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2年，宋真宗第六子赵祯即皇帝位，北宋进入仁宗朝。
在仁宗朝，宋朝进入鼎盛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仁宗之治，不输大唐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有一次，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怕“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可以说，仁宗之“仁”，史所罕见！难怪仁宗驾崩后，“京师罢市巷哭，数目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
“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仁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此为大宋真风采也！
仁宗时期，人才辈出。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却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的柳永，还有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仁宗时期，宋朝科技文化也达全盛时期。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百科全书”，影响深远。
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公正公平的，它为宋朝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而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一个学子闭门不出，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窗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子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书。果然，第二年他就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范仲淹。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但他以天下为己任，数次上书朝廷，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并几度遭贬。
范仲淹在他的词中说：“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长期的贬谪生活，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范仲淹惆怅难眠，只能借酒浇愁。但历史很快就给范仲淹带来了机会。
在宋朝沉浸于国家的繁荣和表面的稳定中时，与宋朝相临的另一个民族却悄悄崛起，这就是西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征召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第二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
西夏的进攻给宋朝带来极大的惊慌，北宋长期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的政策牺牲了国防，又加上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西夏兵势如破竹，北宋危在旦夕。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心情十分沉重，提笔写下了着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虽然环境险恶，但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在范仲淹的主持之下，边防取得了暂时的稳定。但宋仁宗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军事上持进攻的态度。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轻敌贪功，结果被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军事上的失利使宋朝被迫对西夏采取守势，外患未除，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着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而且他惊喜地看到，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庆历新政的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的失败。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在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出了士大夫的堕落。而自宋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
“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后来，虽然改革要牺牲一个腐朽堕落的阶层的利益，但这个阶层却是宋朝立国的基础，形式已经逐渐明朗，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宋仁宗还是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政治上的理想，人生的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军人出身有关。宋朝对军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了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遇见困难就撒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者。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开国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干着干着便走样了。
仁宗还算是诸皇帝中比较得人心的一位，但是，也干过不少有失国体的事。庆历二年七月，富弼第二次使辽，带着国书与口传之谕前往。行至乐春（今河北献县），忽然觉得心中不踏实，对副使张茂实说：“为出使却没见到国书内容，万一与口传不一致，那此行就糟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与口授不同，立即快马返京，当庭怒奏：“政府这样做，是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误了国家大事该怎么办！”仁宗竟然装糊涂，顾不得诚信和国体，拒不承认自己下了这一诏，还把拟旨的责任推给宰相吕夷简和富弼的岳父——时任枢密使的大词人晏殊。
有这样的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内困，也是他们造成了国家军事上的弱势，同样也是他们坚决地维持着宋朝的这种状态，簇拥着宋朝走向灭亡。
李存山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一文中曾经借用南宋吕中的话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已经注定了它将在难堪中灭亡。
庆历新政的失败同时宣布了北宋“党争”的开始。景佑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以“荐引朋党”为名，将开封府知事的范仲淹贬至饶州，并牵连余靖、尹洙、欧阳修等被贬，由此掀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此即苏轼出生之年。等到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再一次以“朋党”之名而被罢参政，那年苏轼十岁，正在读《范滂传》，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政治旋涡已经从那时起，开始迅猛地旋转。
宋朝的统治者早已把这上升为理论，即“异论相搅”。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寇准任命为 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将个中奥妙说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
范仲淹贬到邓州后，他还是很乐观的，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着名的《岳阳楼记》。他在文中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闻名于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精彩阐述。从读书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人民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把获罪贬职放在眼里。他策划的庆历新政，触及北宋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在反对派抵抗下步履维艰，最后归于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成为历代改革的先锋。
范仲淹是乐观的，当时的大宋朝也是值得乐观的，但范仲淹还是过于乐观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确实为北宋忧愁了一把，但北宋已在政治上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了，宋朝的历史也再没有给范仲淹一个乐观的机会。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那么就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这也许是宋朝命中的定数吧。
“身中八箭从不畏敌”
春秋时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他的一个主要谋臣范蠡对另外一个谋臣文种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所以，他劝文种功成身退。文种舍不得到手的富贵，结果真的为勾践所杀。到了汉朝，韩信功高盖主，被杀于未央宫，临死前发出了同样的哀叹。历史上的宋朝是一个一直在外族入侵的威胁下生存的朝代，宋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鸟尽兔死的局面，而宋朝的悲剧在于鸟还未尽就先藏弓，兔还未死就先烹狗。
宋朝的政策一开始就使自己在武将的使用上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他们不得不倚重武将，但又无法打消对他们的提防。在歧视、抑制武将群体的意识作用下，长期使用文臣，甚至不懂军事的书生指挥军队。一旦有杰出的军事人才出现，便视其为心腹之患，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在宋朝成为名将，同时也意味着人生的不幸。狄青就是不幸者中的一个。
仁宗年间的一天，汴梁城里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拥上街，争睹一位传奇中的将军的尊容。这个将军就是狄青。
狄青（1008～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北宋仁宗时期着名的将领。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苦练武功，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武艺。16岁时，因为他的哥哥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开始了军旅生涯。狄青虽然出身寒门，可是 志向却不低，发誓要凭自己的才能做一名真正的大将军，为国效力。在当时一伙地位低下的士兵当中，狄青以这样的言谈举止，自然受到周围士兵们的挖苦讽刺，但是狄青不以为然。还勉励自己要多多努力，以实际行动让人信服，最终成为一名大将军。
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不久，西夏兵进攻保安。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不得已，宋廷从京师挑选兵力戍边，狄青主动请缨，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
在战争中，狄青作战勇猛，多次充当先锋。他每逢上阵，先换了一身打扮：把发髻打散，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冲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杀，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士兵们被狄青这种顽强战斗的精神所感动，而那些蛮横的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总是胆战心惊，退避几分，还没有交战就先在勇气上输了一截。由此宋军扭转了颓势。狄青因为作战勇敢，永不怯阵，所以名声大震，官职提升了四级。宋仁宗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由于西夏兵再次进犯，仁宗只好命人将狄青画像带回朝廷。
以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在边境各地进犯，宋军多次与之交战。狄青前后参加了二十五次大小战斗，受了八次箭伤，但从未打过一次败仗。
狄青的行为得到了一些将领的赏识。范仲淹就连连赞叹狄青说：“狄青真是国家的良将之材，应该受到培养和重用，使他能有一个更好的用武之地。”并专门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我希望你能成材，所以想劝你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一读。因为领兵作战，如果不懂得古今的用兵方法，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是难以担当军事重任的。”接着，他还介绍狄青读一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