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院长实在。他做事情从实际出发，出以公心，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当时医院的公务用车只有一辆桑塔纳2000小车和一辆面包车，按条件再多买一两部完全没问题，而且那么大一个摊子，事情杂而多，车也用得上。但他认为医院的钱是全体员工的，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车够用就行，不必再买。那些年，医院的经济效益提高了，职工的收入增加了，车却还是那两部车。
陈院长的办公室非常朴素，办公用品也很简单。每天他都要抽不少时间处理文件和各部门上报的问题，还要参加行政管理、业务研讨等各种会议和一些必须的社会活动，没有特殊原因他不请假，很多时候他得发言，但他不说空洞无物的话。每每开完会他又往病房跑，手术室的护士个个都多次和他一起加班到深夜。
大德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长年的工作中受到感染，也能急病人所急，为病人着想。不分白天黑夜、周末假日，只要需要，加班加点也没意见。何况陈院长来做手术，一可以向他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书本上没有的宝贵经验之谈，二还方便向领导吐露心声，反映问题。相比那点儿劳累和疲乏，可谓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医疗收费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也是病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陈院长要求医院的职能部门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物价局制定的标准收费，不一定要做的检查就不做，不是必需的药物就不用。他自己更是多年来保持一个习惯：病要尽量治好，钱要尽量用少。他向来不接受单位和患者赠送的礼品，如果因公务而收到礼品他转身就主动上交给了医院办公室。
办了实事，还要说实话。眼科医院多次获得“广东省文明单位”（1995年）、“广东省百家文明医院”（1998年）等荣誉称号，名声远了，成绩大了，常常要写总结，写报告，不管谁写的，只要有水分，送到陈院长手里，肯定要经过“缩水”后才放行。陈院长说：做了什么说什么，一点都不能夸大。事情说明白了就好，要那么些多余的词干什么。假如文字中涉及到对他本人的肯定和评价，他就更是严格把关，对副词、形容词一律删除。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陈院长的求实作风，报告中的水分自然而然大大减少了。
陈院长的一身正气和廉洁奉公更是有口皆碑。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凡是私事，决不沾公家的便宜。这是形象问题，是原则：“全院的人都看着呢，我要给大家做出个样子来”。
别说特殊化，陈家祺连有些应该享受的待遇也不要。比如上下班，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由公家的车接送，但他硬是不肯，他说我家近，不用坐车；他说走路还可以顺便锻炼呢，有利于身体健康。
白天公务繁忙，手术往往安排在下班之后，有时半夜三更做完手术，助手们总说叫医院的车送送您吧，太晚了！
陈家祺不让，他沿着先烈南路匆匆地走了，路灯下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常常让助手们产生这样的感觉：陈院长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和楷模，他们愿意一辈子向他学习，却又觉得他总走得那么快，让后生晚辈难以企及……
这么多年，陈院长没用公车办过私事，平时爱女出门都坐公交车，如果要赶着去哪儿，他会细细叮嘱女儿一定要坐“的士”，注意安全，但决不会叫公家的车。女儿早已习惯爸爸的做法，她不但没坐过医院的小车，连那车是什么样也不知道。
医院要分新房了，这是牵动人心的事。社会上不是有人说吗：跟“阿爷”（公家）打一辈子工，最大的收获是分一套房子。因为事关重大，每个单位分房子都颇费工夫。眼科中心也不例外。
虽说盯着房子的人很多，但如果说最好的房子分给陈院长，那谁都心服口服：论资历、论地位、论医术、论人品，就该分给他。
但陈院长自己否决了。他认为尊老敬老是传统是本分，为医院做了几十年贡献的老教授应该住最好的房。他大胆行使职权，坚持把最好的那两套房子分给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就是当官的陈家祺。既然当了官，他就得当个好官，称职的官，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官。
他做到了。眼科中心是见证，全院员工是见证，数不清的病人是见证。
如果我们共产党的官都能像陈家祺这样，那老百姓就有福了。
爱女眼中的爸爸
院长也好，教授也好，角膜病学权威也好，陈家祺在女儿面前，永远只是一个角色：父亲。一位普通的父亲，一位慈爱的父亲。
说起女儿，陈家祺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仍然把已经长大了的女儿看成是孩子，声音里满是怜爱：“她很单纯”。
女儿陈慧的确单纯。父母的照顾与呵护一直让她生活在温馨之中，她还清楚地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只要爸爸没出差，又可以按时下班，接送她的任务就由爸爸承担。爸爸总是骑着自行车，把她放在后座上，然后小心地跨上去，驶入那股见不到头尾的车流。据说当时广州的自行车早已超过100万辆，上下班高峰期间自行车流巍巍壮观，陈家祺和女儿也常常置身其中。
回家的那段路有一个大斜坡，每回骑着自行车蹬上去都很费力气。陈慧虽然小，却可以感觉到车的速度明显地慢下来。刮风下雨的时候，爸爸用雨衣把她裹得严严实实，常常是陈慧干干爽爽地进家门，爸爸的裤腿却湿了一大截。懂事后回想当时的情景，陈慧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偶尔爸爸也会带陈慧去附近的公园，跟她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次在黄花岗烈士陵园，陈慧突然发现爸爸不见了，她找来找去找不到，一着急就哭了。爸爸顾不上再和她逗乐，从一棵大松树后面冲出来，紧紧抱着她又是帮她抹眼泪，又是好言好语地哄她，直到她破涕为笑，才松了口气……
但更多的时候，陈家祺抽不出空来陪女儿。
陈慧从小就知道爸爸当医生很忙很忙，要下乡给人看病，要给很多病人做手术。晚上即使在家，爸爸也有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东西。
但陈家祺没有因此而忽视对女儿的教育和照顾，他是个非常崇尚完美的人，工作那么多，担子那么重，成就那么大，竟然还能处处呵护女儿，甚至连细节也不放过——他变着法子把每天的早餐安排好，牛奶、面包、粥粉面……轮着换，不让女儿空着肚子上学（上班），有时做好了自己却来不及吃，匆匆忙忙上班去了；夜晚看书，陈家祺会忙中偷闲瞧瞧女儿是否也在用功，要是灯光不够亮，他马上送一盏台灯过去；哪怕看见女儿在用剪刀，他也会提醒一句：小心！
陈家祺从来不跟女儿讲大道理，也不说自己的工作如何辛苦，更不会摆家长的架子动辄训人。女儿不怕他，但是服他。陈慧记得小时候经常见到爸爸拿着红本本回来，却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大了才知道那是爸爸的获奖证书。他对女儿的影响是无声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自己的生活，陈家祺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要求，他去市场采购，买的都是妻子女儿爱吃的菜；吃剩的饭菜他不让女儿碰，自己却可以把头天的饭加水煮煮又是一顿；深夜做完手术回到家，为了不吵醒睡梦中的家人，他轻手轻脚地吃一点东西，然后洗漱、睡觉，但第二天六点多他仍然起床准备早餐；他在家穿的都是一些很旧的衣服，衣角脱线了，袖口磨破了，他拿针线缝缝，继续穿。女儿见他穿针引线就要帮忙，他倒不肯：“这是手上功夫，我怎么不行？做眼科那么精细的手术都可以。”
但凡出门上班，陈家祺一定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至于是不是名牌，他不讲究。要是有什么重要会议或大的活动，他不声不响就自己动手烫衣服。但最方便的，当然是穿免烫的服装。女儿工作后给他买衣服，摸透了他的心思，知道他就是希望价格实惠、质地不皱，可以放进洗衣机里洗，晾干了还能免烫，于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看得出来，穿着女儿送的衣服，陈家祺心里的喜悦是毫不掩饰的。只是他忘不了说几句：“你工作也很辛苦，赚钱不容易，我的衣服够穿了，别为我花这么些钱。”
从内心说，陈家祺很希望女儿学医，因为他实在太喜爱医生这个职业了，同时也觉得这项工作任何时候老百姓都需要。但女儿心善、胆小，看见妈妈杀鸡都害怕，她不知道面对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时，除了同情能否像爸爸那样具有妙手回春的能力。疼爱女儿的陈家祺给了女儿充分的自主权，让女儿选择了与医学毫无关系的专业。
到了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不包分配了。陈家祺想为女儿的工作问题做点儿什么，却怎么也想不到该找谁帮忙，有一天他忙到很晚，想起这事不禁嘀咕：女儿找工作的事怎么办好呢？
护士长听了心里一颤：虽说面对的病人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这些年来陈教授也为许多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社会政要看过病啊，只要他在这方面稍微动点脑子，开口说一说，还愁没人相助吗！可陈教授就是这么个人，别人找他帮忙他从不敷衍，可要他找人帮忙就难了。他的精力都给了工作，他的心思全在病人身上，其他的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后来女儿的工作找到了，却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给了机会。多年来陈家祺助人无数，却始终学不会求人。
这两年，陈慧担心爸爸年纪大了，工作太忙影响身体，就劝他别这么辛苦，干脆退休回家享享清福。陈家祺听了不以为然：“那怎么行，闲下来像个傻子。”
他很难想象该如何对付整天得闲的日子。
从小到大，陈慧看到的都是一个乐观、开心、笑眯眯的爸爸。她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长大，到处有拼搏和竞争，到处有诱惑与陷阱，但她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每个人都要脚踏实地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而不是靠等待和索取去得到。爸爸是女儿做人行事的榜样，陈慧敬重他。
或许，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父亲给爱女的最宝贵的财富。
单纯与丰富
那是2003年早春时节一个冷风刺骨的夜晚，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南下，袭击了“非典”肆虐的广州。街上的行人、车辆都出奇地少，“不夜城”在寒冷和疾病面前显得那样疲惫和沉默。
夜色中的医院成了这个城市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虽说眼科中心没有抢救“非典”病人的任务，但眼疾患者并没有因为“非典”而明显减少。除了眼部意外受伤和眼病急诊，只要一有眼角膜材料，三病区的眼角膜移植仍然照常进行，陈家祺仍然像往常一样天天坚守在岗位上。那天晚上，他就一连做了好几个角膜移植手术。
凌晨两点多，最后一台手术顺利完成，陈教授轻轻舒了一口气，他仔细回想了一遍手术的全过程，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才脱下手术服。连续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他因为精神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觉得累，现在一放松下来，他几乎立刻感觉到了疲劳，两臂又酸又痛，腿也跟灌了铅似的添了重量。
该回家歇歇了，抓紧时间还能睡四个多钟头，明天一早要回来查房呢。
这些天满城说“非典”，全民抗“非典”，妻子和女儿为他担心，他反过来向女儿传授防“非典”知识。原先说好今天早些回去的，此刻却又是深夜了。
陈家祺刚准备走，正在同一手术室里做另一台手术的年轻医生梁凌毅叫住了他。
那天是梁医生值班，遇上一个急诊病人需要手术，梁医生立即上了手术台。这本来就是个棘手的手术，中途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情急之下他向准备回家的陈家祺求援。
按常规陈家祺可以让梁凌毅向上一级值班医生请示，或者指点一下迷津就先行离去，但他智慧的大脑从来不会来这种急转弯，他不假思索地一边听小梁的汇报，一边开始重新洗手消毒，以最快的速度再次穿上手术服，走向手术台。他熟练而又精细地继续完成手术，还把自己多年来解决同类问题的心得传授给小梁。
手术室明亮的灯光下，小梁看着陈教授麻利的动作，听着他不时道来的经验之谈，眼睛里不觉有了潮湿的感觉。他又一次感受了陈教授对病人那份不容怠慢的执著和单纯，同时也体味到了陈教授心海中知识和情感的丰富。
那个夜晚，梁凌毅暂时忘记了还在肆虐的“非典”，忘记了窗外呼啸的北风。但他从此记住了那台终于成功了的手术，也记住了一个好医生应该追求的人生境界。
那个夜晚，对陈家祺来说却很普通，他根本记不住曾经经历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救治过多少危重病人，又向多少同事伸出过援助之手。他只知道，又有一只眼睛留住了光明，又有一颗心灵得到了慰籍，又有一个家庭重新找到了欢笑……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家祺的确活得很单纯，同时也很丰富。
陈家祺的单纯是公认的，他心里只放得下工作和病人，其他什么争权夺利呀、沽名钓誉呀、张长李短呀，一概与他无缘。
他的单纯还在于他的凡事认真，不打折扣。有一年医院院庆，开联欢会，各科室、病区照例要出节目。陈家祺虽说没太多的文艺细胞，但他总觉得医院的事“匹夫有责”，每回都志在参与。那一天他担任领唱，唱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他特别喜欢，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他的眼前就浮现出童年时期家乡的那一江碧水，还有那些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他的领唱资格是自告奋勇争来的，他唱得非常投入。可突然间音响出了故障，麦克风顿时成了哑巴。
可这丝毫没有影响陈家祺的演唱热情，他没有停下来，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唱得更卖力了。
台下为他紧张着的人们都乐了，跟着掌声四起。
2006年的院庆联欢会又快到了，三病区的医护人员也在准备节目。这不，陈家祺下了班正在写歌词呢。他这辈子也算写过几首歌词，都是用熟悉的曲子来填，而且内容无一例外，都是写眼科医学的重要、眼科大夫的责任、白衣天使的奉献……看来他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写与眼科医学有关的词作者了。这回他写了两首，一首是《白衣姑娘》，一首是《我是中山眼科人》。
《白衣姑娘》有这么几句歌词：“在那宁静的夜里，护士站灯光照，年轻的白衣姑娘，夜班工作忙……美丽的白衣姑娘，永远在微笑，期待眼病的康复，奉献四方。”
许多人简直想不到，陈家祺会写出如此抒情、浪漫的歌词！这也是他独特的方式——即使是表达柔情，都离不开他的工作。
偶尔得闲的时候，陈家祺也会与同事和学生们聊聊天，他兴致挺高地说历史，说文学，比如他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大气，感情真，波澜壮阔”；喜欢中国式的歌剧，比如《洪湖赤卫队》；他还关注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甚至也参与讨论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有一次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在我国北方一个贫穷的山村里，小学校的孩子们家里大都很困难。有个小男孩母亲生病，交不上学费，他无奈之下跑到城里打工。也还是个孩子的代课老师独自去城里找她的学生……陈家祺讲得很仔细，连代课老师在电视台门口怎么遭到冷遇，又饿又困猫在门前睡着了，被人叫醒，终于见到了台长，然后怎么样峰回路转得到帮助找到学生，都一点儿没拉下。故事讲完了陈家祺百般感慨，说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是最可悲的，又说这个故事在电视上看的，很感人，什么名字却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