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7时，我的朋友悄悄地来找我，跟我说了昨天晚上会议的内容：日本宪兵在逮捕一个潜伏在满洲的中国义勇军的时候，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一封我与他的往来信件，信里写了我们见面的时间地点；福托普罗宣称几次看见我在晚上从寺庙里出来，而他调查到寺庙里的中国人是与中国义勇军有关系的；日本宪兵在军校历史教员李善恒的一个记事本上找到李善恒写下的我的中文名字，而这三个字与我写给上司的是一模一样的。
听完友人所说的一切，我明白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暴露了，日本人的魔爪已经伸出了。“那日本人打算怎么处置我呢？”我问。
朋友看了看我，低头叹了口气说：“会议最后决定三天之后将把你送到齐齐哈尔，然后在路上杀了你，对外宣称你失踪了。”
“我上司的意见是什么呢？”我笑了笑，问。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反而不害怕了。
“你上司为你求过情，说你为日本军部也做了不少事，但他的意见微乎其微。你别管这些了，你必须马上离开。”他着急地对我说。
“我夫人身体不好，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叹了一声。
“无论逃到哪里，总比死在满洲强，你留在这里对你的家属反而有害。这样吧，我帮你把你的家属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你派人来接。你现在还有军职，而且逮捕的命令还没有发出，你还有机会逃跑。你带着你的军事证件赶紧逃走吧。你快到飞机场乘飞机离开，等逮捕令一下，你就根本插翅难飞了。”
听到这里，我不再耽搁，立刻去见了躲藏在城外的C上校，他向我保证他将在第二天早晨把我的家属送上火车，而且会找人护送，绝不使她们在赴大连的途中有任何危险。对C上校交代好后，我又返回家，对妻子和孩子说明了情况的紧急，并把他们送到了好友指定的那个藏身地点。安顿好家人后，我去见了一位老者，也是我在满洲的挚友，他在我临行前叮嘱我的一番话，我至今难忘。
我不敢带任何随身的包裹，但是我的妻子坚持让我的秘书陪我去机场，这样她就可以从我的秘书嘴里得到我安全地上飞机的消息。
一小时半以后，我就已经在飞往大连的途中了。我将在大连与我的家属会合，我们再一起乘船到青岛去。
1936年9月8日的早晨，我上了日本邮船青岛丸，我和妻子约好了在甲板上见。约定的时间到了，我没看到他们，我心里暗暗想，不好，肯定出问题了。我在船上四处找，经过头等舱的时候，我竟然从一间开了门的船室里看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正坐在床边饮泣，我的女儿呆呆地注视着她，而我的儿子正在安慰着他的母亲。我正想欣喜地叫唤他们，我发现两个日本警察站在舱门边。正当我进退彷徨的时候，我的儿子一眼发现了我。他扭过头，立刻用意大利语大声对他母亲说：“快些走，我们全被捕了，他们要用我们来诱捕你。”
听到这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捕的，或许是日本人发觉我逃跑了以后，在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截住了我的家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我们会合的地点。我想马上冲进去救他们，但我知道凭我一人之力，我是救不出我的家人的，幸好那两名日本警察不知道我的长相，也没有看出我的异样。我立刻回到码头上，去报告在码头边巡逻的中国警察，说我看到有一个外国妇女和两个外国小孩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关在船上。中国警察上船去交涉了，但失败了。日本警察没抓到我，我决定坐飞机去上海，到了上海后再想办法营救我的家属。
在我的妻儿被送到日本领事馆之前，他们已经遭到了很长时间的刑讯逼供。他们后来又被带到了轮船上。这艘轮船要在夜间前往上海，它会在三天后回到青岛。尽管中国当局向日方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人不理会他们的抗议。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后来又被送回了满洲。
当天晚上日本领事馆的警务署长和两个日本特工来到我居住的旅馆，试图绑架我。他们借口日本领事希望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立即通知了中国警察。为了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中国警察署长安排了四名警探保护我。他们一直保护着我，保护到我登上飞往上海的中国飞机。
在上海的奔走
我于1936年9月12日到达上海后，立即设法营救我被捕的亲人。因为听说我的上司居然为我求情，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我先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在哈尔滨的那位上司，说明我出走的原因，并请求他给我的妻儿留一条活路。我还写了一封求情的信给哈尔滨日本军事最高长官安藤将军。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日本驻华使馆，但我始终未接到回复。19日我接到了从大连发来的电报：“你的家人在大连被福托普罗逮捕。如果你不在10天之内回到大连，他们就要把她们送到哈尔滨。请你寄500日元给我。你妻子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鲁拉斯齐。”鲁拉斯齐先生是住在大连的一位意大利商人。
在我焦急地四处寻找营救之法的时候，9月20日，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在上海各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我的家属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哈尔滨侵占了我的意大利籍旧同事帕杜万尼和戴尔米思乐的财产，携款潜逃了。在同一天，另外一名特工杜梅又向哈尔滨的报纸披露：我的妻子和孩子被捕的原因是我欠了日本宪兵队希腊探员福托普罗25000元。我是为了逃债才跑掉的。
几天以后，帕杜万尼先生写信给我上海的律师普利美申明：“日本人的这个指控子虚乌有，我和万斯白先生从来没有过财产上的纠纷。”至于我另一位同事戴尔米思乐，更不会对我提起诉讼，因为他在5个月前就已去世了。
9月28日，我又写了封信给哈尔滨的安藤将军与同盟社，警告他如果同盟社再发表各种污蔑我的电讯，我会发起自卫，向外界公布我所知道的日本人的种种罪行，我还说到，由于我的身份，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相信我的话的。我的信发出去的几天后，同盟社污蔑我的电讯果然就没有了。
我在哈尔滨的朋友给我传来秘密消息：臭名昭著的中村和他的两个俄国手下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秘密到上海来了。我朋友给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几天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两条嗅觉灵敏的猎狗在我居住的法租界莫里哀路的房子周边徘徊，我认出了那两个俄国密探的背影。我的一些朋友出面警告了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再出现在我居住的房子周围，他们就会用毒药毒死他们。中村居住在黄埔路的日本领事馆里，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把他搞得灰头土脸。有一天我看到他了。他刚走出一家日本银行，我决定也吓唬一下他。
他刚走出银行，我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挡住他的去路，他的黄脸皮吓得成了绛紫色。他吓坏了，在我面前语无伦次地发誓，他到上海来是为了处理其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打搅我的企图。我给了他同样的警告，正如我的朋友们给他两个白俄手下的警告那样，让他们识相一点，要不然就用毒药毒死他们。
10月中旬，有一个日本人来拜访我，他说他是受了日本当局的委托来和我“商量”的，只要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情报，告诉他们在“满洲国”秘密活动的抗日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名字，就放了我的亲人。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而且我认为满洲根本没有这样的抗日组织。我还警告他，如果不立即释放我的家属，我将公布日本人在满洲的种种暴行。
这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当回事。“你尽管对外发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会造成困扰。”他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会否认。没有人会相信你。”于是我们不欢而散。
在11月初，一个驻在上海的外国领事建议我写信给日本外交部的高官本野子爵请求他的帮助。同时我的律师普利美屡次拜访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但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没有权力去问及“满洲国”的事。本野子爵给我回了信，对我的痛苦深表同情，但他说他在东京也毫无有效的方法。
我整天忧虑着我妻子的状况，我知道她身体不好，长期被关押肯定会对她的健康造成损害。现在通过法律与和平的各种努力已经宣告无效了，我只能决定改变我的方法。这个方法要依靠C上校才能完成。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让他去一趟哈尔滨交给C上校。我的这位忠实的朋友到了哈尔滨，我希望在C上校手下的帮助下，这封信能到达C上校手中。我在信中问C上校，他能不能想点法子救救我的家人，至少想办法把我的妻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她待在监狱里都快要死了。
我这个朋友一到哈尔滨，就开始寻找C上校的手下。C上校的情报员告诉他，C上校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但这些地方都挺难找的。我这个朋友直接去了穆棱，找到了C上校的另外一个情报员。这个情报员告诉了他确切的消息，经过几天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了C上校，把我的信交给了他。
两天以后的11月23日，C上校带领着他勇敢的部下袭击了海林--离穆棱有6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当即俘虏了31个日本人，其中有9个妇女。25日，他通知哈尔滨的日军当局，告知日军当局如果放万斯白的家属安全离开满洲，他就恢复那31个日本“肉票”的自由。日军当局很快来了回复，说他们已将此事汇报给了东京方面，让东京方面来决定。
12月3日，C上校又给哈尔滨日本当局下了一个通知，先释放万斯白夫人，否则他就要枪毙半数日本俘虏了。
第二天，我的妻子便离开牢狱，住到了哈尔滨的西伯利亚旅馆中。虽然她还不能离开哈尔滨半步，虽然她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但她已经从可怕的牢狱里离开，我总算能得到一点安慰了。
双方又经过了多次的谈判，日本人提出，C上校也有一些手下被日军俘虏了，如果C上校放了一个日俘，那他们情愿用两个“匪犯”来交换。日本人就是不愿意放了我的家人。C上校坚持不肯，威胁如果仍旧不放我的家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双方最后商定，当我的家属到大连的时候先释放一半日俘，等我的家属安全到达上海后便释放另外一半日俘。
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后，我亲爱的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日到达了上海。
一个月后，有个叫后藤的日本人，说代表日本当局来拜访我，他说他听到我将写一本关于满洲的书，请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东京方面已经知道“满洲国”日本当局对我与我的家属所做出的不当行为，他们愿意赔偿我的财产损失，我四年来的所有欠薪，他们都愿意如数赔偿。我不置可否，客气地把他送了出去。
6月初，上海快讯社社长佛利特告诉我说，他的朋友肯纳刚从满洲来上海，很希望见到我。肯纳是为满铁工作，是宣传部的高级工作人员，他是美国人，而他的夫人是日本人。肯纳的父亲是丹麦裔的美国人，肯纳的母亲是夏威夷人。
他住在上海最大的一家旅馆，百老汇大厦。在给他打电话之前，我发现很多日本军官还有不少白俄经常去拜访他。我在百老汇大厦的大堂里用前台的电话打到他的客房里，他让我到他的房间里谈，我让他下来和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