和它的种种表现，则日益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不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穷拉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穷过渡"，这些都是平均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
苏共二十大后，更多地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思考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精力。他坚持退居二线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事理论工作，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毛泽东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力，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曾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以及后来在1959年至1961年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谈话和批语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即使是富有非凡才智的杰出人物，他的认识也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限制的条件。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自己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因此，毛泽东在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时，只能借助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天下为公"的各种设想，以及并非完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测。在这种历史局限性面前，即使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是能够在社会舞台上随意驰骋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出大错。
毛泽东在1958年以及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命题。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白则更好，一张白纸好作文章。他提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他提出要破除迷信，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他主张不断革命论，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构思社会主义蓝图的思想特征，也是他在一些问题上陷于空想的契机。
毛泽东始终没有完成他所要构造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总体设计，他没有留下完整的图纸。我们只能从那时他的一些讲话文字中，看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一个轮廓。当然，从中也看到了平均主义的色彩。
在那样的社会里，分配应是大体平均的，实行供给制是一种较好的形式，逐步实现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也不要钱。毛泽东在谈到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怀念。他赞扬供给制，厌恶工资制。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针对有些同志对实行供给制持不同意见，毛泽东争辩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他还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对于工资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说：解放后，统统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他责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但是，毛泽东也并不是主张立即废除工资制。他说：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是把级别、工资这样一些分配形式视为应当加以逐步废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他也说过，"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这反映了毛泽东求实精神的一面。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显然是来源于过去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其中包含的主观、片面认识，盖源于毛泽东没有组织领导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经验，也没有深刻认识到，战争年代的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和平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设想的那样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城市的、乡村的人民公社组成的，这是实现在分配上大体平均所需要的基层组织单位。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他还说：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毛泽东说：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它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的部分作用。他认为，对于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他指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指由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作者)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显然，毛泽东希望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千千万万个相对独立的、具体而微的社会群体，由此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大跃进"年代出现的"穷过渡"，看来是同这些设想有关的。
在那样的社会里，实行分配上的平均，是为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保持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十分不满。他指责说：发薪水都要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他还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样一些现象，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毛泽东对于这些社会弊病的厌恶，更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根据地生活的怀念。他说：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他认为，那时的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表现出他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革命家风貌。但是，那些千百年积留下来的社会陋习，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不高的现实生活中，期望通过多少次群众运动的冲击，就能把它扫除干净，这些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有害的空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产生的一些断想，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没有继续发展并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断想。他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断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逝世前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判断。看来，清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的障碍，可能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从毛泽东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贯穿着两个追求目标：平均和平等。他不仅把这二者看成是相通的，而且往往看作是一码事。他把地位不平等、待遇不平均，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来，从道德伦理观念看，平均和平等是美好的，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向往。但是，期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遍达到平均和平等，这终究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
平等，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对不同阶级、在不同社会有其不同的内涵。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①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消灭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社会成员提供了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使社会主义平等，即机会同等得以实现。当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我国，平等原则和实践之间，还将长期存在差距。这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活力，即不断地进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行改革，去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这种差距。而如果把平均和平等混同，认为不平均就是不平等，却是"流于荒谬"。
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人们物质文化生活质的提高、量的丰富、类的多样。而"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共产党宣言》语)则反映了生产力的低下，生活资料的匮乏。这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格格不入。斯大林对"穷拉平"作过锋利的针砭。他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①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平均主义会使一些有剥削思想和好逸恶劳的人"合法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而使广大劳动者不能实现多劳多得。这种情况，必然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国家长期贫困。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平均主义的弊端。党中央确定了提倡和允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
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的方针，这从根本上为克服平均主义，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打开了通道。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党中央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帮助他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
有趣的是，正是"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拉平"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却得到西方少数左派学者、作家的赞赏。他们怀着一种善良愿望，支持"文化大革命"，认为它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公平的"或是"平等的"社会，因而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许多措施，表示了失望甚至愤懑。显然，这中间存在许多误解。对平均主义的看法各异，由此而追溯到社会公正原则或是平等观的各异，是一个基本的分歧。
由于我国的历史特点，平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更由于吃了几十年"大锅饭"，很多人对平均主义的各种表现已经习以为常，并误认为那就是社会主义。"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的论调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项社会改革中，只要触及平均主义这根神经，就会引起一片惊呼，引发各种各样的"红眼病"，这已成为改革的一种阻力。赵紫阳说："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改革中，平均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最大的冲击，非此不可能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而要彻底克服平均主义，又需要以坚韧不拔的努力坚持改革。从党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揭露平均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将有助于人们在思想上适应改革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