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中央银行这样做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从来没有超额需求，也没有不足的需求，需求总是和供给相等的。当经济处于低谷时，是因为生产力较低，这时降低利率来促进消费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看法，并且被世界各国很多学者所接受，但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后退而不是进步，因此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确实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思考方法，即使那些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也比原来更多地考虑供给冲击。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的研究。
记者：您是否想到过普里斯科特（Prescott）会获奖呢？可以说说他的一些事情吗，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去年刚刚转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现在是否有些遗憾？
霍伊特：是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候选人，我也这么认为。我有些惊讶的是他这么快就获得此项殊荣，我曾经认为可能有些人会在他之前获奖。我总是会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我的预测能力不是很好。
美国的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常转校，他们通常不会呆在一所大学。普里斯科特（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之前他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他与基德兰德（Kydland）的合作正是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他也在宾夕法尼亚、芝加哥大学工作过，现在在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教授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并不少见。美国大学的经济系是很脆弱的，有时一个人因为个人原因离开，另一个人想着他都不在了，我也不想呆了；第三个人想，他们两个都走了，我也走吧。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走了。另一方面，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发展，聘请了几位很有名的教授，不只是普里斯科特（Prescott）。我不清楚他转校的个人原因，但是他夏天仍然为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他的生活方式十分令人羡慕，因为亚里桑那冬天很暖和，而明尼苏达夏天又很漂亮，他可以享受两个城市最好的时光。
记者：从2000年开始连续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由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或学习的人获得，下一次还会是这样吗？您认为罗伯特·巴罗教授（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联合主任）有可能获奖吗？
霍伊特：罗伯特·巴罗教授当然是被公认的候选人之一，并且，他的名字总是排在名单的前面。
实际上有很多非美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基德兰德（Kydland）就是挪威人。确实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都在美国读书或工作，美国为他们进行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出生于加拿大，是加拿大人，职业生涯的大部分也是在加拿大度过的。
8年前，我搬到美国，现在在布朗大学教书，我在那里的很多同事都不是美国人。（记者插话：希望您早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您在您的研究领域是数一数二的专家。）谢谢！几年前，诺贝尔奖授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他是印度人，在美国学习过，并在印度、美国和英国工作过。
大约10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莫里斯也是英国人，长期在英国工作，当然还有几位瑞士 人得奖。但正如你所说，大部分奖授给了在美国工作或学习的人。我认为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大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经济学研究的每个领域都有很多人做出贡献，每个人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
我认为大多数诺贝尔获奖者也赞成这一点，他们通常为某个科研团体工作，每个人在其中都做出贡献。所以被选上的人当然是非常优秀的，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没有被选上。有时很难清楚地分别哪些人应该得奖，哪些人不应该得奖。这也是我认为很难判断谁会获奖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有很多的可能性。认为某个人比另一个更好，实际上是很主观的。
二、我不反对保持人民币现有的价值不变，但我相信某个时候中国会对人民币重新定价
记者：您对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有多少了解？
霍伊特：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不是很深。所知道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正在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有很高的投资额，近年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也面临失业问题的困扰。中国加入WTO，将要协商汇率、人民币的重新定价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很粗略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也希望能加深了解。
记者：中国现在还面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现在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您对中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霍伊特：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我想答案依赖于怎样来定义低估（undervalue）和高估(overvalue)。通常我们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在现行汇率下，一美元在美国可以购买的商品是否比转换成人民币之后在中国购买的商品要少，我想答案是很肯定的。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相同美元在中国购买的商品要更多，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也验证了这一点。尽管我在这里的经历很少，没有深入调查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但是做过这方面研究的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那就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而言是低于应有水平的，从这点来说，人民币是定价过低了。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保持人民币现有的汇率呢还是应该有所提高？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还不肯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很快。新加坡、韩国、日本都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的阶段，从初始贫穷的水平逐渐赶超上来，与此同时，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也快速增加。
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原因，对于中国来说，在赶上其他国家经济水平的阶段，人民币的低价可以促进出口，所以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坏主意。当然美国人对此看法不同，不过这样对北美也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从中国进口很多廉价的商品，消费者可以从中受益。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也可以获益。
我不反对保持人民币现有的价值不变，但我相信某个时候中国会对人民币重新定价。如果货币总是贬值，很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现在增长速度很快，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应该会重新定价。
三、在竞争的情况下，你被迫做出改变，结果是每个人都会获益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激烈程度也在加剧，无论是本国企业之间，还是与国外企业间的竞争都是如此。您是竞争和增长的理论方面的权威专家，在目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正处于成长中的竞争力还不强大的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霍伊特：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采用新技术、新的经营方法、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分配方法等等。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赶超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大部分（不是全部）来自国外知识和技术，最有效地吸收现金和技术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并允许外国公司参与本国经济。因为它们带来了管理者熟悉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带来了商业经营的经验。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工作。
外国公司的进入会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可以学到很多，另一方面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我知道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国外投资也带来很大问题。
当时，加拿大的很多大公司由美国人经营，加拿大公司因此有很多抱怨，因为这些大公司给他们到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总的来说，加拿大的经济还是受益很大。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大企业把新技术引入经济，促使加拿大公司成长并且与加拿大本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企业相竞争。
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情况。经营与世界接轨，有助于学习技能和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加强。竞争中可能有些公司会失败，但其他公司会变得比没有竞争的情况更加成功。这就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对不能竞争的人来说可能不公平，但为那些可以参与竞争的人带来的是奇迹。从整个管理环境和政策来看，大多数人从竞争中获益，这就是竞争市场的运行方法。
当然还要加强管理，否则那些想在竞争中得到保护的公司会因此抱怨。从经济史和产业研究可以知道，我在前几次课上也谈到，增加竞争可以刺激增长、创新和技术进步。没有竞争，就没有必要创新，没有发明新工作方法的必要。但在竞争的情况下，你被迫做出改变，结果是每个人都会获益。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带来薪水和收入的提高。
四、落后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首先是纯粹复制，然后有所创新，最后成为领导者
记者：前不久，我采访了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米歇尔·博俊(MicheleBoldrin)教授，他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严了，影响了经济的创新和增长。您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和他有些分歧，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吗？知识产权方面是不是真如他所说太严了，是不是应该放宽一些？或者理论上阻碍经济了增长，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霍伊特：我知道博俊教授的观点是：美国的专利局应该废除。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来鼓励人们创新，发明新的技术思想和产品。专利制度确实并不完善，但却是我们所知的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制度。我同意美国的专利制度可能是有些过分了，给太多的物品专利，并且专利保护可能达到对创新造成伤害的程度。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专利权来威胁那些准备参与竞争的人。比如你想生产一种和微软生产的类似的软件，你将面临被起诉侵权的威胁。你有可能获胜，但是你的法律诉讼花费可能很高，即使赢了可能也不值得，而这对微软来说没什么，微软是很富有的公司。这是过于严格的专利制度的一个弊端。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依赖于进口技术的国家来说，发明新技术并不是很重要。他们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已经采取而本国还没有引进的新技术，这应该也是中国很多产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有很大空间来学习其他国家已经掌握而中国没有的经营方法、生产产品和工艺流程。当然你为了获得技术所付的代价越高，发展就越困难。
从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落后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首先是纯粹复制，然后有所创新，最后成为领导者，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和开发。东亚四小龙是这样，例如韩国和日本，日本的产品最初劣质和廉价，经过转变，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直到成为电子行业的领导者。人要先学会走才能学会跑，对一个学生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家，你必须先学会其他人所作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同样如此，甚至对于美国也是这样。我所居住的地方离18世纪末美国工业革命产生地SladerMill很近。
SladerMill是美国首家机械化的纺织厂。创办这家工厂的Slader先生，为英国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有法律义务不向别人泄漏该公司如何生产纺织品的技术秘密。后来他从英国移民到美国，违反了这个协定，创办了Slader纺织厂，这就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所以即使是美国也是从引进技术开始的。
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对于一个处于高发展水平的国家有好处，对于低水平国家的某些产业也有好处，因为你想在这些产业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从总体来看，在发展的初期，你更希 望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这样，你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别人的好主意。你最初复制它们，然后做得更好，最后可以达到世界技术前沿，这就是我的看法。
五、央行想要稳定利率，如果存在超额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加强这种超额需求，使通货膨胀加剧记者：您早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即如果中央银行为稳定利率波动所做的努力过多，可能会无意间使其他重要变量发生波动，比如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这个问题，您可以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理论框架吗？
霍伊特：这实际上是很早的理论，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这种看法与宏观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协调有关。我相信中央银行在使需求和供给相协调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央行想要稳定利率，如果存在超额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加强这种超额需求，使通货膨胀加剧。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意味着人们愿意花费的比经济能力所能够供给的要多。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如果利率保持不变，人们消费的意愿会更强。通货膨胀率越高，人们越愿意现在去购买消费品而不是等到未来，这就像火上加油。我在研究中发现，央行应该遵循的法则是，当通货膨胀率开始升高时，提高利率，并且提高的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这就是“泰勒法则”。
六、提高教育水平和鼓励新企业的产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好方法
记者：您的另一个论断是，失业不是由工人自愿拒绝工作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宏观协调失败，这是工人很难控制的。理解这种协调失败的关键是自我实现的预期。如果公司对未来销售的预期很差，他们会担心未来产品卖不出去而不愿意雇佣工人。由于缺少工作，人们的花费会相应减少，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销售的悲观预期。是这样吗？对于现在中国的失业工人来说，按照您的理论，他们别无选择。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