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宣
探讨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追求实现平均主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科学论断，党史学界也作了大量研究，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了，至少在宏观考察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曾像一支插曲，经常能听到它的声响；又像一个幽灵，到处能感到它的隐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否同它有些关联，对于这个问题至少研究尚少。因此，沿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脉络，对平均主义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怪物"作一番考察，可能是有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什么，纲领是什么？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件，都曾经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仔细看来，这两个文件又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纲领。因为《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而要建立什么，那里边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实际内涵究竟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却谁也没有说清楚。革命纲领总是要规定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连目标都是含混不清的，就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纲领。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中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①我们从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追求的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明显地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1966年5月7日(此时"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线条并不很清楚。这种理想社会被称为"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①《红旗》1983年第6期。
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当然，还要做群众工作，批判资产阶级。这是指军队而言的。其他各行各业呢？文件也写到了：工人也是这样，农民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转述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大家都一个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自然就会消失；人人都似乎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五七指示没有谈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也没有谈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途径。对此不应当苛求，因为五七指示只是对军委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作批示，并不是全面规划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尽管如此，文件描绘的大家一个样，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其轮廓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这当然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以后实现打破旧的社会分工的那种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是"天天读"的重要内容，它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无疑，这种影响也包括平均主义在内。"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口号，制定的许多政策，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大都可以从中找到平均主义的痕迹。工矿企业职工的奖金取消了差别，变为附加工资，大家一个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作走"五七道路"，目的是同工人、农民"划等号"。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除了包含因这部分人过去比工农"特殊"而加以惩罚的意思外，为的是按照同一模式"重新教育人"，并且要求他们在吃饭方面自给自足。在农村则是普遍推行"大寨工分制"，并且坚持不懈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以防止某些人"冒尖"而出现"两极分化"，达到大家"拉平"。上述诸端，仅是牵涉千百万人的影响重大的事例，至于在社会生活中曾到处出现的平均主义现象则不胜枚举。
平均主义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实施，必定需要权威的行政力量和严密的组织形式来保证，军事化是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进一步贯彻"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提出军训、军管等要求，各行各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实行军事化。各种群众组织几乎都冠以兵团、纵队、战斗队等军队番号；红卫兵是准军队的组织；"五七干校"是按连、排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高校、中学复课后，则按连、排、班代替原有的年级、班级、小组。"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浓厚的军事化色彩，从另一角度显示了推行平均主义的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这个幽灵最为活跃的时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一阵子。在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话时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在自己81岁生日时又谈这些话，表明了他的重视程度，反映出他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对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怀着深重忧虑，当然，也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是含混不清的。究其思想内涵，似乎社会主义的根本弊端，就是"不平等"、"不平均"。正是在这一点上，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从事物的外部联系去观察，毛泽东的上述看法不能说没有任何道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说，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弱有强，劳动技能有低有高，各自家庭负担的轻重也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就会有差距。马克思指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接着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说，只有到那时，才能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在分配方面的"这些弊病"。
当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上述原理的基本思想还是清楚的。他并没有提出要马上消除"这些弊病"的任务，而是提出"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严重缺陷，是使人容易理解为可以运用专政的强制力量，去消除"这些弊病"，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消除它们。这一缺陷，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
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发表后，"四人帮"乘机大加渲染。顿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成了政治生活的主题，平均主义思想到处泛滥。"废除级别问题"、"恢复供给制"等又被强调地提出来了，还在一些单位进行试点。当时，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设想和尝试，毛泽东都给予关注。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国家是按同一价格收购粮谷的，农村社队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产粮的多少。因此，自然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社队，产粮少，收入低。他说，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实行按自然条件好差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情况，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这种脱离实际近乎幼稚的认识和建议，却由于提出了均贫富的问题，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于5月25日在这封信上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这个批示一发出，国务院当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26名干部，组成三个调查组，到山西、河北各选三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调查组于1975年8月间陆续写出调查报告，对能否根据自然条件好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采取不同的粮食收购价格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几份调查报告举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穷队与富队互相交叉，在有些生产大队里，有穷队也有富队。丰年与歉年，穷富队都有变化。如果穷富队分别定价，同一地区，同一大队，势必出现几种价格，甚至要年年调价，这容易引起混乱。第二，富队之所以富，除了自然条件外，主要是自己的劳动。对富队收购价格低，对穷队收购价格高，富队可能不高兴。当穷队生产有了发展，由穷变富以后，取消对他们产品的高价收购，他们也会不高兴。第三，大多数穷队余粮很少，甚至还要吃返销粮，提高穷队的收购价格，对他们帮助不大。这些调查报告所作的分析表明，企图依靠强制力量，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平均主义办法，以求达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均贫富的目的，是根本行不通的。强制性的、平均主义的办法，实际上是奖懒罚勤，必然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看来，在农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子，被陈永贵找到了。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竭力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以解决农村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全县四百一十个大队都实行了大队核算"，"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是势在必行"。毛泽东于9月3日将这份《建议》批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把陈永贵的信件批给政治局讨论这件事本身，实际上就表示了对《建议》的赞赏。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党中央于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纪登奎、吴德主持，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17人参加。会议集中讨论了陈永贵关于短期内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建议。
座谈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与会者表示赞成陈永贵的意见，主张"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对于这种急于过渡的"左"倾主张，一些同志在多次发言中，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有的说："我看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就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指出："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这个提法值得考虑。""说是分期分批过渡，有的不甘心落后，怕说右倾，就会一哄而起，实际上没法分期分批。如果真的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搞这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就会等待、观望、动荡。有的就会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拖拉机也不买了，积累也不搞了，分光吃光。""我主张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点。"有的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深入人心。如果风一吹下去，搞得不好，对群众有影响。"会上的分歧被写入了会议呈报的《讨论意见》。毛泽东没有就这件事再作批示，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了。我国农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又一次动荡。
对平均主义的一点历史考察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一种思想，也是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在分配方面的表现。它来源于小生产者本身的经济地位及狭隘眼界，并成为其习惯心理。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小生产的特别广大，平均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追求某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目标，是历代农民起义所具有的普遍要求。"等贵贱，均贫富"，曾经是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封建斗争的有力口号。在我国历史上，把平均主义空想表达得最完整，规划得最详细的，要数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目标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理想，还采取了一整套办法，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付诸实施。但还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前，它的这套办法就行不通了，而且成为其失败的一个原因。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代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理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这是勿庸怀疑的。
为什么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纲领，在它实施过程中，竟然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简而言之，《天朝田亩制度》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空想，在事实上不能代表一种比封建制度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太平军曾经推行的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度，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等，在战争时期，对于动员群众，保证军队作战等方面，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那样的条件下，也行得通。但把这些经验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强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行，则必然引起不可避免的混乱，阻碍生产发展，成为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认识到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小生产者思想习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直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包括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批评。最广为人知的，是毛泽东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批评。决议指出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而在当时"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决议分析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