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后金崛起的话题时,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这是任何一个王朝在崛起时都会出现的命题,也是历来史学家和无数仁人志士所苦苦追求的解答历史兴衰的钥匙。客观地讲,时势和英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即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时势就好比客观环境,英雄就好比一个种群的优胜者。时势造英雄就是指在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出现动荡的时候,某种群的佼佼者(英雄)脱颖而出,成为顺应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英雄产生以后,对时势又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进化论观点来看,这是物种选择、优胜劣汰的体现。如在一个部落联盟内部出现了内乱,一个胆识过人的英雄出现了(时势造英雄),他停息内乱,统一联盟(英雄造时势)。但又一个问题就会应运而生:那么,这个时势是怎样出现的?为什么这时候一定会产生英雄呢?在这里,我们结合后金的历史暂且分析一下。
众所周知,后金的崛起,紧紧地依赖于一个英雄的出现,那就是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是怎么“炼”成的呢?在说他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
伟大的儒学导师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力倡改革开放的魏源也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而在努尔哈赤时代,中国历史又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边缘。首先看一下国内,当时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初年,张居正时代还比较有作为;张居正去官之后,万历帝独掌政权,却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他怠于临政,废除经筵,朝夕宴饮,甚至郊庙祭祀都委人代行,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万历帝还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利用皇室特权,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君臣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万历的儿子也就是泰昌帝,亦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猝然而亡,号称“一月天子”。紧接着是天启十六岁做皇帝。那天启就更荒唐了:魏忠贤当道,还有客氏,搞得明朝上下鸡犬不宁。一个皇帝昏庸并不可怕,两个皇帝胡闹也尚可理解,三个皇帝一起捣乱,分明是想彻底搞垮朱家的江山不可。
再看一下周边态势。当时的世界,俄国还未东越乌拉尔山,已到了澳门的葡萄牙“红毛鬼”并没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遭遇兵败。在东面,朝鲜内乱外祸,衰落不堪;在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在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而在女真内部,一方面因受到明朝的欺压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自己也打得不亦乐乎。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大朝式微+内部纷争=英雄出世”的公式,似乎上下通用。
历史给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需要一个真正英雄人物的出现,才能够抓住这个良机。王杲、阿台之辈,虽然也生逢乱世,然而却身败名裂。因此关键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努尔哈赤。他自身的优点,最基本的无外乎以下两大方面:
“多才多艺,自我修养。”
先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是第一位的。上文书中已经说过努尔哈赤的种种经历,如经商、从军、当小贩等,这不仅使他长了见识,还精通了几门“外语”。特别是汉语,听和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头脑,更要有真功夫。当时,女真人尚在童年时期,作为生活的必备本领是长于骑射,童子们手持“木弓柳箭”,成年人习射“角弓羽箭”。而努尔哈赤则经过了常年累月的苦练,成为卓越的骑射能手,蝉联多次射击比赛的冠军,这样才能使人信服。
并且,努尔哈赤通过后天努力和自学成才,掌握了一整套军事战术思想和指挥技巧。这使得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的前半叶,不仅是中国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之一。统帅这支军队,努尔哈赤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乌碣岩、哈达、辉发、乌拉、抚清、萨尔浒、叶赫、开铁、沈辽、广宁和觉华岛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萨尔浒、沈辽、广宁和觉华岛六大战役,是他最精彩的大手笔。他在军事战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等多项计谋,体现了高超的领导智慧。
“韬光养晦,隐忍负重。”
努尔哈赤要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必须兼并女真甚至蒙古诸部,以形成强大的综合力量,而这正是明朝所绝对不允许的。虽然朱明这时已经走在了日薄西山的末路上,但是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它的势力仍然还是很强大的,泱泱大国,雄居东方,自己无法与之正面抗衡。然而,他又绝对不能服从其管制,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正是努尔哈赤在兴起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具有无穷智慧的努尔哈赤,还是找到了一条巧妙的解决办法:极力树立起自己坚定忠明的“良好形象”。在表面上,一贯忠于大明,处处装成顺臣、良民的模样,唯命是从;背地里,却又不断搞小动作,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他既要向既定的目标勇猛前进,又绝不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努尔哈赤最为高明的一招,就是他在打着“拥明”的旗号下,只进攻尼堪外兰,且只声言“复仇”,而毫不追究明朝的责任。所以,明朝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不好干涉。实际上,他是以此为契机,悄悄开始了一场扩大己身、兼并诸部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借助了时机以后,英雄又会不失时机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也是“炼”成后金必要的工序。
创建八旗,建立兵民一体制度。
如果说,创业初期靠的只是领导的个人魅力;那么,当组织扩大以后,就要靠一套完备的制度保障了。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怎么把大家有效地组织起来?怎么让军队高效地运作起来?这些都是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明朝中原汉族地区,有省、府、州、县,底下一直到乡里,连村级还有保甲制度。但是,这套在农耕地区适用的制度,却无法适应女真族的实际,而且更不适合作战。努尔哈赤参考了古今大量书籍,查阅了各地的文献资料,终于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妙措施:以旗统人。
女真族也许别的手工艺不会做,但是旗帜还是会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努尔哈赤于是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为基本单位,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每五个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称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设固山额真(后称都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们初设四旗,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们又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加四旗,即在原四旗的周围镶边,将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这样以来,就共有了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统称为八旗。
此外,为精简组织结构,避免出现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减少行政审批的流通环节,从而提高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简化老百姓报户口、缴税赋等办事手续,这样就既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更能够保证官员的清正廉洁、勤快高效,努尔哈赤决定,将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二为一,用一套人马来管理两套班子。八旗制度规定,“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这样,努尔哈赤就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之一;并以八旗体系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都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创制满文,发展民族文化事业。
满洲一直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当时,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系由高薪聘请来的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或满文书写。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两人,借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拼写满语,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若干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将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特定字母。于是满文成了清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清定鼎北京后,满文又与汉文共同作为官方文字。满文通行后,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到了西方。所以,满文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现今世界尚存满文图书一千余种,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
创建基地,完善各项政策措施。
若要成大事,必先立根本;若要立根本,必先建基地。尤其是游击战争,必须要有牢固的大后方,这才能有发展的余地。“闯王”李自成(包括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农民起义)一辈子只闯不建,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流寇”,最后难免导致失败。可是努尔哈赤不一样,他在北方统一海西,在东方结好朝鲜,在西方对漠南蒙古采取联姻、赏赐、会盟、尊重喇嘛教等友好外交政策,在南方又对明朝实行“两面派”,因为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懂得巩固后方基地,所以势力日渐强大,羽毛逐渐丰满,条件不断成熟。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模式,建立后金,登上汗位,年号天命。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努尔哈赤从此有了一个巩固的革命大后方,以支持其天下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这个在赫图阿拉建立的金政权,为区别于过去的金国,史称后金。《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努尔哈赤创建、巩固并发展了满清基地。
在政治制度方面,努尔哈赤相对比较民主,大力推行“议会制”。他自立为大汗,下设小规模的“参议院”——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即各旗旗主;又成立了“政治局”,设立了九位常委——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
在经济政策方面,努尔哈赤大力建造产粮基地,以解决老百姓的基本温饱;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使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后金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
在社会文化方面,后金也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由此,努尔哈赤便完成了由小生产者向大封建主的蜕变,“经始大业,造创帝基”,成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后金也就这样在他手中一步步由矿石炼成了一块足赤的黄金。