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莎士比亚的艺术风格
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不朽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莎士比亚也不例外。
从总体上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有机地融合成为一体。300多年来，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们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许多东西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一致，从而对他的作品产生认识和情感上的共鸣。
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本质特征。莎士比亚认为“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因此，莎士比亚的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实性是他遵循的根本原则。莎士比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熟悉皇家的宴乐、舞会和盛典的各种礼仪；知道贵族们如何决斗，法官们如何判案；他了解高利贷者如何放高利贷，酒店妓院如何经营；他甚至连驴爱吃豌豆、黄鼠狼爱吮鸡蛋、公鸡报晓时挺胸凸肚的模样都很了解。这些源于生活的材料写进作品，必然会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
由于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政府有严格的戏剧审查制度，所以莎士比亚反映现实常常不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而是通过描写英国历史上的事件或借用古希腊罗马以及意大利的故事来反映当代的现实。
《裘力斯·凯撒》中描写的罗马分明不是罗马，而是伦敦，甚至伦敦市民欢送爱塞克斯伯爵出征的场面也出现在剧中。《科利奥兰纳斯》中群众由于饥荒在街头闹事的场面，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英格兰中部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暴动。总之，正如恩格斯青年时代写的《风景》一文中所指出的：“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伐尔，——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他所描写的怪僻的平民、自作聪明的教书先生、可爱然而古怪的妇女们的故乡merry England（快乐的英国）；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
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又是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他常常以诗人般的激情，抒情的笔调和浪漫的风格，歌颂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一点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尤为突出。我们不会忘记《威尼斯商人》中那块充满友谊与爱情的乐土——贝尔蒙特，《仲夏夜之梦》中的那个动人的神话世界。莎士比亚常把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相对照，以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皆大欢喜》中，一边是现实世界的丑恶与残酷，一边却是亚登森林中迷人的田园风光。《暴风雨》中，那个充满精灵的荒岛无疑是莎士比亚头脑中的理想国。
莎士比亚戏剧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贝特丽丝、鲍西娅、福斯塔夫、麦克白、罗密欧、朱丽叶、哈姆莱特……提起这些名字，我们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夏洛克吝啬、狠毒，却又有被欺侮、值得同情的一面；麦克白野心勃勃而又良心未泯；哈姆莱特决心担负重任却又常常耽于思考；奥瑟罗勇敢正直但又轻信嫉妒。这些人物的性格都不是单纯的，他们都是多重性格的复合体。这正是莎士比亚深刻观察人性的结果。
莎士比亚运用各种方法去刻画、塑造人物，内心独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它除了具有介绍情节的作用之外，还能直接地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给观众，推动情节迅速发展。哈姆莱特著名的六大段内心独白，李尔王醒悟之后的呼告，麦克白杀人之后内心的恐惧的呼喊等等，这些都对塑造人物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理解人物的一把钥匙。
莎士比亚笔下的许多人物的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还是发展、变化的。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譬如麦克白一开始是个英勇善战、正直善良的人，当权势欲吞噬了理智，野心无限膨胀之后，他逐渐变得冷酷、残忍，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的深渊。整个灵魂毁灭的过程令人感到震惊，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丰富性历来被人称道。莎剧中一般都有两条或多条线索平行发展或交错进行，有的主次分明，有的互为补充，彼此衬托。这使得剧中的人物、事件以及矛盾冲突变得丰富和复杂，容易取得生动的戏剧效果。如《威尼斯商人》中有三条线索，《哈姆莱特》中也有三条复仇线索，《李尔王》中有两条线索等等。但这多条的线索又总是为一个共同的主题服务的。
在16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戏剧一般都是用诗体写的。大学才子马洛采用了无韵诗体，并大大提高了无韵诗体的表现力，以夸张、壮美、气势宏大的语言适应了文艺复兴时代戏剧创作的需要。莎士比亚继承了马洛的无韵诗体，同时又注意到马洛的这种风格的不足：只适用于在堂皇、庄严的场合，表达严肃、高尚的情感。莎士比亚将无韵诗体做了重大改造，使诗歌语言真正变成了戏剧语言。他不受音节限制，使语言节奏服从于动作节奏，服从于人物的情绪变化，并且在用词和语气方面口语化、日常化。
莎士比亚的语言形象、生动，大多来自于日常生活，赋有极强的感染力。例如，奥瑟罗把苔丝狄蒙娜的肌肤想象得比白雪更皎洁，比石膏更腻滑；他把生命比作灯火，把沉睡的苔丝狄蒙娜比作一朵蔷薇；面对死去的苔丝狄蒙娜，奥瑟罗的眼泪“就像阿拉伯胶树上涌流着的胶液”。
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戏剧中的许多句子后来都变成了英语中的成语和常用的警句。
二、莎士比亚风
莎士比亚已经逝世300多年了，他的作品却一直温暖、愉悦着亿万人的心田，给人们以极大的艺术享受，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几百年来，各个不同的民族都用各自的语言赞扬过莎士比亚，历代的大作家们几乎都将莎士比亚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
早在1598年，莎士比亚才30多岁的时候，一个名叫佛朗西斯·米尔斯的人写了一本名叫《智慧的宝库》的书，书中就多次提及莎士比亚。他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的两首叙事诗，称“奥维德那甜美的、机智的灵魂也正活在音调柔美的、香甜如蜜的莎士比亚身上。”他称莎士比亚的语言是完美的典范，他评价道：“要是文艺女神缪斯们会讲英语，那她们会用莎士比亚那优美的语言讲话……”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戏剧家本·琼生虽然曾多次指责、批评过他，却也说过这样的话来评价他：“得意吧，我的不列颠，它拿得出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清教徒是强烈反对戏剧演出的。但17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弥尔顿却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在他年轻时，曾专门写诗赞美过莎士比亚。
17、18世纪的一些古典主义作家，如德莱顿、蒲柏等人虽然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感到不满，仍不得不赞美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德莱顿语）。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在戏剧上推崇古典主义，因此他在《塞米拉米斯》一文中称不符合古典主义规则的莎士比亚是个“喝醉的野蛮人”，但另一方面又说：“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外，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这样赞美莎士比亚：“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我读完了第一部，我就像是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目看到了光明……”
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更是风靡全欧洲。雨果、斯汤达等人在与古典主义作斗争时，都高举莎士比亚的大旗。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都将莎士比亚视为浪漫派诗人的最高典范，给予无以复加的赞美。雪莱、济慈等人也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18、19世纪的大作家伏尔泰、雨果、席勒、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雪莱、普希金、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对莎士比亚进行模仿，在作品中留下莎士比亚的影子。
马克思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也常常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例子。到了20世纪，莎士比亚在国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更加突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莎学批评流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剧舞台艺术。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新兴的学科都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使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价值。
现在全世界有众多的莎学研究机构，每年都举行世界性的莎士比亚研究会议，会上学者们宣读论文，交流思想，共同促进莎学的发展。全世界还有各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刊，莎士比亚图书馆等。日本1997年还在丸山建成了一座莎士比亚公园，在公园里仿造了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镇。在人类文化生活中，一个作家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少有的。
从18世纪起，几乎所有的大音乐家，贝多芬、柏辽兹、李斯特、罗西尼、瓦格纳、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都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题材创造过音乐作品——歌剧、舞剧、幻想曲等。
在中国，莎士比亚是中国人民最熟知、最喜欢的外国古典作家之一。早在19世纪下半叶，莎士比亚就被一些外国的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起初莎士比亚的名字有各种不同的译法，直到梁启超用了“莎士比亚”这个译法，“莎士比亚”才成为通用的译名。1904年，林纾和魏易把英国19世纪散文家兰姆姐弟编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翻译出版，题名《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这个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广为流传。
莎士比亚的戏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以白话文和剧本的形式翻译介绍过来。1921年，田汉翻译了《哈姆莱特》，1924年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后，莎剧的中译本便不断问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翻译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莎剧。我国现在的最通行的散文译本，就是由朱生豪先生在1935年—1944年间完成的。他在身体病弱、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翻译了37部莎剧中的31部，是所有莎剧翻译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他的译本为莎剧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据统计，《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改编成电影达19次，《哈姆莱特》被改编成电影也达17次。
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莎士比亚作品中洋溢的乐观向上的人文精神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我们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让我们热爱莎士比亚吧！
三、雨果评莎士比亚
有人说：“莎士比亚既无悲剧、又无喜剧才能。他的悲剧是人为的，喜剧仅仅凭着本能。”又有人确认这判决：“他的悲剧靠炫弄技巧，喜剧发自他的本能。”还有人怀疑他的独创性。莎士比亚是“剽窃者”；莎士比亚是“文抄公”；莎士比亚“毫无创新”；他是“插上别人羽毛的乌鸦”；他偷窃了埃斯库罗斯、薄伽丘［薄伽丘（Boccace，1313—1375），意大利作家，著《十日谈》］等人；他照抄了《李尔王真史》的作者无名氏……《哈姆雷特》非他所作；《奥瑟罗》与他无缘；《雅典的泰门》另有作者。他什么也没写。有人在他的名字上做文章，借双关语贬低他，还把他说成如洪水猛兽般可恶。“乌鸦”已不足泄愤，于是将他升格为“猛虎”，形容他为“人皮兽心”。
有人这样评判《奥瑟罗》：“这篇寓言的道德教训极为有益。它告诉贤妻良母务必看守住细软衣物。”此人收敛起笑容，认真看待起莎士比亚来。“观众从这种诗歌中能得到什么积极有益的东西？这种诗歌有何用处？只能误导我们的常识、扰乱我们的思想、搅昏我们的头脑、败坏我们的本能、干扰我们的想像、腐蚀我们的趣味，并且使我们的脑中充满虚荣、混乱、叮咚的声响和胡言乱语。”这段话付印于莎士比亚死后八十年，即1693年。所有的批评家和内行均众口一词。
对莎士比亚千篇一律的责难有以下数例：文字游戏、一语双关。不真实、荒诞、荒谬、淫乱、幼稚、夸大、言过其实、胡吹。做作、悲天悯人。追求概念、文体做作。滥用对比和比喻。不必要的精雕细刻。不道德。写给下等人看的。不恤工本讨好群氓。以恐怖为乐趣。毫无风度。毫无魅力。过犹不及。聪明过头。谈不上聪明。冒充伟人。硬充好汉。
某勋爵有道：“这莎士比亚又粗鲁又野蛮。”德莱顿［德莱顿（Dryden，1631—1700），英国作家］也说：“莎士比亚无法理解。”一位德国批评家服了他，声称：“莎士比亚脑中充满滑稽笑料。”莎士比亚的门徒本·琼森［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戏剧作家，得益于莎氏］自己叙述道：“我记得喜剧演员们称赞莎士比亚，说他的作品一行也不涂改；我答称：上帝保佑他涂改一千行就妥啦！”后来果然有的版本大加砍伐。伽里克［伽里克（Garrick，1717—1779），英国著名戏剧演员］就演了此种版本的《李尔王》。前面提到的勋爵又说：“《奥瑟罗》是一出血腥而枯燥的闹剧。”琼森更进一言：“《裘力斯·凯撒》是一部冷冰冰的、无从感人的悲剧。”《麦克白》中的巫女，被形容为“构成一幕出乖露丑的戏。”还有人说：“莎士比亚的滑稽太粗鲁，并不引人发噱。那是毫无智慧的闹剧。”末了，蒲伯［蒲伯（Pope，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竟在1725年悟出了莎士比亚写戏的动机：“这就叫‘卖文为生’！”
伏尔泰则对莎士比亚有几分惊恐，在提到英国人奉其为索福克勒斯之后，又写道：“……在《哈姆雷特》中，掘墓人一边掘墓一边饮酒，唱着轻松闹剧的小调儿，朝着死者的头骨开下流玩笑，其庸俗正与他们的行业不相上下！”他的结论是：“整场戏愚不可及。”他形容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为：“明明是可恶的闹剧，却非称之为悲剧。”于是宣判莎士比亚“糟蹋了英国戏剧”，算是最后结论。
某作家到法国瑞士边境伏尔泰的寓所拜访。伏尔泰躺在床上，手持一本书。他蓦然跃起，将书抛开，把两条瘦腿伸到床边，大喊：“您那位莎士比亚是个蛮子！”客人应道：“他可绝不是‘我的’莎士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