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礼制与风俗的关系上，司马迁特别注重风俗对礼制的作用。他在《礼书》中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而养人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他把礼制看作社会的行为准则，认为要制订这种准则，必须以风俗为基础，“采风俗，定制作”，“因民而作，追俗为制”。司马迁将风俗视作礼制的根基，可见他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
其次，司马迁十分重视风俗与礼乐的关系，提出礼乐不可分，“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冤，礼至则不争”。并认为乐是一种促使风俗发生演变的催化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礼乐作用于风俗能使社会上下相通，“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从而显示出重要的教化作用。
再次，司马迁十分重视采风问俗，他认为礼、乐之所由来乃从风俗始，是来自于民、取之于俗的结果，所以要真正实行礼乐的作用，就得重视风俗的采录。“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司马迁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司马迁还充分注意到音乐与风俗的关系。他的《乐书》从自然、社会、政治、历史、心理、生理、伦理等多种角度论证了音乐与风俗的关系，认为：“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把音乐作为移风易俗、改良风俗的主要手段，注重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
汉代的另一位史学家班固，对风俗文化的考察不仅着眼于风俗生存的空间，而且开始关注实施风俗的主体。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帝都一带“五方杂措，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认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不同阶层和群体，所传承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同司马迁一样，班固也注重研究风俗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把婚礼、乡饮礼、丧葬礼等风俗文化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主张吸取秦代“习俗薄恶、民人抵冒”的教训，强调“以教化为大务”，重视礼乐，使“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无所纷争，达到国家安定的目的。
班固还倾心于风俗本体理论的探讨。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与“俗”的概念作了独特的解释：“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风。”即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风俗”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双重属性又是风俗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班固精辟的解释，是他在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风俗文化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
2.史书对风俗记述的重视
先秦“史俗并载”的传统不仅为秦汉时期的史家所继承，而且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当时各地的民情和习俗的作了详尽记载。其中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和《货殖列传》均对当时社会的市井风情、民俗事象有较多的记载。《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所述多为卜筮的人和事，《货殖列传》记各地财货、物产、衣食的蓄积和民生的安和，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汉代风俗史料。此外，《史记》的人物列传中，所反映的风俗事象也十分丰富。如《苏秦列传》载山东民间的游艺习俗曰：“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滑稽列传》描述邺地祭祀河神曰：邺俗为河伯娶妇，“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彀衣，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十里乃没”。还有《李斯传》、《循吏传》、《孟尝君传》、《仲尼弟子列传》、《春申君传》、《孙子吴起列传》等，都载录了有关先秦至汉初的礼仪、宗教、祭祀、丧葬、服饰，以及市贸等经济民俗和文体游艺习俗情况。司马迁在记述各地风俗事象时，往往先分析当地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尽可能地揭示风俗文化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某些陋俗进行了批判，显示出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史观。
班固的《汉书》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其中的《地理志》对西汉社会的风俗事象有较多的记载。《地理志》在记载风俗时，也与《史记》一样，十分注重考察风俗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如说赵、中山等地“地薄人众”，故“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弃物，为倡优”，尤其是赵的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故“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故其俗弥侈”；“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所以“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如此等等。在中国风俗学史上，《汉书·地理志》中的这些记载和论述无疑是经典性的，它们不仅为我们研究秦汉风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且为后世风俗研究者们审析风俗文化作了较为科学的示范。
3.首部风俗学专著的出现
应劭所著《风俗通义》对风俗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有关“风”与“俗”的含义，应劭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可以得知，“风”与“俗”除相对而言多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外，二者通用，没有差别，正如唐人孔颖达所言：“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诗经·谷风序》。《风俗通义》“序”中之“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更是为后人反复引用的风俗学理论的名言。
应劭的《风俗通义》原书30卷，今存10卷，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及、音声、穷通、祀典、怪神、山泽。作者在此书的序言中表明了自己的撰写目的：当时旧章湮没，书记罕存，于是搜集所闻，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过谬，而事该于义理也。《后汉书》称应劭“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表明应劭撰写该书是为了辨风正俗，现微察隐，褒贬社会流俗风尚，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
《风俗通义》各卷按内容分门别类，叙述各种风俗事象。《愆礼》、《过誉》篇中，记载了封建礼制在东汉受到破坏，反映了礼的衰落。《音声篇》记述了各种乐器的形制和作者，对研究游艺习俗有重要参考价值。《祀典篇》记载东汉时的祀神活动，从中可了解东汉人的信仰习俗。不过，严格说来，《风俗通义》并非专门记载汉代习俗，而是更多的杂引古籍中有关风俗现象的记载，加以注疏解说。如“社神”条，其引《孝经》言：“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又引《周礼》言：“二十五家置一社，但为田祖报求。”再如“灶神”条，《风俗通义》引《周礼》言：“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引《礼器记》曰：“臧文仲安知礼？燔柴于灶，灶者，老妇之祭也，故盛于盆，尊于瓶”，引《明堂月令》言：“孟冬之月，其祀灶也”。这种编著方式表明，《风俗通义》实际为一部文献风俗学专著，其价值在于对同一风俗现象的叙述，罗列多种古籍之说，具有集注集说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风俗学研究专著，由于有诸多资料可供借鉴，因而叙述风俗事象极为详尽。仅以生育风俗为例，就载有忌生鬓须子、忌生畸形儿、忌一胎生三子和忌生五月等习俗。《风俗通义》曰：“不举生鬓须子。俗说人四十五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光和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四臂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因弃去。朝廷瞀乱，上下无别，上头之象也”；“生三子不举。俗说生子至于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举也”；“不举五月子”之俗，《风俗通义》则有两处提及，如《正失》曰：“今俗间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为妨善父母。”《佚文》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这类资料，为我们研究秦汉之际的风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依据。
王充（27～79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他自幼聪颖好学，六岁在家读书识字，八岁进书馆学习，后入太学深造。在太学时，他因家贫买不起书，“常游洛阳市面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单然不群的学者。王充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在仕进路上却很不顺利，只做过幕僚属吏之类的小官，“在县，位至橡，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橡，功曹。在太守府，好列橡，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论衡·自纪》。但时间不长即去职还家，以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以执著的唯物者的姿态，潜心从事著述，写下了大量著作，可惜除《论衡》外，没有其它流传下来。
《论衡》共30卷，全书主旨在于以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姿态，抨击儒家孔孟之说，揭露和批判各种谶纬迷信思想（图2）。在申述与辨诘之中，记述了风俗事象，并反映出作者的风俗思想。其中《感虚篇》、《骨相篇》、《命义篇》、《吉验篇》、《说日篇》、《薄葬篇》、《卜筮篇》和《辨祟篇》等，对汉代风俗事象的记述和反映较为集中。东汉的谶纬迷信活动泛滥，恶浊气氛弥漫整个思想文化界。王充则高举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大旗，对唯心主义的神道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从他的言论中，可使我们了解古代信仰民俗的一些具体情形。如《吉验篇》中说：“凡人秉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感虚篇》亦云：“凶之人卜得恶兆，筮得凶卦，出门见不吉，占危赌祸气，祸气见于面，犹白虹见于天也。”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卜俗之盛。这些陋俗，在王充的《论衡》中，被一一加以批判，竭力辨其虚妄。
秦汉时期民间以为建舍盖屋必择吉日，《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有，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俗信虽被王充等人斥为“虚妄述也”，但在民间却一直盛行不衰。
古代建房造屋还有许多禁忌习俗。王充引《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不吉。征属火，北方属水，水要胜火，亦不吉。由于五行之气不相得，所以五姓之宅门讲究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论衡·诘述篇》。此外还有“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论衡·雷虚篇》。或忌讳往西扩宅，“西益宅谓之间不祥，不祥必有死亡。”刑徒不能上坟墓。忌正月、五月所生之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由于汉代信天，因而对雷电风雨的观念也有不同。“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击折树木、坏败室屋者，天取龙；其犯杀人也，谓之有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这些记载表明，汉人有着强烈的“天人感应”的观念，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迷信习俗。
《辨祟篇》对当时平民风俗的反映更为集中、全面。举例云：“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丧祀、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太彳圭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填，犯触忌讳之所致也。”所记载的是秦汉及秦汉以前人的信崇与禁忌，具有重要的风俗史料价值。
5.其他学者对风俗的记述和考索
秦汉时期对风俗的记载和考述，除上列《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和《论衡》外，还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西京杂记》等。
《汜胜之书》，西汉汜胜之著。汜胜之，西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人耕种。本书是他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内容包括土地耕作、作物栽培、种子贮藏及收刈、播种、沤种、选种等方面的传统经验和习俗，尤其对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苔、麻、瓜、瓠、芋、桑等的栽培技术和种作习俗有详细记述，是了解和研究汉时北方农业生产风俗的重要史料。
《四时月令》，东汉崔寔撰。全书模仿《礼记·月令》的体例，从正月至十二月，依次记述了地主庄园的例行活动，其中尤以记农事活动为多，如正月菑田粪畴，九月治场圃、涂廪仓、修窦窖，十月储藏五谷，十二月合耦田器、养耕牛等。此外，书中还记述了一些家庭手工业活动，如治丝、折麻、纺织、缝制、酿造、修缮房舍和采制药物等，同时，对商业贸易的情况也有所反映。是研究东汉社会生产风俗的重要资料。《四民月令》原书已佚，遗文主要散见于《齐民要术》、《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等，清人严可均有辑本行世。
《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无撰者名，《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亦未言作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指为晋人葛洪撰。《西京杂记》全书共六卷，采摭丰富，对汉代社会风俗的采录也非常广泛，包括服饰、娱乐、婚姻、丧葬、岁时节令等内容。如记载汉成帝时的蹴鞠之戏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又如记汉时丧葬习俗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这些记载对研究汉代汉族社会风俗大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