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前161-约前89），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惠民）人。天性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因此，后世称他为“滑稽之雄”。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诏令各地推举人才。一时，成百上千的人纷纷上书自吹自擂。东方朔也不甘寂寞，上书极言自己文韬武略和道德人品俱属上上之选，“臣朔年二十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大奇，果然留他在公车署待用。等了一年，仍不得召见，他便生出一计：诡称武帝要诛绝天下侏儒。由于侏儒们拦路而哭，武帝当然要追问原因，这正中东方朔的下怀。面对武帝的责问，他回答说：“侏儒身高三尺，我是九尺，可俸禄却没有区别。侏儒吃得胀肚皮，我却饿得要死。如果我还可用，就给加些俸禄，否则，就让我回家，免得白白耗费长安的大米。”武帝听后大笑，便让他移居金马门，待遇略见好转。不久，武帝赐肉给大家，可掌管饮食的官员迟迟不来宣诏。东方朔等不及，便私自拔剑割肉而去，还大言不惭地说：“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武帝听说之后，不但未加怪罪，反倒又赐给他许多酒肉，并任他为常侍郎。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想将长安城南大片土地辟为上林苑。东方朔闻讯，急上《谏除上林苑》，大讲三不可。武帝给他赏金加官，对他的意见却充耳不闻。但数年后，在处理寡居的馆陶公主私幸董偃的问题上，武帝却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东方朔给董偃的鉴定是私侍公主、伤风败俗、蛊惑人主，这三大罪状可是非同小可。结果，董偃真的由此失宠。
因为东方朔滑稽善辩，武帝有时就故意为难他一下。大约在元狩二年（前121）左右，武帝问他：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帝王？东方朔马上回答：
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而且，您的文武大臣也都是贤能之辈。武帝笑着反问：你比起当今的公孙丞相、董仲舒等贤官硕儒又怎样呢？东方朔又一通大言不惭：“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说自己一身兼有他们数人的优点和本领。
昭平君骄横，杀人当死。因其母隆虑公主生前曾为他预赎死罪，所以武帝为此犹豫再三。后虽依法准杀昭平君，但内心哀伤不已。这时，东方朔却祝贺说：“圣王赏不避仇，诛不择亲，陛下行之。臣再拜上万岁寿。”武帝虽不快，但因东方朔捧得太高，还是将他命为中郎。此前，东方朔曾因在殿中小便被贬为庶人。
太初元年（前104），由于统治者的奢靡，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很糟，武帝就问计于东方朔：我欲教化百姓，你可有好办法？东方朔回答说：远古圣贤的节俭我说不清，但近世的孝文帝的俭朴却是人所共知的。
他虽贵为天子，却仍穿粗布衣和生皮鞋，天下自然仿效成风。可陛下日日扩建未央宫，还嫌太小，又在城外营造高大的建章宫，饰物和狗马都要用锦缎来包裹……您自己淫奢如此，要百姓不奢靡怎么做得到呢？
大约在太初（前104-前101）、天汉元年（前100）之间，东方朔又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因为“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所以“终不见用”。于是，东方朔就写下了名赋《答客难》，“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
先是“客难”东方朔：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意，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
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既是德才兼备，怎么就是不能发达呢？对这种问难。东方朔百感交集，就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
一是“时异事异”。苏秦、张仪之所以为卿为相，是因为乱世出英雄，所谓“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故说得行焉”。而我却是生于汉武盛世，所谓“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物无不得其所”。根本用不着什么人才来辅政。对于人才来讲，当今之世“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贤不肖何以异哉”？假如让苏秦和张仪生于今世。恐怕连个我这样的常侍郎也捞不到呢。
二是虽眼下不能闻达，但“苟能修身，何患不荣！”通过加强思想修养，使自己的道德臻于完善，也可名垂千古。
三是“客难”有误，在于“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像许由、接舆、范蠡、伍子胥这样的贤人“寡偶少徒”以及“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那是“与义相扶”，“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至于“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一句话，个人的穷达，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你为何偏偏怀疑我有什么缺点呢？今非昔比，我当不了大臣，这能怪我吗？
此赋表面上是东方朔解答“客”的问“难”，他引经据典，纵横古今，讲了一大堆道理，实际上却是什么道理也没讲出，因为无法讲出也不能够讲出，他只不过是委婉地出了一口怨气罢了。他的不遇和他的盛世之悲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武帝连赋家司马相如都不用，又怎么可能起用身为俳优的不祥之物东方朔呢？还是刘勰说得对：“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顿寄于情泰。”
（《文心雕龙·杂文》）此赋上承宋玉《对问》之体而又有所光大，其“设客难己”、反话正说、“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的风格特色，直接影响了后世汉赋作家杨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驷《达旨》、张衡《应间》和蔡邕《释诲》的写作，从而形成辞赋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文选》名之曰“设论”。
借鹦鹉之口，诉悲痛之情
祢衡，东汉末年名士、辞赋家。字正平，山东人。幼时聪敏好学，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情刚傲，好侮慢权贵。其代表作《鹦鹉赋》是一篇托物言志之作，是汉末小赋中的优秀之作。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纲纪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唯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黎民百姓惨遭涂炭，文学之士也屡屡失意。而作者因“气尚刚傲”，不畏强暴，故不为权势者所容。他曾辱骂曹操，曹操顾忌他是名士，不愿背上“不能容人”的恶名，于是就遣送他到荆州刘表处，借刀杀人，企图让刘表去杀他。在荆州，祢衡又与刘表不合，被刘表送到江夏黄祖处，也同样是想借刀杀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请他就鹦鹉作赋，他也就借此机会，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感慨。字面上是替鹦鹉诉衷怀，实质上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全文情调凄怆，悲凉感人。
本文是托物言志的抒情赋。全篇用拟人手法，在行文上常常是人鸟合二为一，使人难以分辨。如赋中写道！
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
前四句分明是指人事，后面又全是鸟的口吻。何焯论此说：这“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此为之慨然”。
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祢衡》，对作者祢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鹦鹉赋》是汉代咏物小赋中的优秀之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倾诉了作者个人的忧怨和悲愤，还反映了才志之士在封建乱世中屡遭迫害的现实。尽管作者在篇末表示对黄祖父子感恩戴德，自己愿尽辞效愚以委曲求全，却仍然难免被杀。这更使它长期博得后世正直之士的同情和共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萧瑟的秋，孤寂的影
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擅长辞赋。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 灵芝发秀栩，子渊摛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除了《洞萧赋》外，王褒还有许多作品，如《九怀》等。
尽管王褒擅长辞赋，尽管汉宣帝喜欢辞赋，但王褒在汉廷并不得意。
从《汉书·王褒传》看，王褒未留下任何与当时国家大事直接相关的文字，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有所作为。身为谏议大夫，理应拾遗补缺。但在汉宣帝的眼中看来，王褒和张子侨等人仍然是文学侍臣，只能作一些歌功颂德的助兴文章。真有事情需要拾遗补缺，汉宣帝未必肯听，王褒也未必有信心去作。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王褒写下了骚体赋《九怀》。
《九怀》在体制上模仿屈原的《九歌》，内容上模仿的却是《离骚》。全文共九篇，主人公是一位失意的知识分子。东汉学者王逸的《楚辞章句》说《九怀》是追伤屈原而作，观文中有“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可见王褒感怀的不仅仅是一个屈原，而是古往今来一大批忠而被谤的仁人志士。
王褒的感怀，与屈原又有很大的不同。文中的主人公感慨的是“极运兮不中，来将屈兮困穷”“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世溷兮冥昏，违君兮归真”“伤时俗兮溷乱，将奋翼而高飞”“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这样的命运不止是屈原所有，也是王褒自己的遭遇。不同的是屈原在求索无门的时候，可以发而为诗，可以愤而沉江；汉代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思想大一统的时代，则只能曲折含蓄地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他们上天入地，几番挣扎，最终回到原处，把希望寄托于天命垂顾，皇帝圣明：“皇门开兮照下土，株秽除兮兰芷覩。四佞放兮后得禹，圣舜摄兮昭尧绪，孰能若兮愿为辅。”意思是说天门大开，阳光普照下土，为人间扫除污秽，让兰芷那样的鲜花香草能为人们所欣赏。这个时候，凶恶的“四佞”被放逐，夏禹那样的明君应时而生，他继承尧舜的仁德，君临天下，真有这样的君王，我愿诚心实意地做他的辅佐。一个是不肯同流合污，宁为玉碎；一个含垢忍辱，期待未来。态度既有如此的不同，所以《九怀》抒发的虽有对屈原的追思，更多的却是王褒一代人的情怀。
汉代的辞赋作家模仿屈原的楚辞体作品蔚为风气，出现了一批骚体赋作品，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等，以至在辞赋领域形成所谓的“七体”、“九体”。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实与汉代文人的命运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