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兼并六国，在秦国风俗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六国的礼仪，形成所谓的“秦礼”，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矫正各地风俗。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秦纪会稽山刻石》。汉代，从汉元帝始，掀起了一股恢复三代“古礼”的浪潮，确定“三纲五常”为中国封建礼制和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社会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白虎通·礼乐篇》曰：“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汉代的制礼活动，主要集中在创制适应于新的封建统一王朝的政权结构的礼仪。如：叔孙通起朝仪、定宗庙仪法；武帝草巡狩、修郊祀、建封禅、兴大学；刘歆、王莽营明堂、辟雍；东汉明帝时定南北郊、冠冕、舆服制度，等等。
礼制文化的扩张不可能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它还会下渗和普及于民间群体，和民众文化结合为一。相形之下，汉代日常生活风俗和社交方面的风尚，诸如冠、婚、丧葬、乡饮、大射、投壶等习俗，在礼制化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因袭的特点，基本上都依准“三礼”，或稍作损益。虽有一些局部的或细节的增减，但并不改变该礼仪的基本格局和面貌。比如，汉文帝以后，废除了臣为君服丧三年的制度，但汉民族子为父母服丧三年之制没有变更，并一直流传到近代，整个丧礼也无大的变动。《后汉书·礼志》载曰：天子加冠，“仪从冠礼”；《后汉书·梁后纪》载曰：桓帝大婚，“一如旧典”。可见汉代冠、婚因袭、遵循旧礼之一斑。
不过，秦汉礼制文化比之先秦生存空间更大的多，周代礼制主要施行于贵族阶层，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也；且周代礼制又主要施行于畿及一定的区域，并未在全国各地普及。汉代儒生和统治者重建礼制，则力图把加工、改造过的“周礼”变成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又将推行礼制作为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一种措施和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礼制向民间和大众渗透、普及，统一化的婚丧嫁娶、处世为人的礼仪规则，在整个社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遵循、仿效和参照。使得风俗文化的传布，也必需依附于礼制，方能获得合“法”的地位。比如丧葬，汉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丧葬风气，即薄葬与厚葬。它们都试图与旧礼制联姻，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前者如明帝诏禁厚葬即声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后者如原涉为父修墓，则根据《孝经》。“用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汉书·游侠传》。可见，其薄葬也好，厚葬也好，鼓吹者都努力从“礼”中寻找依据，使之纳入礼制化轨道。
秦汉以降，汉族风俗一直多以礼俗的形式呈现出来，除丧葬礼外，还有婚礼、诞生礼、冠礼、寿礼、祭礼、社交礼及年节中的礼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风俗事象中，俗中见礼，礼中含俗，难以分别。
礼制的下渗和普及，使各地的风俗在差异中显出同质的内容。由此，在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和汉武帝用儒学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汉代又进一步在礼俗的层面上实现了“大一统”。而此期间的风俗正是在这“大一统”的框架之中，逐步趋于定型，并以其顽强的惯性延续了数千年。在秦汉风俗演变过程中，统一化、定型化和礼制化这三条主要演进轨迹是相互关联的，互为促进的，其实是同一方向的三个不同的侧面。
三、秦汉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也是汉族风俗文化大发展的阶段。风俗文化种类众多，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不同的风俗现象皆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下面拟从宏观角度，对秦汉风俗的特点作一全面考察。
1.急进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秦汉与战国相接，又历秦末之乱及楚汉之争，于血战中立国。时势造英雄，秦皇、汉武、班超、班勇等皆是当时闪烁着急进精神的典型。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即探险的意思。《史记·大宛列传·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释之为“探险”。这种“凿空”行为，便是急进的时代风尚的具体显现。战时急烈之民风对于社会时尚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历史惯性，而武人出身的功臣主政，也可能导致政治生活节奏表现出严酷急进的风格，同时，急进的风尚又是与封建社会上升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的。
不过，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并不是社会崇尚急进的唯一的原因。汉并天下，刘邦建立了以楚人为统治基干的新王朝。拜日、崇火、尊凤是其主要信仰。这种信仰养成了楚人风风火火的性格。对此，《史记》记载颇详。《吴王濞列传》曰：刘邦“患吴、会稽轻悍”，即是指民风而言。又《淮南衡山列传》曰：“荆楚慓勇轻悍”。《太史公自序》谓“越荆剽轻”，又有“剽楚庶民”的说法。《贷殖列传》曰：西楚“其俗剽轻”，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可见，汉朝统治阶级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剽急好动的激素。
另外，秦汉社会急疾的普遍嗜好，还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有关。地近北边者往往社会生活节奏较为急促，这在《史记·货殖列传》有记录。如种、代“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以“近北夷”，“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慓悍，而武灵王益厉之”；“中山”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坑慨。“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汉书·韩安国传》云：“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这些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急进、好动的游牧性格。习染了北边游牧民族风俗的秦汉时人，以疾速快捷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也就不足为怪了。
秦汉时期驰车争速竞技活动的流行，即是这种急进风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的的具体表。从秦始皇陵旁那气势磅薄的马俑场面可以推测，秦代赛马运动之激烈。赛马，在汉时称为“驰逐”或“走马”。“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贞也。”《史记·货殖列传》。嗜好活动的汉武帝，是赛马场上的忠实观众，他时而与幸臣董偃“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时而又在建章宫“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汉书·东方朔传》。汉宣帝时亦“斗鸡走马”。《汉书·宣帝纪》。汉成帝鸿嘉年间（公元前20～17年），欲仿效武帝故事，与宠臣张敏常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场，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汉书·张汤传》。京师贵族、郡国官吏也好赛马。如汉末王氏五侯，终日奢侈，“狗马驰逐”；《汉书·元后传》。东汉骄横一时的梁冀，“好臂膺走狗，骋马斗鸡”。《后汉书·梁冀传》。足见当时“驰逐”普及的程度。社会激越向上，充溢着冒进、开拓的精神，人们便乐意在“风发飙拂，神腾鬼趋”杨雄：《汉东赋》。的高速奔争竞逐中寻求“欣悦驰骤”《列女传·节义》。的快感。这种所谓心理，突出体现出当时社会生活节奏较为急骤的特征。
秦汉的社会生活中，弥漫着紧迫、急促的风俗氛围。王褒《洞箫赋》曰：“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傅毅《舞赋》曰：“及至四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若从文化象征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武声”“急节”，似可视为当时民众生活急进的二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市声符号。秦汉人之尚武，也促使了社会风尚向急骤方面转化。当时文武之间远不象后世那样显得极其分明。每每武将又事文职，而文臣亦常常将兵征战。故时人对于骑射、击剑等武功，总是从小就进行学习训练。像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史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史记·司马相如传》。，便是例证。当时的关西特别是陇西地区与少数民族活动居住地接近，民间尚武之俗尤为突出：“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西汉时代的精兵猛将多出于此，号称“六郡良家子”。还有一些志士仁人甘愿效命沙场，开拓边疆，立功绝域。如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豪歌壮语的青年将领霍去病、立志“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马援、宁愿从军远征而不愿“人士中散儒”的少年英雄傅介子、自请领兵平定边乱的七十多岁的老将赵充国等。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与汉初朝野风尚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西汉时人尚武嗜勇的时代风貌。而这，无疑加剧了社会风气的急进。
当然，秦汉社会风尚并非一味地追求急进。齐鲁文化的“舒缓”之风在秦汉风俗中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汉书·朱博传》云：“齐郡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史记·货殖列传》亦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这种“舒缓”的生活风范，到了东汉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事实上，历代封建统治者皆谋求“中庸”的治国之道，追求“不徐不疾”的社会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秦汉处于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时期，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竭力播布“重厚”、“敦愿”“持重”的儒家风范，但当时民间仍然呈现出一派急促、快捷的风俗习惯。这确是秦汉风俗的一大特点。
2.奢侈
纵观中国风俗史，大凡昌盛之世都会出现民间生活奢侈的风气，秦汉亦不例外。奢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们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对物质和精神的过分追求；二是恃财枉法，越礼僭制。
先说前者。与前代相比，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社会消费市场骤然扩大。史载：“夫山西饶材、竹、毂、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玑珠、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皆中国人民所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通过“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运输和沟通，使得“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加强了国内商品经济的流通和融合，满足了各地人民之间消费的不同需要。《史记·货殖列传》。
不过，从秦汉整个社会来看，真正有条件侈靡的，只是一部分人，主要是公卿列侯、皇亲国戚、富商大贾。“汉世富人，率多踰侈。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万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堂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此权戚之所为也。……后汉马氏称最贤，而马防兄弟犹以踰侈就国，他可知矣。”《秦汉史》下册，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5月版，第527页。董仲舒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代官僚地主“身宠而载位高，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已。”《汉书·董仲舒传》。秦二世曾毫不掩饰地称曰：“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终吾年寿。”《史记·李斯列传》。充分道出了统治阶级恣意享乐的心声。
商贾，被视为以逐利为业者，他们“靡法靡度”，大肆其诈，故能“家累千金”、“侯服玉食”。统治阶级推行的本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可据王符言：“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空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王符：《潜夫论·浮侈》。晁错《论贵粟疏》曰：“商人兼并农人是也。以大势论，商贾之力，尤雄于豪家。”
然而，逐利无已者，又岂止商贾。俗吏“贪财而慕势”，为官者也热衷于经营“贱买贵卖”。如成帝时有栎阳令游，是个有名气的“大儒”，但在任所“赋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汉书·薛宣传》。是大儒亦为利所“化”也。在原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的鲁地，因出现了像丙氏那样的靠倒买倒卖而致富的人，竟使很多人都红了眼，“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汉书·货殖传》。看来，巧伪奸诈、逐利无已的风气，确呈蔓延日炽之势，正如董仲舒所说：“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春秋繁露·度制》。
在封建社会，风尚的变迁往往与礼制的盛衰相随伴。历代统治者都奉行“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规范，通过礼制来统制人们的生活。西汉后秦之敝，禁网疏阔，使得封建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世风随之而下，侈靡相竞，越礼僭制成为普通现象，人伦纪纲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于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第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大平不复兵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书·贡禹传》。秦汉统治者一再标榜“亲亲而尊尊”的原则，然而，即使在家庭内部，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破，甚至出现凶相毕露、骨肉相残的暴行。“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新书·俗缴》。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新书·事变》。择婚、择友，无不以利权衡。
奢侈之风，必然导致对“利”的追求，而当“利”已图得，“富”的欲望满足之后，便又奢求“贵”了，于是越礼僭制成为豪富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正如时人徐生所说：“奢则不逊，不逊则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太平御览》卷六三三《赏赐部》。贾谊《治安策》描绘当时的情况说：“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而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两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这种庶人着帝服，倡优佩后饰的现象绝非仅有，而是带有普遍性，甚至连地方官吏、分封诸王也时有发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这种以小僭大，以贱愈贵的现象，对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倒是有了强烈的冲击。
尽管秦汉时期的自耕农、佃农，他们占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十分有限，《汉书·食货志》载曰：汉代五口之家的农夫，“其能耕者不过百亩”，而实际上他们占有或佃有的土地则更少，如汉初陈平，兄弟二人只有田之十亩。《汉书·陈平传》。在这有限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下所能提供的消费资料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是年情好，统治阶级剥削有所节制，劳动者仍过着“食不厌糟糠”、“短葛不完”的窘迫生活。然而，奢侈之风同样也会漫延至下层社会。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比肩是也。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民好逸恶劳、世风日下的现象绝非一地，而是带有普遍性，据《汉书·地理志》载曰：秦地“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在服僭上，众庶仿效，差不相及。”社会上下，风气皆奢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