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抓紧一切闲余时间来阅读兵书。由于狄青出生在贫苦农家，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读起书来十分费劲。再加上他十几岁就参军作战，东奔西跑，根本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刚开始阅读这部书，总是静不下心来。但是狄青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尽力约束自己坐下来读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狄青终于把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通读了几遍，成为一个既满腹韬略，又勇猛善战的一代名将。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公元1052年，位于宋朝西南地区的侬智高发动了叛乱，宣布脱离宋朝控制，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仁宗十分恐慌，先后派张忠、蒋偕二将前往讨伐叛军，但是由于指挥不当大败而归，损失了不少士兵。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做了不到三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毛遂自荐，恳请仁宗给自己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他甚至向皇上立下一份军令状：“狄青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我义不容辞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职责，我愿意带兵前去平定叛乱，不杀叛贼，甘愿军营受斩。”仁宗听了狄青的一番肺腑之言，十分感动，立刻命令狄青挂帅出征。
狄青果然不负仁宗所托，到阵前首先惩治了战斗不力的将领，整顿了军纪，使得宋军士气为之大振。后来又经过和侬智高叛乱军队的一番苦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失地，侬智高也被迫自杀。这次平叛战役中，狄青战功卓着，解除了仁宗的顾虑，得到了仁宗的赏识，被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朝廷中掌握军权的最高长官。
按照宋朝兵制，士卒地位十分低贱甚至连普通囚犯都不如，要像被处黥刑的罪犯一样在脸上刺字，用来防止士兵逃跑。狄青十几岁就来到军 营，脸上自然也有刺字，这说明了他的出身低贱，可就是这样一位士兵，最后却升为枢密使，的确十分不易。在狄青升为枢密使后，宋仁宗觉得将军脸上有刺字可能会被人笑话，有损于狄青的威严，所以就劝狄青用药水把脸上的刺字去掉。可是狄青执意不肯，他诚恳地对仁宗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一是为了表示陛下的英明，二是为了时刻让自己戒骄戒躁，三是为了激励后人建功立业。”仁宗听了十分高兴，就不再提让狄青除去刺字的事。直到去世时，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见。
后来，因为狄青功劳太大，遭到朝廷大臣的嫉妒。仁宗也对他存在这种猜忌，嘉佑元年（1056年）八月，仅做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到陈州为官去了。狄青到陈州之后，不到半年，发病忧郁而死，年仅49岁。在他去世后，仁宗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他发丧，赠中书令，并赐予谥号武襄。
名家回眸
史学家钱穆说，狄青是宋朝充满悲壮情怀的一个英雄，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受伤者”，他在四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每次总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身中八箭也从不畏怯。这样一位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在敌人的兵刃之中倒下，却死在猜忌、排斥的迫害中，这实在是宋朝的悲哀呀。
一张黑脸，一颗红心
宋朝有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里是人们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直到今天，有一句歌词还在传唱：“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芦洲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包拯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29岁时，考中进士甲科，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修水）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不忍远去为官，于是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因此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年），包拯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但是做得颇有政绩。当时有一位农民的牛舌被人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不要问为什么，照我的话办就能给你破案。”农民将信将疑，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这时有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包拯知道。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就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任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在任期间，包拯铁面无私，自己也两袖清风。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仁宗赏识，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他调到开封。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深得仁宗赏识。包拯在皇佑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但是知谏院同时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宋朝的政治制度，提出了革新建议。
宋仁宗想整顿开封的秩序，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往的开封知府，慑于权威，对这些人员的腐败行为敢怒不敢言。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他不怕权势，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居住，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有一年夏季，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因此，要为民造福， 疏通惠民河，只有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当时有个权贵权大位显，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检查，发现地契系权贵自己伪造。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这件事情后，一些权贵的行为有所收敛，不敢为非作歹了。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礼物给包拯，希望有所通融。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并且把包拯在广东为官的事迹相告。那位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
当时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需要先得托人写状纸，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趁机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知府后，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由此包拯赢得了开封民众的赞誉。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嘉佑六年（1061年），提升他为枢密副使。升官后，包拯依旧两袖清风，家里的生活依旧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次年五月，包拯重病病逝，朝廷赠官吏部尚书。包拯曾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包拯曾为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虽然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包拯的敬佩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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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吕本中说过：“当官之法，唯为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在这些方面，包拯都做得比较好，因此可以称之为清官的典范。
包拯的风范不仅影响到大宋一朝，历经千年，他的风范一直为后人所景仰。现在，在中国文化中，包公是社会中清正廉洁的代表。他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已经化为民族良心，时时警醒着世人。他的威严而正直的黑脸不仅仅存在于戏台上、历史中，而且已经作为正义的维护者深入人心。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要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谱写。一旦他的行为被大众歌颂，这就证明他对社会、对人民有功，那么，历史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历代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为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
“浪子不回头”，做鬼亦风流
柳永，北宋词人，风流者，无出其右。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一作乐安）人。其年龄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宋仁宗景佑年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是宋代第一个专门写词并对宋词的词体、内容、语言、风格进行了全面开拓的大词人。福建自古出才子，也许是受了武夷仙山的灵气，柳永风流倜傥、豪气冲天、年青才俊，尤其擅长作词。少年时代就被喻为“金鹅峰下一枝笔”。千古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就是出自柳永之手。
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有人说柳永对于词的贡献，正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也可以说，柳永成于斯也败于斯。他的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他落魄仕途的罪魁祸首。试看他的词作：
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此情此景，画柳烟桥边，再见柳永执三两女子之手，含情脉脉，话不尽各种依依别情。中国历史上和青楼女子最玩得来，最受她们追捧的嫖客莫过于柳永，而在所有嫖客中，能沉沦得有一番卓越成就的也就只有柳永。嫖客者，不是在温柔乡里彻底翻不了身，就是在胭脂世界里低俗一生。柳永，掉进了秦楼楚馆，却在粉腮柔唇里觅得一片创意天地，苏轼、周邦彦在这点上和柳永没得比。也难怪，他死后，京城的妓女，无论名声大小，是否接受过柳永的“临幸”，都捐款凑足柳永的安葬费。不能不说，柳永达到了做鬼也风流的境界，即使是唐伯虎也要礼让三分。这样一来，柳永当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
青楼女子为何给柳永如此高的待遇？从古到今，青楼女子和嫖客之间就是一种交易，一个出卖身体，一个拿钱来买，完事走人，偶尔也会出现些赎身买人，换来一段真情的，但如柳永一般的，实在难找到第二个。
柳永和青楼女子会有这样的结果，想来原因有二。
其一，尽管没财，但柳永有才。他一生没有什么辉煌可言，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一个不高兴，写成《鹤冲天》一首，发发牢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用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来解读自己的境遇。自己看看也就够了，偏偏让当朝皇帝宋仁宗听到了。朱批几字：“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皇帝的话就是圣旨，这道圣旨彻底断了柳永东山再起的梦，只好“奉旨填词”去了。既然求不得一生功名，又没有经商想法，一介书生能干什么呢，柳永潦倒了。说白了，他是个没钱的穷书生，青楼女子除非客流量没有保证，谁会轻易要他？
但是不如意，又需要有发泄的场所，柳永去哪里呢？幸亏他才华横溢，这就足够他吃得开了。宋代色情娱乐事业之发达，和很多朝代都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对于青楼女子来说，有才华的人可以给她们写词，做做宣传，炒作一下，提高市场关注度。当时有“评花榜”一事，也就是选哪个青楼女子在才、品、貌上最佳，选美与如今的类似。如果有才子来几首佳词，那效果就不得了了。柳永一向扎根市井，街头小巷、寻常人家无人不识柳永，其影响力是堪称巨星级别，有他的词，哪怕是一句，身价就能倍涨，以致很多人都成了他的粉丝，争相要词，故有“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之说。正如学者刘达临先生所说的：“文人们用上乘的辞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 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的确，文人们的笔调才是青楼女子最好的化妆品。柳永笔下云集了一堆青楼女子，秀香、英英、瑶卿、心娘、佳娘都得到过柳永诗词的“临幸”：“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汉语最有魅力的词汇基本都给了她们：娇态千变，万种风情；明眸闪闪，风姿绰约；香腮莹腻，体态轻盈；朱唇微启，星眼传神；笑语盈盈，倾国倾城……当时的才子不少，光顾青楼的也很多，偏偏柳永就这么受欢迎，“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成了当时青楼女子的真实呼声。这和柳永以超脱世俗的观点去看待这些沦落红尘的女子有很大关系。就凭这点，一下拉近了他和青楼女子的情感。柳永对待她们比一般人高出了一个境界。他不像达官显贵，一夜春宵后，重整衣冠，站在道德的最高处，鄙视他们曾经作践过的青楼女子，一副假道德君子的模样。刘达临先生认为柳永是以平等的、同情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女子，发现了她们灵魂中可贵的东西，用饱含怜悯的诗词抚慰她们冰冷的灵魂。青楼女子多是迫不得已而堕落，在这个职业里，她们看到了冷漠的人情和炎凉的世态。在金钱和肉体交易的背后，亲人以之为耻，路人不屑谈及，嫖客只认一时之欢，妓女相互之间还互相嫉妒诋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