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弥漫的奢侈之风，大大刺激了工商业的畸形发展。秦都咸阳，汉都长安、洛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史记·货殖列传》。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经营高档奢侈品的专业户，或以此暴富，或以此受宠。巨鹿人陈宝光妻专织高档的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值万钱”。《汉书·武帝纪》。“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可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凛焉。”《太平广记》卷二三六，引《西京杂记》。显然，这是最早的手摇风扇。
正是奢侈消费可以导致工商业的畸形发展，竟然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鼓吹。汉宣帝是历史上第一位呼唤奢华的人，他认为：“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汉书·宣帝纪》。在他看来，奢侈，对国家并无害处，而人民却能受益。因为在风俗奢侈的地方，工商业发达，就业机会较易，“天下移丽趋末，百姓多离农亩”《汉书·东方朔传》。，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投入到奢侈品的生产，工商业便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
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沉溺于奢侈性消费的结果，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世风败坏，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安定；最终导致封建皇朝的灭亡。
3.迷信
秦汉是神鬼横行、谶讳迷信的时代。“战国、赢秦，诈力相尚，天理几绝，一若迷信既除，而复于汉代者：自非其实。然其阐发汉代，仍为迷信之世界，则颇为近情。我国迷信之渐澹，实魏晋之世，玄学大兴，重明理而贱践迹，尊人事而远天道，有以致之，若西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秦汉史》下册，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5月版，第800页。
秦汉时已有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如果说先秦时代的迷信仅只是由原始自然崇拜、巫术禁忌发展演变而来，那么秦汉的迷信则有了完整体系的理论依据，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社会上层到乡村僻野的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如妖异、灾变、求雨、卜筮、巫盅等迷信活动随处可见。“神仙”成灾，方士泛滥。巫婆、神汉、方术士，招摇过市，被统治者待若上宾，虔诚的信徒们奉之如神。这种全社会好巫信鬼的现象，受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理论体系的支持，扬雄的《太玄》，焦延寿的《易林》，京房、张浩、尚广等人的《周易占》，风靡一时的谶纬学，还有太乙、遁甲、六壬三式等等，使当时的迷信行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表现出占卜哲学化和哲学巫术化的时代特色。
汉代是我国巫术迷信史发展上一个继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原始儒学被董仲舒用燕齐方术之士的阴阳五行理论全面改造，热衷于神仙方术的汉武帝又独尊儒术，“立今文五，三牲鸟兽之千余种。”《汉书·郊祀志》。如此淫祀，即使在先秦史上也是少有的。
汉代统治者大肆宣扬巫术迷信，是出于加强王权的需要。由于尚巫能够推进政治，所以西汉诸帝仍苦心孤诣地编造巫言，以达到神化的目的。以致汉代诸帝对巫无不顶礼膜拜，诸凡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婚姻各项措施，都以祭神占卜来决定是否推进。汉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日月北斗登龙，以太一之星，为秦一缝旗，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汉书·郊祀志》。文帝以代王入据汉天子时，为证实自己是顺天应命，故意犹豫不决，而“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大王，夏以启光。’”《史记·孝文本纪》。上行下效，当时迷信的流毒之深可想而知。
秦汉时民间生活也处处充斥着巫术迷信，即便是在良辰佳节亦是这样：年节放爆竹、祀门神、挂桃弓苇矢，皆是在驱鬼；元宵节祭祀太己神，上已节女巫在河边进行消灾除邪、祓禊疾病仪式，端午节除恶禳毒等等，各种活动莫不如是。秦汉齐地方士辈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地民间方士巫风之盛。当时齐地流行一种特殊的“巫儿”民俗，即“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汉书·地理志下》。这可称之为家家有巫了。
4.儒化
秦汉风俗的急进、奢侈、迷信，都是趋于偏激、极端的风俗事象的综合体现，最终有碍于社会和风俗文化的正常发展。因此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抑制。这样，秦汉风俗又显现出另一个特点，就是儒化。此与前面之个特点互相牵制、互相平衡，同时又各自突现，交错组合成一条风俗文化演进的错综复杂的轨迹。
以急进特点言，纵观秦汉史，显见齐鲁文化随着儒学西渐在总体上逐步完成着对秦文化和楚文化因素的改造。儒学终于确立了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儒学思想原则终于成为维护专制主义帝国政治秩序的基本纲纪。从风俗史的大势看，似乎可以认为，节奏“舒缓”的生活态势在西汉之际逐步压倒了急刻之风。也就是说，儒家文化逐渐完成了向民间生活的渗透。
儒家正统主张民间风习应持重、舒雅，反对轻浮冒进。《论语·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礼记·玉藻》曰：“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足容重，手容慕，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玄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郑玄注，即强调所谓“举欲迟”，“不妄动”，“敬慎”而“温温慕人”。表现在具体的民间生活中，便是生活节奏变得徐舒、缓慢。
与西汉盛行“驰逐”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汉流行乘坐牛车的风习。《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曰：汉桓帝时，宦者四侯横行，“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夺天工。金银，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于宫人。其什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可知当时地位尊贵者多乘牛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顾谭别传》曰：“谭时为太常录尚书事，后徒交趾，初，吴以罪徒者皆收家财入官，及君下狱，薄其资，唯有犊车一乘，牛数头，奴婢不满十人，无尺帛珠金之宝。”显然，高级官员亦乘坐牛车，其他家财可以俭省，而牛车则绝对不可无备。祥，善也。善饰之车，今犊车是也。以“犊车”为“祥车”，可能主要因为其平稳安全。东汉时人通常讲究安稳而多以牛车为乘车，一般仕女们也都喜欢乘牛车。清河孝王刘庆“小心慕孝，每朝谒陵庙”，“约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清汉孝王庆》。所以，在洛阳河边上，每逢春天，就可看见士大夫们悠哉悠哉的游春牛车。刘义庆：《世说新语》。西汉时期狂热高速“驰逐”以追求“风发飙拂”的急进风尚几乎荡然无存。这种崇尚舒缓的社会风气得以兴起，不能不说是儒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儒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显现。
又就奢靡而言，奢侈淫靡必然导致人伦纲纪的破坏，道德观念的伤缺，社会的混乱。正如元帝时匡衡上疏所曰：“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踰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汉书·匡衡传》。而要匡正风俗，同样应走儒家礼乐教化之途。孔子早已说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如何“教化”，孔子曾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抑止等级界线的僭越，防止奢侈无度和嗜欲无制。贾谊大谈“礼之遵行”，认为只要“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即可“世世常安”了。《汉书·贾谊传》.历史上所称誉的“文景之治”，包括抑奢侈等移风易俗的内容，贾谊等人有关礼乐教化的进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再就迷信而言，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人们的迷信活动也尽量从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力求披上一件儒家正统的外衣。儒学与谶纬神学获得了高度统一，儒家神学风靡于世。具体到祭祀活动中，关于祭祀的意义和必要性，王充就曾根据儒家经典提出：“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报功之义也。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论衡·祭意》。又《春秋繁露·王道》曰：“《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也同样是用儒家经典来规定当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制度。此外，在祭祀的名称、形式、内容和程序上，它们也必须符合经学的有关论述。如东汉祭天的“封禅”，史载光武帝就是以《虞书》、《河》、《洛》谶言作为依据。《后汉书·祭祀志》。
另一方面，无神论者们抵制迷信同样是以儒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儒化世风来达到排斥妖术、邪教的目的。王符指出当时人们“起学巫祝，鼓舞事神”，那是用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的，并说“令二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潜夫论·浮侈》。都是“无益于世”的荒谬做法，而要摈弃之。应该“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认为“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汉书·礼乐志》。巫风过盛，往往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一些较为贤能开明的当政者，往往把惩治巫师的扰民行为，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这种移风易俗的准则，同样是儒家经典。东汉名臣第五伦，初到“俗多淫祀”的会稽郡任太守，就向属下各县发布文书，晓示百姓曰：“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引发了巫师对他的不满，他仍坚持主张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断，为政当信经义，言，‘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律不得屠杀少齿。”于是遂通告属县，民不得有“出门之祀”。
上面的“纠正”异端思想和行为，只是“儒化”的一个方面，更带普遍意义的是儒化生活或生活儒化。以饮食风俗为例，秦汉时人认为民间那种“淆旅重叠”，“众物杂味”的大摆宴席，不仅是造成当前食物不足的原因，也根本不符合崇俭黜奢的儒家礼制，所以主张应恢复以往“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的饮食制度。《盐铁论·散不足》。筵宴过程最重长幼、尊卑、亲疏、贵贱有序、有别，《史记·武安侯列传》上记丞相田蚡举办家筵时，田蚡坐在东向的首席上，他的哥哥却坐在仅次于他的南向座位上。这是因为身为丞相的田蚡不能因为哥哥在场而违礼，他的官位比他哥哥高，只有东向坐才符合他的丞相身份。先秦儒家饮食礼仪对汉代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壁画中常见的宴饮图来看，这套饮食礼仪，在汉代似普遍遵循着。
秦汉时期婚姻家庭生活更是完全纳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中。婚仪之“六礼”自不必说。即便是离婚也有具体的规定，有“七去”、“三不去”的原则。这些离婚原则实际也完全是经学的模式。班昭《女诫》曰：“《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因此，丈夫即使行为不端，妻子也不得要求离婚。但是，秦汉时妻子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和丈夫离婚：一是丈夫悖逆人伦，二是丈夫杀妻父母，三是丈夫废绝纲纪。这些特殊规定也仍然是符合经学的。在秦汉时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化是无孔不入的，渗入到民间时俗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当时的重让敬贤、知恩图报、讲气节及品评之风。
急进、迷信、奢靡、儒化作为秦汉风俗最显著的四个特点，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诸多与上面四个特点相悖的风俗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秦汉文化本身是多元的，秦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及西域文化，还有东汉汇入的佛教文化等等，都在秦汉文化中有一定的比例成份。这些文化圈之间除相互协调、统一之外，更多的是互相排斥、相互碰撞。第二，大一统的秦汉同样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来，这就造成了风俗文化的阶级性和层次性。第三，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充其量只就上层文化而言，却很通信班贯彻到下层文化之中。事实上，疆域愈辽阔，文化圈越密集，外来文化的吸收越多，“车同轫，书同文”的步子迈得越快、越大，风俗文化的差异性、矛盾性、复杂性就越突出。因此，在秦汉大一统时代背景之下的汉族风俗文化，其结构必然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四、秦汉汉族风俗学史概况
图1明代《三才图会》中的司马迁像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风俗记录的发展时期，也是风俗理论向独立方向发展的起始时期。在各种史、志、杂著中，不仅多见风俗的记载，而且时有评述。它继承先秦诸子的风俗思想，而有所发展，对风俗的理解和认识也多有发挥。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人的风俗论述比之先秦已更为丰富，并体现出他们独特的风俗观。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学形成于汉代张汉东：《论汉代中国民俗学的形成》，《民俗研究》1993年第2期。此观点尽管值得商讨，但却说明了秦汉在我国风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风俗学理论初露端倪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图1），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史记》中，对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多有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观和风俗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