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体光明，暗室中发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发厉鬼。
——洪应明
太阳是光明的，它普照大地，施惠于万物；月亮是光明的，它皎洁明亮，光洒人间；白昼是光明的，它正气浩然，朗朗乾坤；蜡烛是光明的，它燃尽自己，照亮别人。
做人，也应当是光明的。面如明镜，心如清泉，行如骏马，言如玉石，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古人说过：“人心贵乎光明净洁。”心地光明，襟怀坦白，是高尚的思想品德。一个坦荡的人，必然是一个淡泊私利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忠诚老实的人。
对人，应当坦坦荡荡，不应小肚鸡肠。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不但以文著称于世，而且他那种捐弃前嫌、奖掖后进的坦荡胸怀，更为后人称颂。嘉佑五年（一零六零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身居宰辅，手握重权。在他当朝问政时，他不是用权力来排斥与己不同意见者，而是积极地奖掖后进，为国荐贤。有一次，英宗要他推荐三名可以担任宰相的人，欧阳修同时推荐了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个人不但不是欧阳修的至交好友，反而与他都有过前嫌，有的甚至竭力反对过他。如吕公著在庆历年间曾力攻欧阳修，认为他是范仲淹的同党，为此，欧阳修被贬谪滁州。英宗即位时，曾围绕濮王称为皇伯还是皇父问题，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司马光的观点与欧阳修完全对立，王安石也阐述了自己不能苟同欧阳修的某些主张。尽管如此，欧阳修并不耿耿于怀，却认为他们确有宰相之才，于是一同举荐。时人曾说欧阳修“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于湿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世服其能知人”。
对己，应当襟怀坦白，决不文过饰非。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有一次在电视发表演说，坦诚地讲到了他过去的私生活，只见他声音颤抖，双眼闪着泪花。五十九岁的霍克说：“是的，我对妻子不忠，但那是短时间的、早年的事了。”他说：我与同庚妻子黑兹尔是在十七岁时相爱的，至今已是四十余年的夫妻了。他夸黑兹尔是一位很能谅解人和体贴人的贤惠妻子。霍克此举并未使他失掉面子，相反，却赢得了赞扬。第二天，澳大利亚的许多报纸都以显要版面发表了霍克的谈话，用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霍克承认不忠行为时哭了！》、《霍克勇于承认过失，举动非凡，真是奇迹！》。
对事，要秉公而行，决不鼠窃狗偷。公元七十三年，班超为联络西域各国抗击匈奴而出使西域。汉章帝初年，北匈奴卷土重来时，班超已在西域驻扎十余年，他奋力坚守，英勇反击。卫侯李邑奉命护送使者至于阗，见烽火连天，不敢西进。为掩盖自己的胆怯，遂上书皇帝，言“西域立功不可成”，又诋毁班超“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帝知班超忠心，令李邑受班超节度；而班超却能大度为怀，秉公处事，不留李邑在西域，而将其遣返京师。班超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可以为人师表。
磊落者，真也，说真话，办真事，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虚假的东西，永远是卑微的，无力的，令人生厌的。“贼怕响声鼠怕亮”，对待虚伪者，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将其戳穿，让他在阳光下无地自容。
然而，除伪亦非易事。明朝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用三十年心力，除一个‘伪’字不得。或曰：‘君尽尚实矣。’余曰：‘所谓伪者，岂必在言语间哉？实心为民，杂一念德我之心便是焦；实心为善，杂一念求知之心便是伪；道理上该做十分，只争一毫未满足便是伪；汲汲于向义，才有二三心便是伪；白昼所为皆善，而梦寐有非僻之干便是焦；心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像十分便是焦。此独觉之伪也。余皆不能去，恐渐渍防闲，延恶于言行间耳。’”
当然，吕坤所言，是从严要求，自慎其独，表里如一，无分毫相悖，一般也是难以做到的。不过，一个人要真心求得光明磊落，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