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旅馆的会客室坐下以后，他对我的家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很气愤。他告诉我，几名日籍官员因为虐待我的家属而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而日本当局正在详细侦查，预备偿还我所受的损失。
寒暄了一阵，他忽然说：“我听说你预备写一本书，记述了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在满洲所干的事情，你是聪明的人却做这样愚蠢的事，我实在不敢相信。虽然你是入了中国籍，但你实际上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和日本现在是好朋友啊！你如果作了反日宣传，那你就是做反意大利的宣传了。”
我回答他说：“肯纳先生，日本人用我家人的生命威胁我，强迫我替他们工作了四年半。他们承诺的薪水迟迟不发，但他们却抢去了我至少价值5万元的产业，他们还把我的家属当囚犯一样拘禁了6个月，有3个月的时间竟把我体弱的妻子关入了暗无天日的土牢中。你想，这种侮辱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所能忍受的吗？日本人的诺言，我看来毫无信义；他们的威胁，我也始终不会惧怕。我已经在日本人的手下昧着良心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我感到我有责任来揭露日本人的暴行。我现在为了赎我过去的罪恶，为了替许许多多在暴力之下牺牲的人呼号，我会把真相告诉全世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的这一决定，这就是我的答复。”
我妻子的自述
在我的丈夫乘坐飞机飞向大连后的几个小时内，我就做好了第二天乘火车的种种准备。知道他已经脱险，我很庆幸，我对自己倒不是十分担心，我自己也不感到害怕。只要在24小时之内，他离开哈尔滨不被日本人发觉，他就能走得远远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两个孩子，14岁的女儿琴纳维佛和8岁的儿子意大罗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这一路上我们都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下午2时，我们登上了开往青岛的轮船，我和我的丈夫约好在船上见。正当我们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叫小新义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侦探，带着日本警察走进了船舱。他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并给我看从哈尔滨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命令他逮捕我们，并把我们送回满洲去。我刚看完电报，他就开始搜查我们的行囊，把所有有价值的物件都取了出来。行囊里有1000块钱、665个俄国金卢布、345元美金、两只钻戒、两只别针、两串颈珠、一对蓝宝石戒指、两只金手表，全被他抢走了。他还让我交出戴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当我拒绝他时，他在我的肩上重重地击了两下，骂我是“俄国猪婆”。
我的孩子看到了我受欺负，一面哭着一面骂着要和他拼命。我死死地拉住了我的孩子，生怕他们也被这日本人打。而他若无其事地把抢来的财产藏在口袋中，离开了舱房。
当他忙于搜寻财物的时候，我的女儿悄悄地把她私藏在箱子里的390元积蓄藏进了她的胸衣中。在途中我把这笔钱私下给了同船的一位上海律师，想让他帮我们想想办法，但不幸的是，我们私下的接触被小新义看到了，钱又被抢走了。
这时我的丈夫也到了船上。还好意大罗很机灵，在日本警察还未发觉之前警告了他。10点的时候，我们被送到了日本领事馆，一个日本军官告诉我说，如果我的丈夫不回到满洲去，我们将会被投入哈尔滨的监狱。
我责问他，大连是中国领土，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逮捕我们是违法的。他说：“夫人，你并没有被逮捕，你是我们的贵客。”接着我表示了对小新义殴打我的愤怒，他听后用日语向小新义说：“你弄错了，她并不是俄国人，并且哈尔滨来电说，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会讲几国语言，还是位新闻记者。你最好向他道个歉。”
小新义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用英文说道：“我为对您动了手感到非常抱歉，请您原谅！我以为您是低贱的俄国人呢！”
日本人把我们带到船上，把我们安排到一个三等船舱里。这艘船当夜就往上海方向开去，我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乘客名单上。在青岛丸停泊在上海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一直被锁在这个船舱里。等我们又回到青岛的时候，中国当局派人上船交涉，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们见我们。等我们回到大连，我们就被带到当地的日军宪兵司令面前，日本人24小时没有给我们任何食物。我求了他们很久，他们总算同意我给大连的意大利商人鲁拉斯齐先生打了个电话。鲁拉斯齐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我请求他给我的丈夫发封电报。当时我认为万斯白还在青岛。鲁拉斯齐先生在电报里告诉我的丈夫，我们已经被日本人逮捕了，所有的财物也被日本人抢走了，身无分文，让他寄500日元给我们。日本宪兵司令告诉鲁拉斯齐先生，我的丈夫是因为欠了福托普罗的大笔款项才潜逃的，现在日本方面正在追捕他。
我的丈夫在上海收到了这封电报，立即电汇了400元给鲁拉斯齐先生，托他转交给我。可是日本人强迫他把这笔钱给了他们，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我在大连被关押在牢狱里整整8天，随后我和孩子们被日本人押解回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立即被送进了刑事部的肮脏牢狱中，过了两天，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琴纳维佛和意大罗被送到哈尔滨的外婆家中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被日本军部一个叫坂濑的人做了如下的讯问：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国国民党有联络吗？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你知道他和那些抗日的‘中国匪徒’有关系吗？他逃走是谁泄的密？”
我回答他们，我的丈夫从不和我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也从来不把任何信札或文件带回家中。
9天以后我又被带到坂濑的公事房中，在那里还有一个日本少佐，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他用很好的英文问我：“为什么你的丈夫对开斯普绑架案这么感兴趣？是不是有人要求他去援救开斯普？谁给了他权力让他对外透露这么多消息？他是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在18个月前你的丈夫在外国银行的户头增加了20万美元的收入。有人给你丈夫这笔钱，是想用这笔钱来买绑架小开斯普的那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的人头的。你丈夫在寺庙里会见的前中国军官是谁？是不是这个中国军官已经化装成女子逃走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中国军官的国籍实际上是英国的。他有没有参加哈尔滨的共济会？”
开斯普绑架案早就满城风雨。我便对他说：“开斯普绑架案不仅每一个哈尔滨居民知道，连国际社会都知道了，我的丈夫对此感兴趣也不奇怪吧？”我回答我完全不清楚这些情况。
这位少佐继续说：“你的丈夫在上海的报纸上写反对我们日本和‘满洲国’的文字，你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还想再见他的家属，请他不要再写那些文字了。”我拒绝了。
一直在旁边听着讯问的坂濑暴跳如雷地说：“你真是个刁妇，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日本人是怎样让一个顽劣之徒招供的。”
几分钟后一个俄国妇女，被两个日本兵一人一边架着胳膊，带了进来。看着她，我惊呆了，她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手指血淋淋的，指甲已经完全被拔去了。
坂濑把那妇女往我面前一摔，大声说：“你看！她因为不肯招供，我们把她的头发一根根拔去了。你再看，她的漂亮指甲呢？”
那位可怜的俄国妇女已经面无血色，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中，我想我也快要昏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说道：“你别想吓唬我。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已经自由了。他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别瞎说。他一旦知道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后果会很严重。你最好小心一些。”
日本人让我见识到这个残酷的画面之后，又把我带回了潮湿的监狱中。
这是我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在这段牢狱生活中，我看见许多俄国和中国人，带进来时身体健全，但被带出去后重送回来时，他们浑身血肉模糊，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有的人的腿被打伤落下了残疾，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一位名叫韩玉仪的中国少女，只有16岁，但她已经度过了6个月的牢狱生活。她受过几次酷刑，有两次她的脚被电熨斗烙烧，眼睛被火柴烧伤，当我离开的时候她还没有脱离苦境。还有一位27岁的中国女性，叫曹义梅，他们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脚背用枪弹打成蜂巢一样，但她依然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招认的，他们便近距离地向她的头部开枪，她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了。还有一位苏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监禁中，每天被各种毒刑拷打，她双手的指头都已经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烧过，有时候他们还把她的脚倒悬起来，几小时后把她放下来，再把伤痕斑斑的两手绑住吊起来。日本人看到从她的嘴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了，才把她给释放了。但她从此成了残疾人。
日本人恐吓过我好几次，说如果我再不写信让我的丈夫到满洲来，他们将用各种苛刑来对付我。但他们始终没有对我实行那些毒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意大利人的缘故。
我被囚禁了将近一月后，因为吃不饱，而且晚上都毫无遮盖地睡在潮湿的地上，我变得消瘦，还不时地昏迷过去。狱医便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警长，说如果不改良我的待遇，恐怕我将死在狱中了。医生的警告生了效，日本人从我的家中取来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并且每星期还额外送些食物给我。
在我被拘禁的第88天的早晨，我接到释放的通知，我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住在西伯利亚旅馆，但我还是不能离开哈尔滨。
在我离开监狱的时候，坂濑对我说：“请你写信给你丈夫，让他别在上海的报纸上谩骂我们了。并且再告诉他，我们在上海也有密探，会随时注意他的行为，如果他再和满洲境内的‘匪徒’有往来，我想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
我在西伯利亚旅馆待了三个月。日本警务署长来看过我几次。他现在对我“非常”有礼貌，“非常”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他每次总让我写信告诉我的丈夫--“我现在感觉很好，日本人对我非常好，所以请你别在报纸上再发表什么反对日本人和满洲国的文章了。”
1937年2月18日，我又被召到警局的警长办公室去，因我的身体还未复原，我的女儿琴纳维佛陪伴着我去。这位警长叫荒井，他的翻译对我和女儿说：“我很庆幸地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离开满洲了。到上海见到你的丈夫以后，请你告诉他，他虽然替日本人做了许多工作，但并不能因此原谅他勾搭土匪的罪行。”
我让他还给我在青岛丸上被日本侦探抢走的财物，但他表示不知情。
2月21日，我们离开哈尔滨向大连进发了。我们的亲友听到这消息都很快活，悄悄地祝福了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敢到车站上话别。有几个朋友送了些鲜花放在我们车厢中，但日本宪兵长官把花都扔出去了。马迭尔旅馆的年轻茶房这个时候又上车来，他也是受我们的朋友所托给我送花的。日本宪兵当着我的面给了他几个耳光，把捧着鲜花的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粗暴地推到了火车车厢外面。
2月23日当我们从大连乘船向上海进发的时候，我在船上遇见了6个月前抢我钱财的那位日本警官小新义，我向他追索前次取去的财物，他却冷笑着说道：“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你丈夫犯了这样的大罪，但你还能活着离开满洲。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不要以为已经逃离满洲就安全了，总有一天他会受到日本人制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