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1966年）译作家。上海南汇人。留法，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有《傅雷译文集》（十五卷）。
傅雷，文学艺术翻译家，美术评论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担任过教员、编辑。30年代初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著甚丰，主要是把法国的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巴尔扎克的小说十四部，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关于米开朗琪罗、贝多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梅里美的《嘉尔曼》，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共三十余部，并著有《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傅雷家书》等。
傅雷的一生与书为伴，以书为业。读书对于青年人成长的重要和对于人一生的益处，傅雷是深得其中况味的。
在航程中了解各处风情
1912年，傅雷四岁时，父亲就死了，从那时起，青灯一盏在前，寡母督学在侧，不论酷暑，不论严寒，傅雷书声琅琅，孜孜不倦。一年到头，唯有春节三天稍息。几年苦读，傅雷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小小年纪已时有文章发表，显示了良好的文学功底。1926年春，十八岁的傅雷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被迫辍学；当年秋，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入学后决定出国留学。母亲虽不识字却目光远大，竟变卖资产，支持儿子出洋。翌年年底，傅雷乘坐的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由浦江起航，出吴淞口，目的地是法国巴黎。
从乡间的小书房到市区学校课堂，傅雷读的是有形有字的书，而去巴黎的一路上他读的是一本无形无字的书，在一个多月的航程中，他及时记录下了旅程的体会和收获。轮船每到一个港口码头，傅雷都要登陆游览，了解各处风情，欣赏异国风光，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观察和思考。回船后即伏案疾书，写成游记，在轮船下一次停靠港口时，找上邮局，把它寄往上海。这批游记体文稿共计十五篇，即以《法行通信》为总题，陆续发表于1928年出版的《贡献》第一卷第四期至第六卷第一期，它忠实地记录了一代译界巨匠早年漂洋过海的心路历程。那时，傅雷还仅仅是一个欲往法国西部补习法语、准备入考巴黎大学文科、不足二十岁的青年。文中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一个青年追求真理和热爱祖国的激情，也充分显示了他初出茅庐的文学才华。
巴黎四年，傅雷结识了刘海粟、刘抗、张弦等艺术家，结伴流连于各种艺术之间。那时候他除了在巴黎大学读书外，还在卢佛尔美术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并阅读了大量美学、美术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著作。他从观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中，萌发了自己独特的感受与见解，并立刻记录下来，成了日后写《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评论的雏稿。为了系统研究印象派的发展过程，傅雷在卢佛尔博物馆，集中观赏了这一画派代表性作家的作品：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奥林匹亚》、《左拉的肖像》，修拉的《模特儿的侧身像》，莫奈的《维特伊尔风景》、《伦敦》、《国会大厦》、《阿尔让得伊大桥》，西斯莱的《马尔港的洪水》，德加的《盆浴》、《贝列里一家》、《在赛马场上》，雷诺阿的《阳光下的浴女》、《青蛙塘》，以及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厨桌：坛子、罐子、篮子和水果》等等。通过观赏，他认为塞尚的作品和创作精神尤其值得重视，于是，将这一读画心得写成平生第一篇美术批评文章《塞尚》，发表于1930年10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勤读勤写，对艺术的鉴赏能力亦日益见长，为日后美术批评和文学艺术的翻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青少年时代养成的勤读勤写的习惯对傅雷的一生是重要的。他读书本、读社会、读艺术，终于成了一位出色的翻译家。
根据书上描写样子画下来
傅雷毕生的劳绩，就是致力于翻译事业，他一共翻译了三十三部外国文艺名著，共约五百多万字，把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傅雷的译文力图通过领会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崇高信念，来鼓舞和唤醒抗争中的民族和全体大众，这是傅雷选择闭门译述的指导思想，也是他选择译作的宗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寓居上海租界，闭门不出，行走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完成了多部著作。
他的思维常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中驰骋，他说：“要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既要忠实，又要生动。为了忠实，就得彻底认识原作者的精神，掌握他的风格，熟悉他的口吻、辞藻和他的习惯用语。为了生动，就得讲究表达的方式、技巧与效果。而最要紧的是真实、真诚、自然，不能有半点勉强或是做作。”所以他什么书都读，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美术，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不懂的地方，就托人在国外买书或找专家请教。外国的东西，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所以必须事事搞懂，件件弄清。比如，翻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作品中主角的房子、室内设备、器具，根据书的描写一一绘成平面示意图，再根据它的方位来理解书中的情节，这样才不致于犯常识性的误译。巴尔扎克的思想极为复杂，而又富于形象思维，如不作一番先行的资料工夫根本无从下手翻译。西方研究巴尔扎克的文献四十年来共达二千余种，傅雷都要一一读过并仔细分析参考。读书万千，为得是读出书中的真味，也只有反复认真地读书才能理解书中真味。
熟读老舍小说，还未解决翻译问题
傅雷的译作传神达意，在翻译界独树一帜，卓然成家，不仅译作丰富，更以译文传神取胜。他常说：“以效果而言，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就是以自己的翻译工作来实践的。
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门门皆佳，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然而他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译著，常常推倒重来。他早年翻译的几十万字的《高老头》，编辑部门拟收进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傅雷得知后，马上把书找出来重新再次审读，读毕仍觉有修改的必要，“当即重改一遍”。这部书先后改过八遍，可傅雷仍叹道：“原著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曾经化了三年心血翻译的百万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又重新推倒重来。当时他肺病发作，每天都要以顽强的精神支撑着一丝不苟地翻译，可傅雷仍然不无感慨地说：“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著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傅雷在动笔翻译之前，总是要把原著看上三、四遍，精读之后才开始，而且开始还要试笔，甚至试笔了上万字，认为妥当才正式开始翻译。此举一例：巴尔扎克的名著《贝姨》里有一段话，傅雷译：“这门亲事，对年轻的乡下姑娘简直是白日飞升。美丽的阿特丽纳，从本村的泥淖中，平步青云，一脚踏进了帝室宫廷的天堂。”一位翻译工作者曾作过研究，傅雷把这段话中“Assomption，boues，sanstransition，Lacourimperiale分别译为“白日飞升”、“泥淖”、“平步青云”、“帝室宫廷”，意义准确，音调铿锵，文学韵味十足。如译为“圣母升天”、“烂泥”、“没有过度”、“皇帝的宫廷”就大为逊色了。
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谈到：“傅雷译书的惯例，首先是再四精读原著，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开始落笔。”“《幻灭》是傅雷最后一部译品，他着手翻译之前，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旧上海小报界的行话与口语，读了《幻灭》，才清楚了解他当时的意图，因为《幻灭》中的部分情节，就是19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这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
傅雷常说：“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见不妥”。他从不自满，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高超的翻译水平。他有时曾自苦译笔呆滞，还请教钱钟书怎样才能使译文生动活泼，并告知他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解决问题。钱告诉他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手不释卷，可还是叹没有时间读书。
朱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