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宫室，基本上继承了战国以来流行的高台建筑风俗，即修建时根据宫室基底大小，先在地面挖一深约一至二米的槽，然后从底部起夯土筑台，并高出地面五、六米或十一、二米，接着再自上而下分层挖出所需房间，用土坯补砌其墙壁缺损处。秦时宫室壁柱用圆形暗柱，柱脚埋入柱洞，底施础石。西汉时柱础则与地平，壁柱大多不埋入洞内，不靠墙的棰础上有凹槽，柱脚植于础之凹槽中，这样，西汉时宫室上部的木结构已能大体保持稳定。到东汉时，则废弃了夯土高台建筑，而代之以采用斗拱的木结构楼阁。此时的宫殿顶部多四面为檐，唐贾公彦《仪礼注疏》曰：“汉时殿屋四面流水”。宫与宫之间往往连有复道。殿中地面除沿用先秦抹草泥之法外，已开始用铺地方砖，并用漆漆地。《汉官典职》曰：“以丹漆地，或曰丹墀”，即指以红漆漆地。墙壁则饰以蛤灰，郑玄注《周礼·掌蜃》曰：“饰墙使白之，蜃也。今东莱用蛤，谓之义灰。”温室则“以椒涂壁”，后宫称作“椒宫”，皆取椒多子之意。殿屋正中顶部饰以藻井，之所以曰藻井，《风俗通义》曰：“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压火也。”宫殿之门有门环，谓之铺首，或金或银或铜，多作龟蛇之状，如孝元庙殿门则为“铜龟蛇铺首”。
秦汉宫室屋顶皆履以瓦，前沿檐端饰有瓦当。瓦当始于西周，多为半圆，秦汉时渐改作圆形。瓦当有图案，秦时多奔鹿、双虎、双獾、朱雀、三鹤、四雁及虁纹、虺纹等；汉瓦已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为主；并有字瓦，少则一字，如“卫”瓦；多则几字，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秦汉瓦当颇具欣赏价值。
2.前堂后寝的贵族第宅
官僚贵族常是聚族而居，家庭成员连同奴仆，往往数十百人，建筑内容众多，规模很大。贵族宅第之奢华，较先秦更甚。如西汉驸马都尉董贤，第宅“并合三第，尚以为小”《后汉书·杨震传》。如四川成都出土画像砖所示庭院，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右为住宅，大门、中门和厅堂设置在一条轴线上，左右有廊庑而形成前后两院，左面廊庑有门与左部相连。左部也分前后两院，有廊庑围绕，前院有水井和炉灶，后院有望楼；几个院内，分别有斗鸡、吠犬、持帚佣人等形象；主院内，二人当堂席坐，堂下双鹤。再如四川德阳出土画像砖所示大门中有一座高大的正门，看来可通马车供主人及宾客出入，左右各有一排较低的建筑，左面建筑上设一小门，供平时一般人出入，建筑后面透出树影，看来里面是一个庭院。门旁设有小房间，可供过往宾客留住，称为门庑。《重庆博物馆藏四川汉代画像砖选集》。河南郑州出土画像砖所示的庭院，前院有围墙，右侧建双阙，作为大门，第二道门在图中左侧，是重檐庑殿屋顶，内院有楼房；内院、前院及大门外均植有整齐成行的树木。《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0年8～9期。曲阜旧县画像石，其双阙则在大门之内。堂屋顶作四面流水，东西南北四墙均有门，可拾级而上。堂右侧有中门，进入后院有一楼阁，有楼梯直通楼上。《山东汉画像石选集》。
从上引的汉画像石资料中可见，一般第宅的主要建筑有前后堂，如周代的前堂后寝之制。在中轴线上布置前后堂及大门等三、四进以上的建筑，建筑前后有数重院落。大门能通马车，有屋顶，门旁有房间可留宾客，称“门庑”。进门有院，对门的正房即“前堂”，前堂内分隔出“室”和“厢”等房间。堂上有和设天花，称“承尘”。前堂为全宅的主要建筑，体形高大，有东、西阶。前堂之后有一横墙，分宅为前后两部；横墙中辟一门，称“中”。入中便达“后堂”，后堂也有阶，还有轩。后堂之后有时还有楼，再后是全宅的后门，称“后”。在中轴线左右有院墙，在墙内设廊一周，称“两庑”，使后堂和门庑相接，而形成一封闭的数重院落的建筑群。这种建筑是供户主使用的主要建筑，之外，还包括有厨、仓、库、厩及众多奴仆的住处，所以第宅的规模很大。这种第宅的主要建筑按轴线布局，建有环庑和堂前有两阶的形式，很象皇宫前殿部分建筑组合的缩影。而堂屋、楼阁、亭台和门阙是秦冯贵族府第和地主庄园的基本建筑，体现了这一时期上层社会居住风俗的基本特征。
汉末，社会动荡，农村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附庸和部曲私兵，形成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筑城堡自卫，称坞壁。即以第宅为中心，周围筑高墙，四角建角楼，有的第宅内还设有武库，并有常备或半常备的家兵部曲昼夜巡逻警戒，以求防御自保。如广州出土的明器坞堡是一座中为天井，四周围两层高的建筑，底层不开窗，四角及入口上建有角楼，可以瞭望和守卫；中间天井内还有两栋小建筑。另一件甘肃武威出土的明器碉楼，也是中央为天井，四周为建筑，四角各有一座稍向外挑出的角楼，院中心是一座五层楼阁，似作瞭望用。《中华文明史》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四川新都画像砖就绘有一座脊庑殿式武库，库中兵械架上放有二戟，三矛，房柱上还挂有一张弓《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文物》1980年第2期。这种武库在山东徐州地主庄园画像石中也屡有发现。秦汉时期的坞壁式建筑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特殊产物，这种建筑样式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畸形发展。
3.一堂二室的民居
秦汉时期，民宅的基本形式是一堂二室。《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守》中，记载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即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宇”，即堂屋，“内”，即居室。《封诊式·穴盗》中，还记载着一被盗人的房屋也是：“一堂二内”。《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汉书·晁错传》亦云：“营邑立域，制里割宅，返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
当时的住宅，前为堂，后为室，堂东再有一间，构成一堂之内，其平面为曲尺形。不过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不曾被严格地执行过。如上述秦简所示，《封守》所记系一字形，中为堂，左右各一房，《穴盗》所记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汉代的民宅形式从出土陶屋来看；更是五花八门。既有一字形的、曲尺形的，也有三合式的，甚至有日字形的。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基本结构却仍然是一堂二内。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富人之宅，以一大丈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另外，普通人家的住宅还往往与猪圈与厕所相联。洛阳金谷园出土的明器，也是歇山式屋顶，中间以矮墙分为二间，西半为厕所，东半为猪圈。《洛阳金谷园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4期。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亦发现猪圈与厕所相联。《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秦汉民居在建筑上除少数采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采用木构架结构。墙壁用夯土筑造，屋顶多系悬山式顶或囤顶。每个房间都有窗，并设窗棂以防盗。一字形、曲尺形和三合式民居都以墙垣构成院落。而日字型住宅则有前后两个院落，中间一排房屋较高大，正中有耸起的楼屋，前后是较低的配房。（见图）而院落的个数，则视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
4.茅茨竹庐的贫民居室
一堂二室乃都市、城镇居民所居，而广大乡村之贫民多以茅屋避风雨，《盐铁论·散不足》曰：“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复穴，足御寒暑，蔽风雨而已。及其后世，采椽不斫，茅茨不剪，无斫削之事，磨砻之功。庶人斧成木构而已。”可叹的是，秦汉贫民的居室与先秦下民的住房并无二致。
《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黄河中下游流域普遍的住房是茅庐。《东观汉记》曰：“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又曰：“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茅屋与草庐相类，亦称白屋。《汉书·吾丘寿王传》曰：“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师古注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在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用竹作屋十分普遍。《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东观记》曰：“意在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为政爱利。初到县，市无屋。意出俸钱，帅人作屋。人齐茅竹，或持林木，争起趋作，浃日而成。”
贫民住处最简陋的当推瓜牛庐。《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故谓之蜗牛庐。”案：杨沛事又可见《三国志·贾逵传》注。这种庐舍本以居牛，后守瓜者亦居之，故谓之瓜牛庐。不管怎样，瓜牛庐是草庐中最为矮小而卑陋的住处。
汉代山区居民仍有穴居者。《后汉书·逸民传》曰：“台修隐于武安山（在今河南武安县），凿穴为居。”又曰：“矫慎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亦曰，管宁汉末避乱至辽宁，“因山为庐，凿坏为室。”坏，《尔雅》曰：“山再成曰坏”。看来也是以石穴为居室。
5.居室重绿化
秦汉都城附近，建有大规模的皇家园林。长安附近的上林苑和甘泉苑，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上林苑和甘泉苑均始建于秦代，汉代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上林苑据《汉书》《三辅黄图》等记载，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扬、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数百里。内有离宫别馆七十所，水池十，其中最大的昆明池周四十里。苑里养育大量禽兽，种植名花异果；池中繁殖鱼虾，可在苑内渔猎。甘泉苑也是武帝在秦代旧苑基础上开辟的。地在长安的北山山谷，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里，西入扶风，周五百四十里，范围胜过上林苑。《三辅黄图》说苑中有宫殿、台、阁一百多所，其中用来祭祀“太乙”或“会神仙”的通天台，比建章宫的高台还高一倍。
东汉时，见之于史籍的皇家园林，除上林苑、甘泉苑外，还有洛阳城内外的西苑、显阳苑、平乐苑、芳林园、南园、濯龙园等。《东汉会要》卷三八。苑内已少见有离宫别馆的记载，但有堂阁等建筑，主要是利用自然山水，培植花木，饲养禽兽，“以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诏”班固：《东都赋》，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以野趣取胜。旧制园囿为王家所独有，但从西汉起，一些显贵富豪也暗自效仿。《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西汉后期，私家园林兴起，如西汉茂陵富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其中“奇兽怪禽委积”，“奇树异草靡不具植”《西京杂记》卷三。两汉之交，融住宅、园林、田地于一炉的庄园兴起。南阳樊重有田三百倾，经过精心规划和营造，庄园内有“重堂高阁”，林木花卉，并有“陂池灌注”。东汉后期，王公贵族和官僚豪富建园风行，如东汉梁冀“广开园囿”、“多拓林苑”、“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周回数十里《后汉书·梁冀传》。城内府舍中，往往也建有较小规模的园林。
秦汉时期园林仅被极少数人所有，广大平民百姓无权从中享受到美的情趣。皇家的苑囿一般都筑有墙垣或以其它方式加以圈围，“禁百姓不得刍牧采樵”《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官僚贵族的私家园林，管制亦颇为严格。例如曾有西域胡贾因“不知禁忌”，误杀了梁冀兔苑中的一只兔子，结果“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后汉书·梁冀传》。
秦汉时期，对广大平民来说，重视宅旁、道旁、田旁和墓旁等居处环境的植树绿化，则是较普遍的风俗。宅旁多植树木，《汉书·朱博传》载：“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内，“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官舍区内，“植列槐树数百行”《太平御览》卷九五四，引《三辅黄图》；城市中，“松柏茂盛”，城门之下，“周以林木”《三辅黄图》卷一。；王莽时甚至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贡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汉书·食货志》。，要求城内民宅旁必须植树，否则将受到惩罚。道旁路侧，多栽植行道树。例如《汉书·贾山传》说，秦代“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代亦有“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田间地头亦多植树。贵州省曾出土一件汉代陶水塘稻田模型，周壁刻划有大致等距的树木九株《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此即反映出当时农田四周植树的情形。根据其它文献中的零星记载，秦汉时期的陵墓旁也有林木栽植。例如陵园墓地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盐铁论·散不足篇》。，“造起大冢，广种松柏”《潜夫论·浮侈篇》。，等等。
6.住宅多禁忌
秦汉时期住宅讲究风水禁忌，并有卜宅、相宅等风俗。如忌住宅与姓氏不符。《论衡·诘术篇》载曰：“《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病症死亡，犯罪遇祸。’”即住宅的方位要与主人姓氏所属的五音相宜，适之则可富贵昌盛，违之则要遭祸患。又宅不西益，即忌宅地往西扩伸。《风俗通义》曰：“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又起宅时忌冲犯太岁之俗。《论衡·难岁篇》载曰：“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同书《讠间时篇》亦载曰：“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西，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西、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
汉时住宅禁忌颇多，人们防不胜防，于是又有了相应的禳解之法。《论衡·解除篇》载曰：“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世闻善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华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怏意善，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汉代的禳解方法颇多，几乎每一住宅禁忌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厌胜禳解之法。
四、器用风俗
1.家具沿旧制
秦汉之世，上身帝王，下及平民，皆席地而坐。席是主要的坐具。
席，一般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长短大小不一，长的可坐五六人，短的仅坐一二人。方的称为“独坐”，多为长者或尊者而设。四川成都东汉墓出土的宴饮画像砖，上刻二人或三人同坐一席，席前摆设食案，这是当时人们生活情景的真实描绘。后来人们把招待客人饮食称为设筵，把酒肴称为筵席，起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