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喜的是：陈家祺早已知道他们的困境，送了几千元的抗排斥滴眼液给兴凤，还免费为她做了血染色体检测。考虑到他们远在漠河，到广州复诊不方便，陈家祺特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叮嘱王兴凤如果眼睛有不适症状，就电话咨询。
王兴凤和父亲是含着泪离开的，擦干泪水，年轻的兴凤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陈家祺医术高超，名闻遐迩，却从来低调行事，谦虚为人。许多病人初次来找他，都心中忐忑，怕“大腕”级专家架子大。待到见了面，才发现陈家祺那么平易近人，可敬可亲。他不仅诊断认真、仔细，还常在开处方时询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力求做到既保证治疗效果，又尽量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名气这么大的眼科教授，会这样于细微处替病人着想，为病人分忧。
在门诊室，人们常常可以听到陈家祺问明了病人的职业后，和病人之间这样的对话：
“经济上有困难吗？好一些的眼药水你能承受吗？”
“可以。上一次您说尽量不开贵的药，我以为不需要。”
“这种药效果好一些，但我担心你经济上承受不了。你们打工不容易。”
“谢谢您。”……
也有许多时候病人会告诉陈家祺经济确实有困难，于是他就多开那些价格最低的药，嘱咐病人按时用药，坚持用药。对家境特别穷的病人，他还发动周围的医护人员捐款相助，他自己更是多次掏腰包资助病人。
家住外地的患者出院后，大多需要留在广州一段时间进行复查，他们不熟悉情况，找便宜、方便的住处成了最大的难题。陈教授把这事记在心里，抽空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了区庄旅舍和铁路技校招待所，离眼科中心近，走路10来分钟就可以到，价格也比较低。他把这两个地方告诉病人，怕他们难找，就画好路线图，再详细地交代回来复查的日子。
前不久，一个双眼被铝水烧伤的病人从西安赶来，经过急性期的角膜移植手术挽救了眼球，因很快要做二期眼睑植皮，出院后须在广州住下等待，可病人在广州举目无亲，钱也所剩无几，幸亏陈家祺指点，她和丈夫按图索骥，找到了便宜住处安身，后来二期手术做得很成功。回西安前，夫妻俩的心愿就是：“衷心希望陈教授身体健康，这样更多的不幸患者可以幸运地得到救治”。
按照医院的规定，像陈家祺这样的教授除了出普通专家门诊，还可以出特种门诊。特种门诊的诊室环境比较好，给专家的报酬也高一些。但陈家祺却一直在普通专家门诊，问他为什么不去特种门诊，他说：“特诊号要预收100元，而这里只要预收20元。我看的角膜病人大多是工人和农民，收入都不高，如果我出特种门诊，许多病人要挂号就更困难，而且病人术后长期复查会增加经济负担。现在我出普通专家门诊可以多看一些病人，还可以帮他们节省一点费用”。话说得实实在在，却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一天晚上，陈家祺准备给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做急诊手术，正想让老人家坐电梯上楼，电梯出了故障。老人家腿脚不利索，走路很艰难，陈家祺看见了，二话不说把她背在背上就走。此时的陈家祺已经年过花甲，背着人登上四楼手术室真有些气喘吁吁。他轻轻地放下老太太，老人家感动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陈家祺却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当年巡回医疗时经常这样做，不值一提。
那时陈家祺还很年轻，一次随医疗队到中山市坦洲，他连续做了几台手术，已经很累了，可还是坚持为下一个患儿做手术，没想到手术中那孩子突然出现窒息，陈家祺立刻俯下身子进行对口呼吸，孩子抢救过来了，可他自己却因急性支气管炎发起了高烧……
为了病人，陈家祺什么事都愿意去做。有很长一段日子，只要接到哪间医院有角膜材料的消息，他和其他同事就会立即骑着单车去取。很多次他甚至是直接去到医院的太平间，怀着对逝者的尊重和敬意，小心翼翼地把角膜材料取出来，然后装在特制的小盒子里，骑着单车满头大汗赶回手术室，尽可能快地进行角膜移植。
李舟雷一提起陈教授就赞不绝口，这个一表人才的小伙子是浙江舟山岛的工人，2003年6月，他在工作中因化学爆炸双眼重度受伤。当时，热恋中的他正在憧憬婚后的日子，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推上了艰难的求医之路。
未婚妻带着他首先到附近大城市有名的眼科医院治疗，半年时间里耗去20万元，眼睛视力却越来越差。终日生活在近乎黑暗中的李舟雷又着急又烦躁，他和医生吵，和家人吵，未婚妻更是常常被他骂得眼泪直流，可哭完仍然照顾他。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4年2月，一个好心的医生对李舟雷说：广州中山眼科中心有位陈家祺教授，只有他能够救你的眼睛。
李舟雷就这样来到了广州。站在陈教授面前，他什么也看不见，但陈教授的话语使他感到受伤后从未有过的安定。陈教授说：你两只眼睛眼压都高，右眼已经没有光感，左眼光定位不准。现在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先把眼压稳定下来。从目前的情况看，你的眼睛很难医治，但我会尽力。你还那么年轻，要好好配合医生。
就是这次住院，陈教授给李舟雷做了双眼睫状光凝术，稳定了眼压，又根据他的病情制定方案，分期治疗。
也就是这次住院，李舟雷说“我出了个洋相”。他想当然地以为凡是动手术就得给医生送红包，这里也不会例外，何况是陈家祺这样的大教授。
那天他叫未婚妻悄悄地封了个红包，两人趁陈教授旁边没人的时候把红包递了过去。
陈教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原封不动又把红包塞回他手里。
再递上，又退回。李舟雷紧张起来，是太少？还是我的眼睛医不好了？
陈教授微微笑了，说你留着治病，已经花那么多钱了，以后要把钱用在该花的地方。我不收红包，但我会尽量帮你治，争取最好的结果。
李舟雷一时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陈教授走了他还站着发呆。未婚妻牵着他的手，两人心里都在说：我们碰到大好人了。
陈教授不要红包，李舟雷过意不去，又给别的医护人员送红包，仍然遭到婉拒。他这才彻底信服了：世界上还是好医生多。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多次住院，每回都住在三病区，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有时还会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怎么这里的人和陈教授有些像，都对病人这么好呢！他经历了大大小小20来次手术，一直是陈教授主刀，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看不见陈教授是什么样子，但他相信有一天他能看见。
有了希望，有了盼头，李舟雷的情绪好了许多。他不再随便发脾气，成了一个听话的好病人。有时还会向新来的病人介绍情况，交流治疗心得，护士们都开玩笑地叫他“三区区长”。
2005年10月13日，这一天李舟雷记得特别清楚，他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陈教授为他的左眼施行了角膜移植术。当那片来自异体的薄薄的角膜覆盖在他的左眼球上时，他脱口而出：陈教授，我明天一定能看得见！
第二天，他果然如愿了。当他重新见到光明时，他的心情无法形容。他一眼就认出了陈教授——和他想象的一样：善良、慈祥、可亲。
未婚妻喜极而泣，但不几天就有“意见”了，她向护士长“投诉”道：“他看不见的时候没法管我用钱，现在倒好，看见我拿钱就说，节约一点，别乱花！好厉害呀”。边说边笑，边笑边红了眼圈。
李舟雷又出院了，这一回，他铁定要当新郎了。他说一定要带喜糖给陈教授，给三病区所有的医护人员。
三病区的病人在一起聊天，都说陈教授是我们的光明使者；三病区的病人意见本上，近二分之一的内容是感谢陈教授的留言，字字句句，发自肺腑：
“陈教授，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衷心感谢陈教授这样的好医生”
“祝愿陈教授身体健康”
“陈教授您太累了，一定要好好休息”……
一位化学烧伤双眼几乎失明的病人，经陈教授精心治疗后恢复了部分视力，出院时他对着陈教授“扑通”一声跪下了，陈教授连忙把他扶起来：“不要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样的医德，这样的人品，又怎能不让人敬重、仰望！
大医者必有大德。大医大德相连，二者不可分割。
何为大德？一位伟人说得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即为大德。陈家祺做到了，他是在行大医，积大德。
成功秘诀：学习和创新
在眼科学界，没有人会否认陈家祺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他获得国家级成果6项，部委级成果14项，省级奖励9项，专利4项。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的荣誉更是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百名优秀医生、广东省劳动模范、南粤杰出教师等十几项，有人笑说他是“获奖专业户”，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淡泊名利，志在高远，从来没有为自己争过荣誉。
陈家祺说：“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了一个不断学习的职业”。他的行医生涯，是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度过的，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度过的。
作为一名医生，陈家祺认定了一条，那就是不仅要有服务病人的仁心，还要有救死扶伤的医术。早在行医初期，陈家祺就十分重视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
下乡巡回医疗、外地出差开会、回乡省亲探友……走到哪里，陈家祺就把书带到哪里。茅草屋，油灯下，车船飞机闹市区，他不受外界干扰，都能静下心来学习、思考。有时开会住在宾馆，同行串门侃大山，他打过招呼后没时间奉陪，甚至躲进洗手间看书或审阅急需用的文字材料。
陈家祺爱看书是出了名的，他把看书视为充电，在看书中学习，也在看书中思考。而且他的学习又和科研创新连在一起，有的放矢。
1978年，年届不惑的陈家祺和同事一起，开始研究治疗性角膜移植，这个问题在角膜移植中是最为复杂的，国内外均无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借鉴。他认真比较不同手术治疗不同疾病的效果，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修正，提出新的治疗方案。其中单是对蚕蚀性角膜溃疡的治疗，就通过多达500病例的研究，确立了卓有成效的首选方案，在药物预防复发和手术治疗方案方面提出了带有突破性的见解，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相关论文，陈家祺的研究成果被接纳，他还应邀在第四届世界角膜病会议上作了学术报告。
20多年过去了，陈家祺和他领导的团队在我国感染性角膜病施行角膜移植治疗中的手术时机、原则和技术，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处理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原则和相关技术，并被我国各级医院广泛采用，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1985年，陈家祺开始研究眼球前段重建术。他长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常常以敏锐的目光找出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眼球前段重建术的改良，使术后继发性青光眼发生率明显降低，移植片排斥反应和新生血管化的发生明显推迟和减轻。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作为第一完成人，陈家祺的学术论文应邀由他的学生在意大利第25届国际眼科会议上作了大会报告。
1992年，陈家祺在他的老师杜念祖教授指导下，于国内率先开展了表面角膜镜片术的系列研究，其成果获得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5年初，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手术引入中国，在其安全性和疗效评价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陈家祺带领学生在国内最早开始研究角膜屈光性手术，修正并建立了适合国人的手术参数，保证了这一手术矫正屈光效果的准确性。
陈家祺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临床实际出发，从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研究一个课题，解决一串问题。他在临床中发现，全角膜移植术后一年后，几乎无一例外会产生排斥，极容易导致手术最终失败。他反复研究，研制出FK—506滴眼液，临床应用证实它使全角膜植片维持透明的时间明显延长，并可以有效地控制恶性蚕蚀性角膜溃疡的反复发作，对重度干眼和春季结膜炎也有突出的治疗效果。这种药已分别获得中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更重要的是它在临床使用中疗效好，很受患者们的欢迎。
学习和创新都是无止境的，陈家祺是名副其实的活到老，学到老，创新到老。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他以相当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科研，目前，他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985二期研究等一系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一心希望在未来的十来年内，尽可能多地攻克一些临床难题，为更多的病人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学习和创新给了陈家祺无限的活力，他看上去总是那么神采奕奕，总是那么乐观向上。
在中山眼科中心，在角膜移植领域，在中国学术界，陈家祺造诣之高，著述之丰，成果之多，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已经是独此一人了。但在他自己看来，不过如此，天下学问如烟海，一个人穷尽精力，所学也只是沧海一粟。有了这样的情怀，他怎么能不谦虚，又怎么会没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竞技状态呢！
为师也为父
在眼科界，陈家祺教授大名鼎鼎，很多学生都希望能成为他的研究生。但只有当这一愿望成为现实，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会从心底里体验到这真的是一种幸运——
陈教授不仅毫无保留地向弟子们传授眼科医学知识、临床实践经验，还以慈父般的情怀关心和爱护每一位学生，他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奉献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感染他们，使他们都以自己是陈家祺的弟子而自豪，也因此不敢懈怠，生怕玷污了导师的名声。
博士研究生袁进记得很清楚，每逢有新的弟子上门，陈教授讲的第一堂课，不是高深的眼科角膜病研究理论，而是语重心长的这么一番话：“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共同进行角膜病的研究。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临床后，能进一步提高疗效，让更多的患者与光明同在。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来找我们看病的角膜病人几乎都是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繁重的工作、复杂的环境，使他们的眼睛比较容易受到损伤。而他们又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负担很重。一旦眼睛失明，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无边的黑暗，更是经济的崩溃，甚至是家庭的解体。作为社会底层的人员，他们的经济能力很有限，许多人是带着全家的积蓄来求医的。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医术，大家要认真、细心、耐心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尽最大可能治愈他们，帮助他们恢复视力。另外，角膜病科室病人特别多，手术量大，经常要加班，你们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平时注意加强锻炼，保证营养，有扎实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