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本名朱由检，他的即位似乎很有些偶然性。先前，他的哥哥天启帝朱由校卒后，因为没有子嗣，作为陛下唯一的弟弟，崇祯便被众朝臣拥为了大明的第十六代皇帝。但是，此时的朝政仍把持在奸党魏忠贤一伙之手，甚至严重威胁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生命。此前还只是信王的朱由检，自然了然于心。因此，在宣布信王即位之后，朱由检便由信王府搬入了大内，竟不敢食用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里偷偷带来的干粮，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天。宫中的险恶由此可见一斑。身处险境，崇祯显露出了与他实际年纪很不相称的成熟和老到，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由稳住局势虚与委蛇，慢慢剥离分化魏党的实权，到最后铲除一网打尽，前后数月日夜谋划，一气呵成非常漂亮，手腕之老练行事之果断，令后人频频称道。别忘了，这时的皇帝还刚刚十七岁。崇祯皇帝的开场，算是赢得了满堂红。
然而，崇祯的悲哀是他所处的时代为其带来的。要是在和平年代，没准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兴明君。只是他生非其时。明朝的历代朱姓天子中，除了最先的二位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似乎没几个说得过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有喜欢当木匠干手工活的，有喜欢封自己为什么将军、什么侯的，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有喜欢自己乳母的，有长达几十年不上朝不见臣的，有贪恋“长生术”死于红丸的，有因要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真是一蹋糊涂到了极点。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加上东南倭患，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等到崇祯即位时，明朝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翁，病入膏肓，千疮百孔。没有一个朝代，竟如此多地集中出现一个政府要面对各种危机的，既有历史遗留，也有新发病毒，每一项都是切肤之痛，每一项都可致其于死地。
崇祯的十七年，就是一部内外战争的十七年。他不断地试图扑灭农民起义的战火，有时用剿有时用抚，好几次都功败垂成，最后还是让李自成和张献忠东山再起。越是剿越是征粮、征饷，再加上地方官的搜刮，逼得更多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铤而走险，唯有造反，成了恶性循环。直到最后，他的王朝连同他本人山穷水尽，只好覆灭。
再是崇祯的性格因素。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崇祯“求治太急，用刑太严”，而且首鼠两端，疑心太重。本来，明朝政府对农民军的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承畴、孙传庭、陈奇瑜、卢象升、熊文灿等，都曾有过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孙传庭在潼关大败起义军，并成功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陈奇瑜曾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部队逼入车厢峡，险些让他们困死其中；卢象升在滁州取得大捷，让起义军尸横遍野；熊文灿追得起义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亦在其中。更有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等大将，他们左冲右突，不断打击造反势力。本来，朱明朝廷要想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并不是毫无可能；但就是崇祯皇帝的过于性急，暴戾多疑，反倒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农民军。明军将帅稍有败绩，结局非死即贬。就这样，众多栋梁之才损失殆尽。孙传庭入狱，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随着一个个将星的次第陨落，注定了朱明灭亡的命运。
崇祯在位仅十七年，前前后后却换过五十位内阁，十四位兵部尚书。被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十一人；还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些都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而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四十五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整个明朝大臣数量的十分之一。无法得知，在这些大臣中有多少人是该杀的。但是仅据有记载的历史，被崇祯枉杀的便不在少数，这里面就包括唯一打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着名将领袁崇焕。到了后来，他除了身边的宦官外，朝臣是根本不信任了。朝鲜的史书上为此评论道：“不信士流，而信内臣，驯致祸乱，为千古烱戒。其失在于不知人，而非士流之罪。”因此，崇祯也许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洁身自好可以，驾驭属下则明显拙劣。
再说李自成。他原出身农民，本在舅父老闯王高迎祥手下为将，舅父被俘就义之后，被公推为新闯王。后来，在明朝政府的残酷镇压下，一度被迫躲进商洛山中，但李自成同志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打出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旗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山再起后，他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洗去了农民军固有的匪气，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势，目标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龙宝座。他占洛阳，斩福王，破襄阳，取武昌，一路奏凯，并在西安正式称帝，国号大顺。称帝之后，李自成又一路东进，仅在宁武受到沉重打击，其他重镇如宣大等，均传檄而定。终于在崇祯十七年，他焚烧了昌平明十二皇陵，占领了北京城，推翻了明朝。需要指出的是，从客观上来讲，他只是逼死了明朝的皇帝，而要说是推翻了明朝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应该说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所起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臭名昭着的土地私有制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到李自成的闯王部队，几乎所有英明的农民起义领导，都提出过种种类似的口号。但是，要说真正是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唯有李自成一人。他的“均田免粮”口号，直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要害。但是，为什么他最终功败垂成，空留遗恨呢？
一来农民起义军内部纷争，搞窝里反，不齐心。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分为好几支，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支：李自成领导的闯军、张献忠领导的陕西军和罗汝才领导的曹军。这三支军队虽然都是农民起义军，但其中的关系却很微妙，彼此常常勾心斗角，暗中防备。他们从自身的小利益出发，于是有时合在一起，有时又分单独开。在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世俗关系下，谁的力量强盛谁就是老大，而力量弱小的便只有挨打的份。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怪异现象：当李自成兵败潼关南原时，便去投奔张献忠；当张献忠被左良玉打败时，便去投奔李自成；而第三位罗如才，他就像墙头草一样，哪边有风便往哪边倒，他先是同张献忠在一起，后来又与李自成搞到了一块。
二来李自成集团虽征战多年，仍然属于“流寇”，占过很大的地盘，却没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后院，即使刻意经营过的晋、陕、豫，很多地方也是在势力扩张时勉强地派一些忠诚度有限、还需要力量监视的降官来镇守。
三来李自成集团缺乏真正的人才。我们知道，一个有前途的集团必须文武兼备，文用于定国策，武用于打天下。像刘邦有张良、韩信，朱元璋有刘伯温、徐达，最不济的刘备还有诸葛亮和五虎上将。而李自成这里的文人，净是些官场失意的举人和江湖术士，诸如牛举人牛金星、江湖术士宋献策等。他们或是节操不佳，遭遇险恶环境便逃之夭夭的半吊子书生；或是打卦算命糊口的江湖骗子。这些人的水平都不高，无法透视全局，根本不可能给整个集团提供科学的、宏观的、建设性的规划。而武将如刘宗敏、田见秀、高一功、李过、袁宗第等，虽然打垮了熊文灿、孙传庭、杨嗣昌、洪承畴等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明朝将领，但看不出谁特别善于思考。
随着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大顺政权建立后，李自成义军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质变，并对李自成的干部队伍提出了全新的需要。但李自成集团却未能很好地顺应。随着一些见风使舵、投机倒把的明朝官员倒向李自成，这些降将未经充分改造，其投降多迫于形势，忠诚度仍待培育。如果义军的进攻不受任何挫折，中央政权顺利建立并迅速巩固，他们也会听天由命，与新朝合作，否则，这些人很快将另投门庭。
客观地说，若大明朝不是积重难返、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话，起义军恐怕还真动不了大明的根基。再加上对吴三桂的招降失败，对满清力量的认识不足，李自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说林丹汗。林丹汗活跃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元朝崩溃以来，继也先汗之后，达延汗统一了蒙古。林丹汗就是他的直系子孙土蛮汗的嫡系曾孙。土蛮汗死后，其长子卜言台周，也就是林丹汗的祖父继承了汗位。1603年卜言台周死去时，其长子即林丹汗的父亲却已经早先去世了。于是，林丹汗在次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继承了蒙古汗位，当时年仅十三岁。
虽然林丹汗出生于蒙古世家中的名门，在当时的家族门弟最高，但由于游牧社会的特点，只要实力不佳或领导不得力，整个部族就会急剧陷入窘迫。实际上，在林丹汗祖父卜言时代，就有过因气候不好牲畜减少而造成贫困的事例。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虽然也出生在名门世家，他的父亲一死，其部族便很快解散了，只留下了家族。当时他甚至常常为吃不上饭而发愁。林丹汗倒还不至于惨到这个程度，史书也记载他少时贫困。而当时的林丹汗所能支配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小集团，察哈尔部本身也是势力分散而各行其是的。处于最高家族地位而对部族成员有领导责任的林丹汗，却反倒是最孤立的。
但成年后的林丹汗还是有所作为的。在几年当中，他团结了若干下属首领，联合了部族内的几个集团，把它们组编成了联合军。在游牧社会中，这种个人的能力和力量一旦得到尊重和承认，他的集团就有迅速发展壮大的可能。
作为蒙古共主的林丹汗，历史当然地赋予了他统一蒙古各部，使自己民族统一、独立、发展的使命。面对新崛起的后金及明王朝的强大压力，林丹汗权衡利弊，首先利用明政府怕后金强盛的心理，来取得明朝对自己的支持，发展蒙古势力。同时，林丹汗又暗中联合后金“制明”以自强。林丹汗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趁火打劫，在明与后金的矛盾中巧妙周旋，求得生存、发展与强盛。林丹汗辉煌之时，曾拥有“蒙古八大营二十四部，士马强盛，横行漠南”。但是，随着时势的发展，林丹汗之察哈尔蒙古逐渐衰弱。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内部的纷争。林丹汗统治下的漠南蒙古诸部，对后金的态度本来就有两种意见，一是争取明朝的支持，同后金抗衡；一是希望归顺后金，得到后金保护。内部意见不一，加上林丹汗对各部族欺压太大，使部众纷纷逃离自己，终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皇太极则以“满蒙一家”相号召，团结笼络各部，会集蒙古诸部兵三征林丹汗。
林丹汗面对实力远胜己方的敌军，万般无奈，于是将归化城全部人畜十万驱赶在侧，准备渡黄河而西逃。但其部众面对大势已去的大汗，知道已无法依靠，便十之七八先后在途中分散而去。林丹汗惶惶如丧家之犬，迢迢万里逃奔至青海，两年后在青海境内的打草滩病死，郁郁而终。也许，他在临死前亦会和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那样，委屈地哀叹“朕不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们都努力过了，不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但是，他们那有限的才干，都无法使自己重现祖上的荣耀，只能志大才疏，徒呼奈何。
蒙古帝国和明帝国断断续续争斗了长达两百多年，各有胜负，但是谁也没能消灭对方。最后他们先后均为满清所灭，而且是在相差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自然的选择是残酷的。同样的道理，历史的淘汰也是毫不留情的。性格决定命运，崇祯和李自成都输给了自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崇祯与李自成的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才给予了皇太极入主中原的机会，给予了大清朝主导历史进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