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于贵生
从长远看人类拥有的财富将是无限量的。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为人类带来新的财富。而且宇宙是无限广阔的，只要人类的科学能进步，人类就肯定能从宇宙中获取资源。目前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占自然界总量的比例微乎其微。自然界对人类的馈赠是无比充裕的，资源怎么会不够我们使用呢？但是从短期来看，人类拥有的财富是有限的，科学的水平也有限。所以我们要有节约意识，量入为出，行稳致远，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无限的财富，永不匮乏。
【经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译文】人民的饥饿，是因为执政者收取的税收太重了，所以人民才会陷入饥饿的惨境。人民难以治理，是因为执政者对于人民的干涉和压迫太多了。人民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执政者穷奢极欲，追求一己之安乐残，酷压迫人民。执政者只有停止恣意妄为，给民生以安定，还人民以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
税收问题
和司法制度一样，税收制度也是维持国家存在的基础性架构。所以老子在此专章论述税收问题。老子的税收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实行轻税制。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税制之轻重是天下治乱兴衰的晴雨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拆毁了关隘，连通了道路，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这些本来于发展经济十分有利，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由于秦始皇好大喜功，贪图享受，不断地加大人民的负担，结果使得形势急转直下，以至不可收拾。汉朝在建立之初，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经济异常凋敝，据说刘邦当年连六匹纯色的马都找不到。但是由于刘邦实行十五税一，相当于6%的税率，汉文帝还实行过三十税一，相当于3%的税率，轻税制让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生产逐渐恢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汉朝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
《宋史·食货志》说：“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可见在宋代初期，由于税制较轻，因而生产发展、民生安定、国防巩固。但是宋代到中后期税制以种种名义加重，国势也就倾于颓废了。至于王安石的改革，或言其有积极意义，但其实质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以至于民不堪命，故以失败告终。
《元史·食货志》说：“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元朝建立之初，税制亦轻，故天下安稳，但是到了后期税制日益沉重，因而也就灭亡了。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历史。17世纪英国发生了革命。经过反复斗争和博弈，689年，英国国王威廉接受了国会权力至高无上的法案。这一法案规定：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确定税率，掌管军队，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变更法律，提高税收，保留军队。为什么英国会发生革命，其中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国王要求不断地增加税收，这样人民很不满。而革命的成果就是解决了税收的问题，由国会确立税率，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较低水平的税率，从而实现英国的长治久安。
至于法国革命也是以税收为核心问题展开的。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达40亿里费尔，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由于法国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是免税的。所以法国全部的财政负担就落在了农民、城市商人和工匠的身上。沉重的税收激起了人民反抗。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类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所以说，老子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的这番话非常简短，但是道出了各国治乱兴衰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