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认识的关系
杜蒲
建国以来，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用什么方式建设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我们不得不常常反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似乎都与我们对在特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1987年，邓小平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①事实确实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发动起来、意在解决用何种手段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场实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文革"的发动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直是毛泽东萦绕于怀的中心问题。面对着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他殚精竭虑，苦苦求索，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及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等原因，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解出现了失误，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艰辛的探索提供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依据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用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广大农民通过一系列过渡形式走向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此后，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此外，他多次告诫人们在建设中要注意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克服主观任意性。并强调了商品经济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必然性。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考虑是围绕着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展开的，为此，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达到的近期和长远的目标及其时间限度，都曾作过一些具体和富有启发性的设想。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十分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是不行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些思想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大理论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这种矛盾已不具有对抗性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加以调节。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据此，他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并明确表示，这样作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即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然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50年代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几乎是一个未知领域。在放弃了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开始试图创出一条建设新路---找出一条高速发展的捷径，但是，欲速则不达，急躁冒进的"大跃进"使得党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波兰、匈牙利事件及国内的"反右"斗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1958年，在重印自己在1955年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时，毛泽东反省和修改了当时的观点，他写道，按语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该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
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①。而在上一年，即1957年，他就已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的观点，并号召要进行一场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革命。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观点，日益增加的危机感使他步入理论上的迷途。他开始对现行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方针产生了疑虑。他面临的困惑是靠什么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会给人的精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用物质利益的刺激来发展经济，如果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导致人的精神的蜕化，那么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1964年4月，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搞民主革命，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胜利了14年，我们又重新抓起社会主义教育。现在情况好了一些。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地是指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
对国内和党内形势的错误的悲观判断，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决心。1964年7月在与毛远新的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的说明，1958年3月19日。
谈话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其后不久，他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至此，毛泽东已感到了将他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面临的危险及自己解决问题的政治主张加于全党和全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山雨欲来，一场暴风雨般的社会动荡已呼之欲出，虽然它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但它的基本原则已被规定好了，需要的只是时机。
"文革"的发动，是基于毛泽东关于党内形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但是，形成这一判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源自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客观地说，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赞成的，并积极参加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但是，1961年，他到农村搞调研，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认识便有了改变。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缺点造成的，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1959年，毛泽东曾表示过要为捍卫三面红旗不惜准备同全世界作战的决心。因此，他认为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是犯了右倾错误。
其次，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方针不满意，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在第二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重申了对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斯诺在1970年与毛泽东交谈之后对分歧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①这显然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在毛泽东看来，分歧涉及到的是有关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①《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5页。
向、如何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等一系列原则问题，而在被认为是原则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于是，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以期彻底地解决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端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构思日渐清晰。毛泽东决心已定，依靠"文革"的方式来贯彻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考虑。
毛泽东曾十分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是，当他认为制度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制度以外的解决方式---尤其是当他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不同意见分歧视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之际。
因此，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党内分歧，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深刻的基本原因。
"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有着其基本的确定涵义，即是作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和按劳分配为本质特征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本质规定非但不排斥社会主义自身内在的丰富多样性，反而以最宏大的气势将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吸收融合在自己的体系内，从而使自己具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比拟的潜在优越性。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不但是一个内容最为丰富的观念思想体系，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着巨大回旋余地的社会实践领域。这样，才有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制度下的不同实践，从国情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解，并据这种理解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所以，在实践中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其矛盾发展是社会主义观念不断完善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人们已普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情况下，那些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的或封建半封建的)的思想观念假社会主义之名而出现的情况，例如，"文革"中"四人帮"所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那么林彪、"四人帮"等所鼓吹的那一套则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利用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把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愚昧强加于社会主义观念之上，然后对民众说，瞧，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有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败坏和践踏社会主义的声誉。这恰恰为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提供了口实，他们正是据此写文章的。因此，在"文革"中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与公开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值得欣慰的是，极左思潮下的假社会主义观念虽然盛行一时，但终未能在斗争的最后结局中占据上风。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虽然犯有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但是在总体上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方向的。另一方面，也因为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于人民群众心中，始终保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广大群众正是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对比中，才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更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四五运动的真正群众基础便在于此。
因此，"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观念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邓小平所积极贯彻实施的以"四化"为核心的、反映着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主义观念；第二种是属于因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的或不准确的观念，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非商品经济的和营房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第三种是"四人帮"所鼓吹的"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观念。这里将主要分析后两种观念。
一、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是一个现实。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积极的发展它还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它，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