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般居民用席多以蒲草、竹或蔺草编制；贵族用席，多加饰边缘，比较华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册”中记有“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出土实物4件，完好者二件，皆以黄绢包边。《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也出土竹席，灰色，席改作人字形。《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8期。居延汉简中也有“三尺五寸蒲复席，青皮缘，直三百”《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记载。汉代，贵者冬季还要于席上加铺毡罽，故有“毡席”之称。后宫用席更为讲究，据《西京杂记》记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一尺余，眠而拥毛自弊，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为了避免卧席卷起，又有“镇”。镇多为扁圆或半球状，以免牵羁衣物。河南陕县和山西浑源曾出土过嵌具的龟镇，满城汉墓出土过错金豹镇。《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6期。镇在西汉时广为使用，东汉渐少。
普通人家均有床榻。汉代刘熙的《释名·床篇》云：“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又说：“所坐卧四床”。早期的床，比较大，也比较矮，既是卧具，又是坐具。汉代，“床”这个名称使用范围广泛。不仅卧具，坐具称床，其他用具也多有称床的，如梳洗床、火炉床、居床、欹床、册床等。还有人把自己所骑的马也称为床，名曰：“肉胡床”。
秦汉床皆木制。《后汉书》曰：“羊藏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太平御览》卷七○六，引谢承《后汉书》。因秦汉时床上一般施以席，故有时常用所铺竹席的名称来代指床。扬雄《方言》曰：“床，齐、鲁谓之箦，陈、楚之间谓之第。”而贫者和清贫之吏不施席，而坐光板床。如《后汉书》曰：“薛淳为汉中太守，夏但坐板床，不设席。”《太平御览》卷七○六，引谢承《后汉书》。
西汉后期，富贵之家为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往往不坐席，而坐榻。《释名》曰：“长狭而卑者曰榻”；“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通俗文》曰：“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榻是床的一种，除了比一般的卧具床矮小外，别无大的差别，所以人们习惯上总是床榻并称。讲究的榻有一面或三面屏风。河北望都汉墓壁画《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版。、辽宁辽阳棒台子汉墓《辽阳市棒台子二台壁画墓》，《考古》1960年1期。、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汉代画像全集》（二编），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北京，1950年。、陕西绥德汉墓石刻《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甘肃嘉峪关东汉画像砖墓《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12期。中，皆有坐榻的图像。
案几也是秦汉时期普通人家的必备家具。案有食案、书案、奏案等。史书中关于秦汉食案的描述很多。《史记》曰：“汉七年，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甚恭。高祖箕踞骂之”；《楚汉春秋》曰：“项王使武涉说准阴侯，信曰，臣事项王，位不过中郎，官不过执戟，乃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剑。臣背叛之，内愧于心”；《列士传》曰：“魏公子方食，有鸠飞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来归无忌耶。使人于殿下试之，左右顾望，一鹞在屋上而飞”；《东观汉纪》曰：“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艺文类聚》卷六九，引《史记》、《楚汉春秋》、《列士传》、《东观汉纪》。明代谢在杭《五杂俎》曰：“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从所列各例可见，秦汉时期的食案应见轻巧灵便之特点，否则就无法“举案齐眉”，大约类似现今的托盘。但食案有别于盘，《急就篇》颜师古注道：“无足曰盘，有足曰案。”
官吏、儒生之室置有书案，以承文书和书卷。这种案不但案面平整，且案足宽大，并做成弧形。书案较食案要高，以及读书和写字，但有时也当作食案使用。《东观汉纪》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艺文类聚》卷六九，引《东观汉纪》。
奏案较书案还要大些。这类较大的案，是专供帝王和各级官吏升堂处理政务或接受奏章所用的。如《江表传》：“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吴，张昭等皆劝迎曹公，唯周瑜、鲁肃谏拒之，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复有言迎北军者，与此案同’。”
几可分为“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即五几。秦汉时几的使用有很严的礼制规定。《西京杂记》载：“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绵。”有的几只是一件摆设，成为汉代赋家诗人的吟咏之物。史载梁孝王曾召集诸文士游曜华宫，韩安国作《几赋》，未成，由邹阳代写。邹阳《几赋》曰：“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蔂，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当时的几，盘曲多姿，有“孤鹄蟠膝，曲木抱腰”之说，可见当时贵族用的几是相当考究的。
2.铁炊具流行
秦汉人的炊具，主要是灶和釜、甑。
灶的形状一般为立体长方形，前有灶门，后有烟囱，灶面设大小灶眼。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出土的灶，有三个灶眼，前面有两个，孔较小，后一个较大，各置有一个釜；有三盆二釜叠放于灶上。洛阳烧沟西十四号汉墓出土的陶灶，前有一大灶眼，上放釜甑，后有一小灶眼，上仅放釜，最后为小圆孔，上置下圆上方烟囱。其灶面各削去四角，边缘外伸，前部还划有菱形方格网饰《洛阳烧沟西十四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4期。
釜多陶制，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火眼上。釜有大小之分，小釜与大釜形制相同。另有罐形小釜，应是温水器。甑亦多陶制，放在釜上，敞口，外折平口沿，器底有小孔，用于透漏蒸汽，或无底而另置箅，需蒸的食物即放在甑中。釜、甑也有铜制或铁制的，其中铁制的釜，在汉代使用也较广泛。河南南阳瓦房庄发现的一件大铁釜，直径达2米左右，可能是煮盐用的。南方的铁釜一般敛口，圆腹，圜底。南方汉墓出土有三足铁架，架上可放置铁釜，或铜釜、陶釜，可能起灶的作用，用以煮熬食物。此外，秦汉时期的炊具还有登毛、鍪、鐎斗等，其中有的系继承先秦的形制而略有改变，有的系秦汉时新创。
秦汉时的食具主要有碗、盘、耳杯和箸等。盛食物的器皿是碗、盘、耳杯等，一般为陶器，富有之家则用漆器，宫廷及贵族又在漆器上加镶嵌金银楪。杯多呈椭圆形，两侧用月牙形把手，故称耳杯，用以盛酒或羹。吃饭时用箸，即筷子，或用竹或用木制成，并施以漆《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
用于存放食物的有庋。袁宏《后汉纪》曰：“茅容明旦杀鸡作食，（郭）泰谓之为己也。容分半食母，余半庋置，自与泰素餐。”胡三省注引毛晃语曰：“板为阁以藏物曰庋。”《后汉纪》卷二三，胡三省注引毛晃语。可能是一种壁橱。盛放熟食的器物有寒具，古称竹簋。其形或圆或方，漆以黑色漆。郑玄注《周礼·笾人》曰：“谓清朝未食，先进寒具。”盛放酒醪则有尊，尊下有承槃，系用木制，先秦称之为舟。宴饮时置尊于席间，中放一长把大漆勺以舀酒。
3.梳妆器具多样化
秦汉时期的梳妆器具种类繁多，其中主要有铜镜、梳篦、奁和盒等。
铜镜是照面饰容，修正衣冠的主要用具。东汉李尤《镜铭》曰：“铸铜为鑑，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可见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甚为密切。
秦汉时期铜镜的作用十分广泛，中国古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当时的铜镜一般呈圆形，镜背中央有用以穿绦带的纽，镜面光亮，宜于映照容。但也有方形的，《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有方镜，广四尺九寸，表里有明……”。
秦代铜镜背面有优美的花纹图案，常见的纹式有分离式三螭三禽纹、缠绕式三禽三螭纹、细地四兽纹、螭凤纹、飞仙飞龙纹、缠绕式四螭纹、方胜相连纹等。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的武士斗豹纹铜镜，其背面图案细线勾连雷纹地，有两个武士举盾挥剑，与虎搏斗，人兽形象皆栩栩如生，有极高的工艺价值。汉代铜镜背面出现了铭文，长短不一。短的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系四字句；如“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等。从王莽的新朝开始，有的铜镜铭文中有了纪年。到东汉时，有纪年铭的铜镜逐渐增多。东汉中期以后，铜镜图案流行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世界题材和车马、歌舞等现实生活内容，反映出当时社会既企慕神仙世界，又追求现世享乐的欲念。
梳篦，《释名》曰：“梳，言其齿疏也；篦，言其细相比也。”是整理头发和胡子的用具。秦的梳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发现。凤凰山53号墓出土木梳、木篦各一件，大小相同，均长7.4厘米，宽5.9厘米，厚1厘米，保存比较完整。梳、篦的柄部均呈圆拱形，正反面都有黑漆勾勒的彩绘人物画像，分别为贵族进食、舞蹈献酒和角觝场面。汉代梳篦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出土。其中梳子为木制，呈半椭圆形，弧背。
奁、盒为放置梳妆用品的器具。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有双耳漆长盒、椭圆形，由器身与盖扣合而成；盖顶与器底均有弧形假足，器身两头有双耳作把；器表黑漆作底，并以红褐漆描出乌云、鸟头等花纹，造型生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有圆奁盒两件，均内漆朱地、外漆黑地，器表绘有红彩或金银色花纹；其中一件为双层奁盒。广州东郊沙河则出土有汉代铜奁。
4.文房四宝初现
秦汉时期官吏、儒生的住宅都设有书案，以便承文书或书卷，也可展阅书卷或据案书写。昆外有笔、墨、砚、纸等文具。
毛笔，滥觞于商。甲骨文上的文字即先用笔写，后用刀刻成的。战国早期的毛笔，笔毫用绳捆缚在笔杆上；战国后期的毛笔，笔毫已被夹在剖开并用细线扎紧的笔杆中。而到秦汉时，毛笔的制法又有所发展。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三支毛笔，笔毫已被插于镂空的笔杆的毛腔中，其制法已与现代毛笔制法基本相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初期墓内出土的一支毛笔，1973年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西汉中期毛笔，其制法与秦笔一致。说明我国此时毛笔已基本定型。东汉时，蔡邕《笔赋》曰：“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冬季之狡兔。性情亟以摽捍，体遄迅以聘步。创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可见此时的毛笔笔毫以兔毛为主，而笔管多以竹制作。
墨，早在商代已开始使用。1976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墨，圆径2.1、残高1.2厘米。同时出土的有砚和研墨石，砚面和研墨石面均有使用痕迹。显然，早期的墨是在磨石上研磨使用的。到汉代时已有成锭、成丸的松烟墨。《汉官仪》云：“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右扶风的渝糜（今陕西千阳附近）墨，以终南山松树为原料制成，系当时墨中之精品，因此为尚书省所专用。此外还有石墨。《大戴礼》。曰：“石墨相着而黑”。
砚，《释名》曰：“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后汉书》曰：“王充于室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著《论衡》八十五篇。”《初学记》卷二三引。
秦汉时期的砚大多为石砚。秦时流行以鹅卵石作石砚。1973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砚，即用不规则的鹅卵石制成，并有砚盘和研石之分。
及至汉代，砚使用逐渐普遍，砚的制作逐渐精细，其形状则多为圆形和椭圆形。1979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石砚和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石砚，均使用天然的扁圆形鹅卵石制成。而河南南乐县出土的厂砚和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出土的石砚皆作圆形。河南南乐县出土的石砚砚盖上浮雕九条龙，砚下有三兽形足，设计甚为精巧。1976年，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一件漆盒石砚，包括砚石、研石和砚盒三部分，盒中还存留有若干芝麻粒大小的墨丸。除石砚外，还有陶砚和夹沙砚流行。夹沙砚在安徽寿县马家古堆东汉墓有出土。至于当时皇帝所用的砚，则是玉砚或铁砚。
纸，《释名》曰：“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名曰幡纸，……至后汉和帝之兴中，常侍蔡伦，剉故布擣抄作纸。”《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帋，所谓蔡侯纸是也。”皆云东汉蔡伦作纸。但据考古材料，则西汉时已有纸出现。如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中期古纸，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的纸。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有汉代麻纸，质地粗厚，仍不易书写。只是到东汉时期，造纸术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用麻类韧皮纤维制造的麻纸，它表面比较光滑，便于书写。汉代虽有纸的发明，但是使用很少。竹木简牍和帛仍是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后汉书·吴祐传》载，东汉中叶，吴恢任南海太守时，写经书仍欲杀青，即是例证。至于汉代帛书的实例，则有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敦煌所藏东汉初年缣帛书信等。
5.灯具日渐丰富
秦朝的灯具，文献有所记载。《西京杂记》曰：“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从口衔镫，镫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说明秦代有多枝灯。1966年在咸阳塔儿坡出土的秦代雁足灯，形制为一大雁之腿，股部托着一环形灯盘，上有三个灯柱，可同时点燃三支蜡烛，雁足踏在桃形灯座上。1974年甘肃平凉庙庄7号秦墓出土的铜鼎形灯，由身、盖键、耳几部分组成，制作敦厚规整，造型独特。
两汉时期，在秦代座灯之外，新出现了吊灯。就制作材料而言，除了陶灯、青铜灯以外，新出现了铁灯、玉灯和石灯等；就灯具造型而言，有宫女灯、当垆灯、羽人灯、男奴灯、牛形灯、羊尊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鹤龟灯、麒麟灯、鱼灯、龟灯、蟾蜍灯、豆形灯、盒形灯、卮灯、耳杯形灯、辘轳灯、三足炉灯、刨灯等；此外，还有多枝灯、行灯等。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形为宫女跽坐持灯，通体鎏金。全器通高48厘米，由灯盖、烟道、炉具、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盘供点燃灯火，灯罩因用可移动的弧形屏板构成，既能挡风，又能调节灯光照度和照射方向。烟道供点燃之后的烟通入炉具溶于水中沉淀，避免污染，保持室内清洁。此外，灯的各个部分均可拆卸，有利于清除烟垢。技艺非常高超。另外，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十二枝灯，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铁十二枝灯，洛阳涧西出土的陶十三枝灯等，均由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盏等几部分组成，各部分间以榫卯套扣，可以置上卸下。据《西京杂记》载，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灯匠，如“长安巧工丁谖，作恒满灯。九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初学记》卷二五引。
6.洁具种种
香炉也是秦汉家庭中常见之物，用于清新空气，熏蒸衣服等，有陶制和铜制之分。《汉官典职》曰：“尚书郎给女吏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薰，从入宫中，给使护衣服。”据《西京杂记》载，有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所以也被称作被中香炉。又有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多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样式（图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