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袁进第一次听时不太在意，但在随后的日子里，陈教授的话一次又一次得到印证，他才体会到导师的用意。陈教授在入门第一课讲授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而是蕴涵了人学、哲学和社会学的道理。
陈教授每周出三次门诊，每次半天。由于许多本地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都要挂他的号，每次教授门诊按规定挂的20个号，就成了“非常紧俏品”。病人早早赶来却被告知号已挂完，请下回再来，心中不免沮丧。特别是外地来的病人，人生地不熟，口袋里钱也不多，都恨不得赶紧看好病打道回府，可跟挂号的工作人员磨嘴皮，往往白费力，人家的职权范围不允许，除非专家本人同意加号。
于是病人都往陈教授那儿跑，要求加号的理由很充足，有的人说着说着就掉泪。陈教授一一给开了加号条，病人们一再道着谢挂号去了，袁进粗略一算加号都已经超过了20个。他小声提醒老师：您又得看到很晚了，还是要限号。
陈家祺照例说：这些病人大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早点诊断、治疗，就多一分治愈的希望。我们宁可辛苦一些，也得把这些病人看完。
挂号人数多出了一倍以上，陈家祺却不急不燥，他一个个病人仔细看，耐心答，半天不挪窝，水都不喝一口。等看完所有的病人，下班时间早已过了一个多两个小时。头晕脑涨也就罢了，肚子里面“闹革命”，实在有点儿不好受。
时间长了，袁进有了经验：只要跟陈教授门诊，准得推迟下班。为了不让肚子太受委屈，他和师兄弟们相互提醒：出门诊之前那顿饭，加大分量，吃饱一点。
只是他有点儿不明白，陈教授怎么从来不说饿，精神总那么饱满呢？
跟陈教授上手术台，那就更得打醒十二分精神了。因为来找陈教授的病人，往往是在外地治了一圈不见效的，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广州，钱花得差不多了，眼疾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手术风险大不说，做起来还特别麻烦，单是时间就大多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到三倍。但陈教授就像绣花似的细心，在显微镜下他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是那样准确、轻巧、无懈可击，以至于他的学生最初都有一种被震住了的感觉。袁进跟了陈教授三年多，至今仍然觉得，看陈教授做手术简直是一种享受：享受精益求精的完美，享受留住光明的过程。
学生们都知道，陈教授有个习惯，角膜材料什么时候送到，手术就什么时候安排。因为角膜存放时间越短，手术成功率就越高。2002年国庆节前夕，眼库连续三天晚上都送来了角膜材料，陈家祺就一连三天每晚做几台角膜移植手术，总要忙到半夜两三点才能回家休息。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又准时回病区查房，准时出门诊。几个跟着他工作的学生都有些顶不住了，陈教授却还是那样精神饱满。
有人向陈教授建议，角膜材料晚上送到后，先存放好，等白天再做手术，这样既没有超过存放期限，又不会太辛苦。
陈教授对这样的意见不予采纳。他说：“接受手术的都是些病情较重的病人，用最新鲜的角膜来移植，才能争取尽可能好的预后。如果等到白天再做，角膜供体的活性会明显下降，影响移植效果。我们怎么能等呢！”
2005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陈家祺一连做了三台角膜移植手术，因为都是情况复杂、严重的眼疾，花费的时间很长。当他缝完最后一针，挪开显微镜直起腰来时，已经是清晨五点了。
按照惯例，两个小时后，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七点十五分，汽车将在眼科中心的门口，接陈家祺去东莞光明眼科医院出一天门诊。
跟着老师工作了一个通宵，袁进知道这有多累，老师已经年近古稀，再好的身体也不能这样折腾啊！明知老师的脾气，他还是忍不住说：您今天别出门诊了，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吧。我给东莞那边去个电话，取消今天的门诊。
“不用了。”陈家祺很坚决地摆了摆手：“东莞的门诊我一个星期才去一次，好多病人都等着我去复查，不去看我不放心。等会我在车上睡一下就行了。你赶快回去睡觉，下午再回来查房。”
袁进想说我们年轻人不要紧，您一定得多保重。但话没出口，鼻子一酸，喉咙也有些发紧，只好使劲点了点头。
那天早上，陈家祺照常坐上了去东莞的车。
有幸成为陈教授的学生，几年过去收获是多方面的：良师的指点，慈父的关爱，益友的帮助。
陈家祺教学生，从来没有保留。他总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怎么也没法满足病人的需要。我国还有很多眼疾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及时和更好的治疗，以至于有些可以挽救的眼睛最终失去了光明。这是一个眼科医生最痛心的事情。所以，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包括从各地医院来短期学习、进修的学生，都能尽快地挑起大梁，让更多的病人受益。
有位东北来的进修医生到角膜病区跟着陈家祺学习了三个月，临走时提了个要求，希望陈教授送给她一个临时人工角膜。当时国内的厂家都不生产这种产品，而临时人工角膜对于某些角膜手术又非常重要。陈家祺自己改良和设计制作了一款PMMA人工角膜，但由于手术损耗只剩下一个了。旁边的同事了解陈教授的性格，担心他把这唯一的一个送了人，今后要用的时候不方便，当着那位医生的面又不好说，于是直跟陈教授使眼色。陈家祺看见了，也明白同事的好意，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满足了那位东北医生的要求，把使用步骤和技巧也全部告诉了她。
不管是门诊，还是手术，或者是查房，陈家祺总会根据每一个病人的实际情况，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诊断和应该采取的治疗措施告诉学生；在科研中，在写论文的时候，陈家祺总是思维敏锐、见解独到，起了一种当之无愧的引领作用，但署名时，他要学生署在前面：你们年轻，这样对你们的发展有好处。
陈家祺的学生来自各地，家大多不在广州，开始生活总有些不习惯，陈家祺非常关心他们，细微之处都不会疏忽。有位学生因为个人的一些事心情很不好，饭也吃一顿没一顿。陈家祺那么忙，居然多次抽时间和他聊天，还买些可口的食物送到他手里。今天，那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想当年，依然很感谢导师带他走出了迷茫。
刘祖国是陈教授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一直在陈教授身边工作，近20年了，师恩重如山。他说有一件小事至今萦绕于心：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刚到中山医科大学读书不久，一个闷热难当的夏夜，10点多了，他正在9楼的宿舍看书，陈教授一手打着手电，一手提着一袋荔枝找来了。老师顾不得一脸汗，笑着说：你是湖南人，家乡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荔枝，快尝尝吧！
吃着岭南佳果，刘祖国嘴里甜心里更甜，老师挥汗送荔枝的那一幕，从此定格在他心底，时间愈久愈清晰。这一类的例子，每一位弟子的心里都有珍藏。
博士生孙明霞和其他一些弟子经常在周六跟陈教授去东莞出门诊，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专业知识，有临床经验，也有做人的道理。他们说，跟陈教授一天门诊，比上一个正常班辛苦多了，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总在围着病人转，但他们心甘情愿。有一次小孙累了一天，回广州的路上面包车里挤满了同事，空气比较差，疲劳加晕车，小孙感到很难受，脸色也青了。陈教授很着急，车到广州后他看着小孙吃了药，又嘱咐司机把她送回家，让她好好休息。
到家后躺在床上，小孙觉得舒服多了。没多久，有人敲门，打开一看，竟是陈教授！原来小孙走了之后，陈家祺想想不放心：小孙家在外地，大老远地来广州求学，周六不休息去出门诊，肯定是累坏了。他不顾自己的辛劳，决定马上去小孙家看望。提着水果和营养品，导师足足找了半小时。这件事着实让小孙和家人难以忘怀。无以回报，弟子们唯有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来表达对导师的感激之情。
其他的学生，也都得到过导师那种慈父般的关爱。一位叫徐军的学生不会照顾自己，陈教授多次帮他定饭，给他送汤。临走前，他看着亲爱的导师，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我要毕业了，以后就没有人给我买饭了。”话刚出口，喉咙就硬了。
难怪有人说：陈教授带着这些学生，就像是慈祥的爷爷呵护着自己的孙子。
说来也怪，谁做了陈家祺的学生，都会受到感染；时间越长，受影响越大。眼科中心的医生、护士们说：怎么搞的，陈教授的学生身上，都有陈教授的影子！这是一种真诚的感叹，也是由衷的赞赏。
当官只为民
当官是一种职业，当医生也是一种职业。社会需要的职业成百上千，它们之间没有贵贱高低之分，谁愿意干什么，又能够干好，就是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工作。
陈家祺没想过要做官，当医生当教授当得好好的，他连一点儿当官的愿望都没有。他的脑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眼科医学，他的科研，他的学生，他的临床实践，以及他众多的病人。但没想过的事还是来了——
1987年上半年，组织上派人找陈家祺谈话，说准备往他身上压担子，让他担任眼科医院副院长。
陈家祺本能地表示推辞：“最好能不让我做。我的管理经验不多，再说很多人比我合适。”
他心里更想说的一句话是：我还是喜欢当医生给人看病，当老师教我的学生。
组织是了解他的，但这是工作需要。来人开始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医院也要有新的姿态新的发展，把像你这样思想好、懂业务的同志放到领导岗位上，是党的信任，也是非常必要的。
工作了20多年，陈家祺从来听组织的话不打折扣，何况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回也如此，他最终接受组织上的安排，走马上任当了官。
这一当就是12年，前九年当副职，后三年是一把手。
既然当了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陈院长就有这么一股劲，全院几百号员工，共同面对的更是数以千万计的病人，他要对得起他们，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
有人说陈家祺不像官，他从来不摆架子，也不会摆。他还是整天笑模笑样，还是那样轻声细语，还是坚持看门诊、下病区、做手术。全院员工他一视同仁，哪怕是清洁工找他，说有个亲戚眼睛有毛病，想请他瞧瞧，他也一准是满口答应。上班没时间看，就嘱咐道：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
病人也不把他当官看，依旧从早到晚找他，堵在电梯口、守在病区里、拦在走廊上，请他看病请他做手术。这些病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远方，医院的保安人员都知道，找陈院长的，多是“大小麻袋肩上扛，脚穿破旧解放鞋”的农民兄弟，多是四处辗转求医、患疑难眼疾的普通市民。
有一天中午12点多，陈院长在下班的路上遇见了一位问路的女孩。她从其他医院转诊来找眼科医院。
这下可问对人了。
陈院长不会一指了事，他询问了女孩的病史，得知是戴隐形眼镜后不慎感染上了绿脓杆菌，他又看了看她的病眼，立即意识到如果不争分夺秒用药，那只年轻的眼睛就要永远失去光明。
他怕吓着这个一脸焦急的中学生，说：“别着急，小姑娘，你跟我来。我就是眼科医生。”
门诊下班了，陈院长直接把女孩带到病区，仔细地为女孩做了检查，又为她开药，进行结膜下注射，直忙到快两点才结束。他嘱咐女孩休息一会儿，下午就帮她做手术。
女孩的一颗心放下了，她想这个医生爷爷真好。
陈院长回家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又准时出现在手术室。
女孩的眼睛保住了，她高兴得拉住医生爷爷的手连声道谢。护士告诉她，这位医生爷爷是我们的副院长。
女孩一下子愣住了：副院长是好大的官吧？他怎么一点儿不像官呢！
更多的人说真正的共产党的官就应该像陈院长这样！
陈院长内行。他长期在临床和教学第一线，还是技术权威，说话在理，领导有方。当了头儿，他也从没离开过业务工作。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院长要当好，医术不能丢。再忙再累，疑难手术他仍然亲自做；由于他总是亲自动手，也就成了自然，没有人强调“这个手术由陈院长亲自操刀”。不像当下一些官员，做一点儿分内的事，也弄得阵势很大，说起来前面必定冠以“亲自”二字。
正因为陈院长当领导、当医生、当教授三不误，才有了他退下领导岗位后如鱼得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院长大气。他在眼科中心任正职期间抓大事，与眼科中心的其他领导一起，研究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把中山眼科中心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眼科中心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以医疗为基础，以科研为先导，医、教、研、防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直到今天，这些规划还在实施、完善和实现之中。
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声名远播，是公认的国内复杂疑难眼病的会诊和治疗中心，这和陈院长把抓好医疗质量作为他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分不开的。他说，眼科医院就是要保证医疗质量好、服务水平高，为眼疾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光明。这是最大也最重要的社会效益；有了这一条，病人自然愿意来就医，经济效益也就有了。就在陈院长当中心主要负责人期间，1996年，眼科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三级甲等眼科专科医院。
当领导那些年里，陈院长致力于人才和管理两件大事。他深知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特别重才。他总是鼓励去国外留学的人员回来工作，并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生活条件，他分别从美国、德国引进曾骏文、顾欣祖、唐仕波等海归派人员，又从北京引进了易长贤等有专长的医生，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眼科中心内部培养使用和送到国外进修的一批人才，也很快成长和成熟起来，其中葛坚教授担任了中华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眼科中心主任，陈院长的学生刘祖国已经是眼科中心副主任、独当一面的专家。现在的眼科中心行政领导班子，是全国眼科界学历最高、整体素质最高的班子，其五位成员都获得了眼科博士学位，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提起老院长陈家祺，他们满怀敬重和感激——
中心主任葛坚说：陈院长胸怀宽广，提携后辈；看似随和，很有谋略。他把我们扶上马，还送一程。眼科中心有今天，陈院长付出了大量心血；
中心党委书记詹瑛说：早在20多年前我读中山医学院时，陈教授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楷模；
中心副主任刘奕志说：我们的老院长太好了，他甘为人梯，忘我无私，勇推新人，给他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中心副主任刘祖国说：陈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知识的传播者，人格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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