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刘玄本不是雄才大略之人，进入长安以后，不图进取，并陷害绿林军将领，引起不满，被乘势攻入的赤眉军绞死。刘秀称帝以后，田邑先降，仍为上党太守，并派人降鲍永和冯衍。两人并不知刘玄已死，以为有诈，所以拒不投降。冯衍还写信谴责田邑的变节行为。后确信刘玄已死，两人才归降刘秀。刘秀怨冯衍归降太晚，仅派为曲阳令。在任上，冯衍破贼有功，生擒五千多人。但由于有人从中诋毁，结果，竟什么封赏也没得到。
建武六年（30）秋天出现日食，冯衍借机上疏畅言自己的政治主张。
刘秀深为所动，打算亲自召见。然而时任司空长史的令狐略却从中作梗。
原来，冯衍纳降前任狼调长官时，曾严惩过当地的豪强令狐略一家。此际，令狐略正好乘机挟嫌报复，便对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这次上疏求见光武帝，就是为了诽谤你们两人。”王、周两人因为害怕丢官罢职，也就不辨是非，在刘秀面前说尽冯衍的坏话，使刘秀终于未能成召。
外戚阴兴、阴就都是当时的显宦，很是看重沉抑下僚的冯衍，冯衍本人也乐得与之交往。由于这种关系，冯衍当上了司隶从事。后来，阴氏外戚因被刘秀讨厌，纷纷获罪，冯衍也受到了牵连。在勉强保住性命后，冯衍归家，整天闭门不出，不敢与亲戚朋友有任何往来，以求自保。
建武末年，冯衍再次上疏自陈，恳望刘秀能力排众人之谗，并看在冯家祖上于汉有功的分上而重新启用自己。然而刘秀还是记恨前嫌，终不肯用。接下来的明帝刘庄也认为冯衍文过其实，始终不给冯衍仕进的机会。
如此一来冯衍只能终老田园了。
冯衍的家庭婚姻生活也不如意。他的妻子任氏悍妒异常，曾两次被冯衍遣送回娘家。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遭人横加议论的。虽然内外交困，但冯衍仍砥砺志节，寄希望于自己的道德文章能够流芳后世。
据《后汉书》本传，冯衍一生着述有五十篇之多。他的赋作，唯有《显志赋》一篇及《扬节赋》残文尚存于今。
《显志赋》是冯衍晚年家居时自抒其牢落之作。该赋由三部分组成：
前段叙写其游览长安附近的所见所感；中段叙写其周览四方的所见所感，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幻想，旨在借历史陈迹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后段写家居生活和志愿。在赋中，作者追怀自己一生义守直节，仿效圣贤，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感慨道：世俗人情的险恶无常让我悲伤无奈，我 生性耿介忠直，怎么能够被世人所喜？我虽正道直行而屡遭坎坷，但扪心自问毫无愧疚，故而要守常持正，永不悔改。在游览四方名城，追怀无数古人事迹后，作者又说：三皇五帝的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帝王们好大喜功，滥施刑罚又不断发动让人讨厌的战争。更为可恨的是，那些谗佞小人全不顾仁义道德，上下捭阖，致使许多忠信之士无路可走。乱世遗贤，我还是回归家园，像知命的孔丘、贵玄的老聃那样，悟道忘名，远离烦恼吧！
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华芳晔其发越兮，时恍惚而莫贵，非惜身之坎坷兮，怜众美之憔悴……此赋多用楚辞的华词丽句，杂采儒家、道家和神仙之说，反复铺陈，曲尽作者故作超脱而实不能忘怀世务的矛盾之情，真切而苦涩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读来使人感喟不已，与一般的模仿楚辞之作不同。由此可看出，赋在冯衍手中，已成了抒情言志的工具了。班固和刘勰都认为赋是古诗之流变，从抒情言志这一点看，他们的意见还是蛮有道理的。
生于乱世，身不由己
和汉代大多数赋家一直汲汲于功名利禄不同，有一位赋家多次坚决辞谢王莽政权的官职，最后迫不得已出来做了一段时间的官，晚年临终前，竟然专门写了平生唯一的一篇赋，来伤悼和忏悔自己的这段行迹，表现出清正的操守和刚直的气节。这便是汉代赋家崔篆和他的《慰志赋》。
崔篆，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王莽当政时期，他因为精通经史而被征为郡文学。后来太保甄丰又要推举他为步兵校尉，他却坚辞不受，辞谢说：“从前鲁国的国君向柳下惠征询讨伐齐国的意见，结果柳下惠很不高兴，说：‘你怎么竟会问我这样的事呢？’也就是说，伐国之事不宜征询于仁人啊！卫灵公也曾向孔子询问有关行军布阵的事，孔子说：‘打仗行军的事，我可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也说明战争之事不能访讨于儒士啊！想我崔篆，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怎么能去当什么步兵校尉呢？”他留下一封书信，便悄悄地返回老家了。
王莽见崔篆不肯依附自己，就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是重用崔篆的哥哥，让他做大司空，显赫一时。然后又对他的母亲表示尊崇，并且给她赐号为“义成夫人”。最后，又任命崔篆为建新大尹（千乘郡太守）。崔篆看穿了王莽逼他出仕的阴谋，但又不敢违抗，只得长叹一声，说：“我一生并没有在世上升官发财的妄想。但我上有老母，下有兄弟，不能只求自 己清白而给家庭带来危害。”他被迫应召赴任，但到任之后，却仍然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一连三年都推说自己有病，未曾到所辖各县去视察工作。后来，在他的门人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勉勉强强地到各县巡察，本来是为了敷衍公事，但视察的结果却使他大吃一惊，各县的监狱里都是人满为患！他不由地流着泪叹息说：“唉！刑罚如果运用不当，遭殃的便是老百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于是他重新振作，秉公审理案件，释放了两千多名无辜的受害者。手下人却吓得叩着头劝阻他说：“您秉公审理，宽宥过失，申雪冤屈，固然是仁人君子的德行，但在众多的小人之中做君子，恐怕将来会遭报复而后悔的。”崔篆闻言仰天大笑：“如果杀了我一个，却能使两千多人获救，我也心甘情愿啊！”办完这些事后，崔篆再次推说有病，辞官返回故里。
刘秀平定王莽乱朝之后，重振汉室，急需招纳人才，很多人推荐了崔篆。但他却因为自己和同族中的一些人都曾在王莽手下做过官，感到有负于汉室，内心非常惭愧，始终没有应召。他客居于荥阳，闭门深思研究学问，潜心着述，撰成《周易林》六十四篇，据传用来占卜算卦，竟非常灵验。临终前，他写下了《慰志赋》，来叙述和伤悼自己的情操和一生的遭际。
此赋开篇先是追慕先贤，认为要保持个人操守必须遇上贤明的时代，然后涉及自身，表明自己身处乱世，虽想保持贞节和操守却不得的痛苦和悲伤：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义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 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娱存兮，亦号咷以训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
说明自己生不逢时，正赶上汉室中道衰微，整个社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连太阳也失去了光华。奸臣当道，朝纲败乱，小人和奸佞之臣肆无忌惮，专横跋扈，奢侈淫靡。世风如江河直下，所有真、善、美都被虐杀，唯有假、恶、丑大行其道。在这样的乱世中，自己明哲保身、出世而隐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每每因皇权的威仪而逼迫自己与世同流合污，混迹丑恶的仕途官场。作者矛盾尴尬的内心冲突可想而知，他视官场为痛苦的煎熬和桎梏，渴望早日逃脱樊篱和囚笼，回归自由的天地：
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危以幽处。静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
他痛恨这种如同遭受禁闭的生活，使自己不能够退隐山林，去追寻先贤者的遗踪。现在连普通的百姓都开始讥笑他这种囚笼里的生活，因此就更羡慕那自由的岁月，于是多次假托有病，准备退出恶浊的仕途，历时三年才获得批准。卸官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远方隐遁起来，托身在深山幽境里修身养德，潜心研究《六经》深奥的玄理。
当然，崔篆也绝非那种尘缘已了、六根清净的无为之士，他内心也向往着一种清明的政治，也希望在治世里做出一番事业，他的这种矛盾心理 在赋的结尾便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
运欃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耇。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他幻想着能够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匡明朝政，清除奸佞，使天地恢复清净，圣明的德行得到广泛的普及，广开门路，招贤纳士。如果这样，作者也愿意积极举贤荐能，效力国家。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盛世是不会出现了，因此只好把车子悬挂着，将马儿拴在槽头，彻底打消世俗中的进取心。而自己已到了垂暮之年，姑且优哉游哉地度过残生吧，唯有保持身体和名节才是最重要的。
崔篆的《慰志赋》，既是自己一生的写照，也是对其矛盾心情的总结。
叹屈原生不逢时，哀自己怀才不遇
西汉初期的赋中，有一种完全模拟屈原的楚辞风格、大量采用“兮”
字句的赋，后人称这类赋为拟骚赋。汉初以这种拟骚体赋而闻名的赋家，当首推庄忌。
庄忌，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市）人，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而改姓严，因此世人又尊称他为严夫子。当时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墨客，大都能吟诗作赋，只不过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庄忌在这些宫廷文人中，是比较多产的一位赋家。《汉书·艺文志》中着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可惜大多失传。唯一流传至今的，是他的拟骚赋名篇《哀时命》。庄忌的这篇赋，主要是写屈原生不逢时，因此远游以舒忧。然而远游却又无路，仍然遭受到流俗的嫉妒和排挤，难容于世，因此，希望能够退隐山野，与神仙为友，但他又流露出强烈的忧愤情绪，一方面想远遁匿迹，脱离尘世喧嚣。另一方面又担心后世之人不能体察自己的一片爱国情感，反映出报国无门的矛盾心情。篇终言：“时暖暖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愿一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愤世之感与忧生之意溢于言表。
这篇赋作，充分抒发了愤世嫉俗、孤高遗世的思想，与屈原的《离骚》、《九章》等文章的意旨相近，文体相似，大量运用“兮”字句，是典型的骚体赋。作品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忠良之士身处浊世，在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之后的抑郁苦闷、进退维谷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笔致细腻，感情深沉而真挚。这其中既源于对屈原不幸命运的深刻悲悯，又何尝不饱含了庄忌对自己悲不遇时的个人命运遭际产生的深切喟叹呢？
庄忌好辞赋，以赋着称，但当时的汉景帝却正致力于农耕与政务，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不喜好辞赋。因此，赋家在仕途上难以凭借作辞写赋的才华平步青云，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幸而诸侯国吴王刘濞其时正四方延揽各类游士，庄忌就投奔了吴王，与当时的邹阳、枚乘等赋家一道入仕交游，仍以文辩辞赋而着称。
可惜好景不长。吴王刘濞阴谋叛乱，并最终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招来杀身之祸。庄忌内心不满于叛乱，又不敢出面规劝，只好早早仓皇逃离。相传当初刘濞被封为吴王时，汉高祖召见他，曾对他说：
“我看你的面相有造反的气色。”又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说：“汉室兴盛五十年后东南方向将有大的叛乱，难道会应在你的身上吗？然而，天下同姓皆为一家人，希望你谨慎一点，不要造反。”刘濞当时大惊失色，连连发誓绝不背叛刘家王朝。然而，当他到了封地之后，却积极招募各种人才，并且私自铸钱煮盐，很快富甲一方。汉文帝的时候，刘濞的太子入朝，陪侍皇太子游玩娱乐，喝酒下棋。后来在下棋时两人发生争执，又都年轻气盛，各有依恃，彼此互不相让，以致大打出手。刘濞的太子被皇太子失手用棋盘当场砸死，不想却埋下了祸根。太子尸体运回吴国，刘濞既伤心，又生气，愤愤地说：“既然天下同为一家，在长安死，就应该埋在长安，何必要送回吴国埋葬呢？”又坚持把太子遗体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就假称有病，也不再按例入朝，暗中则加紧准备谋反叛乱。
邹阳生性慷慨，并且又有智略，当他看出刘濞的谋反企图后，就上书劝谏，反对叛乱。但刘濞此时却根本听不进任何谏诤，仍然一意孤行，筹划造反。事已至此，庄忌知道形势已如弓箭在弦，无法拨转，更难以再行规劝，但他内心又不愿追随刘濞叛乱，于是和邹阳、枚乘等及早仓皇出逃，弃吴入梁。幸得梁孝王的器重，又成为梁孝王门下有名的赋家。
然而，托荫于权贵庇护下的生活，毕竟是要以付出人格的独立为代价的，更何况由于皇族王室争权夺位斗争的惨烈，使夹杂其中的文人门客只 有诚惶诚恐的份儿，难得直抒胸襟，更谈不上施展个人才智和抱负了。庄忌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在梁孝王门下舒适安逸的日子也没有过长久。后来，梁孝王图谋立为汉嗣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就指派人暗杀了他的政敌袁盎，并且也在阴谋反叛，又一次将皇族斗争尖锐化。此时邹阳脾性不改，再次直言进谏，却被谗言中伤被诬入狱。幸运的是，邹阳在监牢里写下《狱中上梁王书》，申诉自己的冤屈，披肝沥胆，赤诚可鉴，终于感动了梁孝王，重获重用。邹阳虽然入了冤狱，却也凭一身赤诚和斐然文采而因祸得福，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成为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悲凉意味的传奇故事。
庄忌目睹邹阳的因谗入狱，自忖唯有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也不敢谏诤了。所以，尽管他贵为上客，以辞赋取悦于梁孝王，但内心的抑郁苦闷也是可想而知的。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死，梁国一分为五，庄忌等不得不又一次流散，从此销声匿迹。
庄忌的一生，始终处在皇族王室权力争斗的政治漩涡中，而他又不像邹阳那样敢于犯颜谏诤，只能委曲求全，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和志向，在仕途上更是时运不济，难以施展抱负。甚至连自己的姓，也因为避皇族的忌讳而不得不改姓严。所以，像《史记》《汉书》这些典籍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他的专门传记，就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无从记载，其行状只是散见于同时代的其他赋家传记中，如《汉书·邹阳传》中记叙了他的一点基本情况。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汉赋史上，他却因为有了唯一流传至今的短赋《哀时命》，较他同时代的宫廷文人多了一份文学贡献。
尽管对《哀时命》的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争论。但此赋基本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汉初骚赋所具备的特点：篇幅短小精悍，文字晓畅，感 情真切。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感情与对屈原的悲悯融合无间地表现出来，所以不失为一篇抒情言志的佳作。
献计不成“贵客”自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