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家祥（1906～1998年）经济学家、古文字学家。浙江温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编有《金文大字典》。
早年，戴家祥和挚友方介堪在浙江温州老家，边拥炉温酒，边咏诗修篆，治印百余方，这些印谱后均收入《白鹃楼印谱》。其中一方，上刻有戴家祥的自咏诗：“半是经生半画师”。戴家祥一生虽与“画师”没有多少缘，但却是一位终生与经书为伴的“经生”。
作为“经生”的戴家祥，在读书和治学上自有一套独特的见解。
背诵是积累和储存知识
由于戴家祥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因此对私塾教育的读书方法，尤其是“死记硬背”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回忆那时的老师要他背四书五经的情景，如背《孟子》，今天背第一节，第二天背第二节，要连第一节一起背，第三天背第三节，又要从头连着背。就这样天天背书背得滚瓜烂熟，从七岁背到九岁，二年内背诵了“四书”、《孝经》、《诗经》、《左传》等大量古代文献。
这种背诵的读书法，使得戴家祥的记忆力得到锻炼。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期间，同学周传儒曾说他是神行太保戴宗的嫡系。戴家祥立即伸出小指头回敬他，说“你是这个！”小手指在五指中列第五位，而在中国朝代中，唐虞夏商周，梁唐晋汉周，《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周”也都排行第五。这件趣事说明戴家祥连开玩笑都在训练记忆力。至于对历史事件的细节，人物的名号，他更是熟得能脱口而出。文革时他关押在“牛棚”里背《毛主席语录》，能倒背如流，在众“老牛”中名列前茅。到了晚年，其记忆力仍旧强旺不衰。背诵成为他读书的一大法宝。
戴家祥一生颇得益于这种背诵的读书法，也习惯于这种“死记硬背”的读书法，对此，他持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背诵是积累、储存知识的一种方法，好比财政学上的收入。收入越多，支付能力越强。”
读书最重要的是“手到”
戴家祥谈到读书时又说：“读书要四到：眼到，心到，口到，手到。四到最重要的是手到。”
他说的“手到”就是看书过程中要随时作札记，做卡片。有几万、几十万张卡片，分类存放好，做文章就方便。
50年代后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戴家祥被发落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他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寻章摘句，制做一张又一张颇有价值的卡片，做好后统一保存在资料室，供教师和学生使用。他认为读书做卡片是读书人最要紧的大事。但有的人往往自夸书读得快，一目十行，这很可能是一句也没有读懂。说到“手到”的重要，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据他儿子回忆，其智力极差，读书非二、三百遍不熟，但他不失为一名真学者，编就一部优秀的史学论著《文史通义》。历史上不少大学者，往往一辈子都在抄书，而且抄出大部头名著。如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收集材料达四十九个房间，而且全部用正楷抄写，朱熹抄出一部《资治通鉴纲目》，为后人读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的学生黄震（东发）编的《东发日抄》也是抄的；另一学生王应麟也用抄的方法编一部《玉海》。南宋袁枢，抄出一部《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归纳为一百三十个题目，把《史记》以人为本和以事为本，归结在一起，把事件的开头、经过、结尾抄在一起，在体例上有很大发明。清代赵翼读二十二史时，把相关内容抄在一起，作《廿二史札记》，经过归纳之后很能说明问题，譬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公侯将相原先出身都很穷，刘邦手下的功臣樊哙是杀狗的，娄敬是拉车的，周勃是卖布的，有时当吹鼓手，都做到卿相。而世袭的旧贵族一般都腐败无能，没有成就。这些就是古人读书善于收集材料，作到“手到”的缘故。
读书绝对不能望文生义
戴家祥读书，还讲究咬文嚼字。他说：“读书还是咬文嚼字，如不咬文嚼字就会闹许多笑话。”曾经有个学生正儿八经地问戴家祥：“牛耳怎样拿，直吹还是横吹？”使人莫名其妙。一看原文，原来是“直吹牛耳”一句文言文，意思是简直吹牛皮而已，但这个学生理解为吹牛角了。又有人读左思《蜀都赋》，其中有“蹲鸱，芋也”的注释。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提到四川临邛产蹲鸱，也注为“芋”也。但他把“芋”字错看成“羊”字。恰碰上一位朋友送他羊肉，他就故作风雅，答书云：“捐惠蹲鸱”，朋友接信读后，茫然不如所云。
所以戴家祥教导学生读书绝对不能望文生义。望文生义最易犯常识性错误。他举了清代沈起凤笔记《谐铎》一篇讽刺故事。讲的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天天写诗，自以为了不起。一次外出，见一庙，名为“杜十姨庙”，塑了十尊女菩萨，年轻人见了便胡思乱想。接着梦见十个女菩萨来了，个个都会写诗。突然进来一个白肤儿郎，大喊一声说：“我杜拾遗是也。世人不知错作杜十姨”。这年轻人事后问人家“这杜拾遗是谁”。显然，他不知道杜拾遗即唐代大诗人杜甫，“拾遗”是官职名，所以犯了常识性错误。
范文澜《中国通史》，引《尚书·盘庚篇》中“作我畜民”，解释“畜”为畜力、牲畜。全句指奴隶主把奴隶看作牲畜一样。后稍有改动，但也还是这个意思。戴家祥当时就提出疑问。《孟子·梁惠王下》“畜君者”，难道能解释为君王像牲畜一样？其实，“畜君者”，好君也。“作我畜民”，应释为“作我好民”。
以考古资料纠正经典讹舛
戴家祥还提倡读书时要运用考古实物资料，用出土文物上的铭文纠正古代经籍的讹舛。他在《金文大字典》序言中指出：“西汉中叶，能读通李斯《仓颉篇》的已寥寥无几。”“刘向父子和五经博士校定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均按照习俗所成，很少纠正，因而辩词巧说，往往以讹传讹”。而出土文物上的记录却可以将这种错误纠正过来。
序言举的例证有：古字“文”、“宁”形近而讹。《尚书·大诰》将“文王”错写成“宁王”的有六次：
“宁王遗我大宝龟”；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尔知宁王若勤哉”；
“予不敢不服卒宁王图事”；
“肆予曷敢不越印数宁王大命”。
《大诰》有“以于敉宁武图功”，“宁武”即“文武”之误。其意与毛公鼎“亡不捍于文武耿光”、墙盘“文武长烈”同。《大诰》“乃宁考图功”，“宁考”即“文考”之误。“文考”作为金文习语，彝器中数不胜数。“伪孔传”则释为“宁祖圣考文武所谋之功”，变得面目全非。
又如，古文“君”、“居”形近而易讹。史颂德苏鼎有“里君百姓”，周公彝有“里君”、“百工”。但《酒诰》之“越百姓里居，罔于酒”，《逸周书》“昔及百官里居”、“里居”显然是“里君”，是周代最底层行政机构“里”的长官。
这些例证充分告诫我们：读古书还要注意辨伪，不能一味地迷信书本。
尊敬师长又不抬轿子
戴家祥读书与之家学渊源和经名师传授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年他在浙江瑞安县中读书时，曾寄宿他姨公孙诒让后裔孙次家中。在虞池的孙家，他沉浸在玉海楼丰富的藏书中，且有机会翻阅孙诒让及其先人孙琴西的遗著。孙诒让的治学方法是“以专带博”，反过来又以渊博知识为深邃的专业服务，作为一代宗师的孙诒让，嗜书成癖，即使到晚年，每天读书以一支蜡烛为度，烛泪未干，手不释卷。这种好学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青年戴家祥的脑海里。
中学时代的戴家祥已读了王国维的《齐鲁封泥集存》和《观堂集林》，他对王国维学问的深厚博大深感钦仰，因而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考取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王门最年轻的弟子。在清华院他受业于四位导师。此中有王国维主讲的《仪礼》和《说文举例》；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陈寅恪的《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课余，戴家祥还经常到这些导师家中求教。四位导师各有所长，王国维很少说话，主要听学生讲，也很少表态。如讲得好，他就说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讲得有问题，他就摇头，或者添上一句“怕不可靠”。而到陈寅恪家中，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到梁启超家中，只听到梁任公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声音。
戴家祥多次提倡读书要虚心，尤其要尊敬师长，虚心求教，但也不要抬轿子。他举柳宗元《复杜温夫书》中的一个例子。其中说到柳宗元的一个学生称他为周孔，到柳州来，见一名刺史也称他周孔，后去拜会韩愈，又得一周孔，到京师去，有名的人多得很，又会有千百个周孔。戴家祥说：“抬轿子不好，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灵魂肮脏。”他还很形象地描绘抬轿子的情形：抬轿子的四个人神态各具。头一个“装腔作势”，吆喝着开路；第二个正在老爷前面，叫“不敢放屁”；第三个被轿檐挡住眼，叫“昏天黑地”；最后一个叫“推来夺去”。形象相当丑恶，但抬的人都往往得意忘形，吹捧人家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
王文耀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