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在线支付公司 PayPal 遇到一个大麻烦:一伙俄罗斯犯罪团伙对公司实施诈骗,数额高达每月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PayPal 创立者皮特·泰尔和同事乔伊·朗斯代尔意识到,他们必须开发出一款系统,更好地追踪 PayPal 资金流向。简单标记个人交易和用户已经远远不够。渗透者的适应性发展迅速,上一个虚假身份失效了,就会更新用户身份,并选择一个新的地址。泰尔和朗斯代尔知道,如果他们能更好地记
录每笔钱如何流入系统,又如何流出,何时支付,买了什么,他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接触到了什么。
他们开发出一套新程序来解决问题。俄罗斯犯罪行为被击破,诈骗终止了。而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找到了用于拖延时间的方法。从中央情报局投资分支机构 In-Q-Tel 获得注资后,他们建立了帕兰提尔技术公司,命名依据是《指环王》中的魔法球(Palantir 也意指“魔法球”——译者注) 。
2012 年 8 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来到帕兰提尔总部,大厅里有很多年轻的编程员,墙上布满涂鸦。而将帕兰提尔标示为一个军事和警务服务供应商的唯一特征,是前厅里几位肩膀宽阔、执法者形象的工作人员。我与公司发言人和隐私专家科特尼·鲍曼会面。鲍曼有着深厚的数据建模经验以及哲学背景。在帕兰提尔工作时,后者的价值与前者相当。
如今,帕兰提尔是一个为不同执法目标和机构协调和管理文件的平台,就像保密或重要信息的操作系统。公司本身并不用收集证据、探访调查,而只是提供软件解决方案,融合、提炼信息,尤其是在大量数据库和参与者之间实现信息可视化。
如果你是本地执法部门人员,对最近枪案有个疑问,可以打开桌面上的帕兰提尔界面找到相关记录,包括逮捕记录、嫌疑人网络,甚至最近的追查记录。但是,系统不会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权限,因为各部门和代理机构的许可级别存在差异。然而,如果你想知道某个记录的来源,最后更新的是谁,系统也可以给你答案。如果你想看看某个人是如何同时牵涉到
某个案子或交易中,系统也会在证据之间测绘关系图。
“帕兰提尔的作用在于, ”鲍曼说, “从笔录管理系统、逮捕档案和其他很多来自警方的合法数据渠道,获得模型结果或热点意见、犯罪前科记录,并综合所有信息,重演犯罪发生过程、定位嫌疑人或行为模式。 ”
比如,你在网上观察两个嫌疑人,他们有好几种方式可以发生关联。A有特殊的购买行为,比如,抢劫银行前买了 12 卷厕所卷纸。第二天,B 也到便利店里买了 12 卷厕所卷纸。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可能也想抢银行。但是,这不构成逮捕证据,只是暗示了一种潜在行为模式。连接跟踪(Connection Tracking)手段在情报工作中是极其有效的,即便能观察到的仅仅是某种连接。2003 年,美国军方花了好几个月试图从萨达姆·侯赛因的高级军官和内部成员口中探听到他的下落,但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后来,他们运用了一种叫 i2 的社交网络绘图工具,分析他几名司机之间的联系。后来,终于锁定了提克里特的一个农舍,并成功抓获了萨达姆。
战争期间追踪一名独裁者的社交网站没什么奇怪,但是分析数百万美国人之间的关联就显得有些争议了。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准备开始做的。行动隐秘的国家反恐中心(NCTC)例行公事地记录个人交易信息、航班信息和其他普通美国人的数据,尽管他们从未犯罪或有犯罪嫌疑。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 5 年,理由含糊其辞,说是这些信息有利于未来的调查取证,虽然采集信息当时并没有任何相关、充分的理由。
这一交易监管系统的对象是“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市场环境” (Terrorist Identities Datamart Environment,TIDE)黑名单上的人,这个数据库中罗列了已知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嫌疑人、与嫌疑人有某种关联的人(养蜂人、小学老师等)——共有 50 多万种可能的连接方式。政府也给自己放权,在各部门甚至其他政府间分享数据,虽然根据《1974 年隐私法案》 ,这一行为是禁止的。
如果扩展监管范围举措在法律、技术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成本都维持在现在的低水平,可以想象,执法部门会拓展连接和交易网络监管。但是,并不是所有执法中的连接跟踪都是令人担忧或充满争议的。比如,你是一名调查员,某个帮派里的无赖,就叫他约翰·杰特吧,被人谋杀了。你现在已经知道,他是在周五晚上的草地上被杀的。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团伙,所以你不仅想查出凶手,还需要推断,在敌对帮派(鲨鱼帮)成员中,谁最有可能成为报复性打击的受害者。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分享各部门信息,甚至根据相互联结做出推断。但是,这一情况下,你可以调遣某个反帮派特别行动组,在特定时间前往特定地点,不用担心侵犯到任何人的公民自由。
国家反恐中心或许不认为要对公众负责,但帕兰提尔脱不了干系。这就像一个贝塔测试,提供某种反馈,帮助帕兰提尔改进系统,使其变得更有价值。鲍曼解释说: “政府会声称,收集可疑行为报告非常重要,因为你无法预知这些信息何时会体现价值。隐私倡导者会跑过来说: ‘那么,请向我证明, (具体某个人的私人信息)何时可以真正变得有价值?’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此平台表明,什么情况下这些信息被用到,那么就能开始缩小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差距,并解释为什么这些是有价值的信息。 ”
帕兰提尔下一步计划是,在未来几年内,推出一种建模产品,帮助实地作战的执法者们判断,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否足以提起诉讼。如果你可以对诉讼案件建构数据,正如圣菲研究所里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样,你就可以推测出庭审案件的成败概率。换言之,未来不久,我们不仅能提前预测犯罪的发生,还能提前判断法庭审判结果。
如今,我们说服自己,要获得更安全的公共环境,必须放弃自由。但是,或许不远的将来,孩子们认为这一交换是非必需的、缺乏想象力的。我们在利用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同时,可以既给个人授权,又不会让他们感觉暴露隐私或处境危险,而我们似乎低估了这一事实的可能性。去了解一下本地部门如何利用或计划利用现今的分析手段。创建一个脸谱网主
页,讨论一下,为了更安全的环境,我们是否应该提交更多数据给本地警察局。或许没人搭理你,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一群明智的公仆正期望更多公民的参与。如果警察局长开始考虑收入、就业、住房密度、教育、税收,甚至城市规划如何影响到抢劫、袭击、谋杀的发生,那么他们似乎就不仅是警察,更像是社会学家了。
除了纽约,当属孟菲斯的前瞻警务系统发展最成熟,它几乎影响到了城市中所有人的生活。但是,该系统未引发群众抱怨、法律诉讼或其他任何争议。詹尼科斯基将此归功于外勤工作。过去 2 年中,他和副警长共走访了 200 多个社区,到社区挨家挨户敲门,召开会议,告诉大家他们在做什么,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这些会议中,他说: “不管只有 5 个人还是 500 多号人,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们解释手头的工作、开展工作的理由、希
望得到什么结果。通过外出走访、和群众解释, ‘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我们从未遭遇其他城市可能遇到的阻碍。 ”
或许有人会质疑说,詹尼科斯基这么做的同时放弃了战略优势。他可能向潜在犯罪者透露了太多信息。詹尼科斯基说,正因为他们共享信息、主动走向公众,而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计划的存在,他们才得以获得群众支持。而要想项目最充分地发挥作用,公众支持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